“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
在《先生》一书的后记《我看十大先生》一文里，邓康延用这样的文字，写下了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
在我眼里，邓康延老师自己，也是一位秉烛者，试图为今人照见真实繁复的历史图景，照见那些隐没在暗处的熠熠光辉，为稀缺的美好精神招魂。
有很多人认为邓老师是出于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去记录文武民国，思考当代教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不过我私下认为，对于邓老师而言，与社会责任感同等重要的，是他对历史，对社会的孩子般的好奇心，以及由此产生的孩子般的“任性”和倔强。一些访谈及他自己的文章里提到，为了拍《先生》，辞去《凤凰周刊》主编，被上司评为“太孩子气”；明知某类题材会触碰某种不可言说的禁忌，即使拍成了纪录片也无处播放，却仍一意孤行；因为作品被剪辑删改，他致电电视台，据理力争……想想很多同时代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禁感慨：邓老师实在是个不识时务的“坏孩子”。但也正是这种带着点“匪气”的“孩子气”，让他克服了孤单、无助、无力感，制作出那么多感动、启发了无数人的纪录片，也正因为这种孩子气，已近耳顺之年的邓老师，依然有着孩子般的热情和光芒。
真正见到邓老师的机缘，是因为《先生》。这一次，“先生回来致敬展”回到他的故乡西安。得知邓老师还将在知无知文化空间开讲《文武民国》，于是便邀了几个好友，早早前往。
这次见到邓老师，他和几年前在电视节目里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谦和，温厚，谈起先生们，谈及民国激情澎湃，如数家珍。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及斯人斯史几乎被生者彻底遗忘的沉痛和苍凉。
当年的抗战英雄，在江山易代，政权鼎革之后，所有的功绩都被莫名反转，成为最大的罪证，之后便是数十年牢狱之灾。在长久的无法言说的屈辱处境里，连他自己也接受了罪恶感，把过去的经历当作耻辱，即使对家人也讳莫如深。
在当年远征军的缅甸战场，英军，日军的墓地肃穆整饬，每年都有他们的同胞前来祭奠。而中国军人的墓地却已无迹可寻，在费尽周章之后也只找到两块半墓碑。当地人说，战争结束几十年了，从未有中国人前来寻找、祭奠这些无法回家的英灵。
在街头的随机采访中，多数人几乎对先生们一无所知。先生们生前被他们所深爱的同胞误解，然后被选择性屏蔽，身后更是被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遗忘。
历史的伤口依然在流血。“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知来路，知归途。”邓老师讲得伤感，听讲者唏嘘不已。如果说被遗忘意味着逝者的“终极死亡”，那这重返的致敬，不容青史成灰，就是一次次重返历史现场的补课。
这次到现场来听邓老师讲座，于我，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一个观众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激。
2008年左右，我遭遇了职业上的自我危机。身为体制内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我逐渐意识到纯粹工具化的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的荒谬，开始尝试一些自我突围。虽然也开始集中读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也觉得应该起身，向更广远的时空眺望，因此也带领学生一起读一些“不务正业”的书，看“无用”的人文类纪录片，并且也似乎“效果不错”，但始终有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茫然，及孤身寻路的忐忑和孤独，直到在数年后看到了那部纪录片——《盗火者》。再后来，循着“邓康延”这个名字，发现了一众的民国大先生们的背影。这对于当时的我，犹如独自在黑暗里摸索时，有人突然点亮一支蜡烛，让我赫然发现，原来，在我的前面，在我的身边，有那么多可亲可敬的师友。追随他们，有他们相伴，熨帖而荣耀。而那个秉烛人，就是邓老师。
这烛光指引，恩惠的，又何止于我，又何止于斯？
钱学森先生生前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在邓老师的纪录片和文章里，我们读
到了寻找答案的努力求索。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
“提供学问坐标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与端庄”，
“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黄钟大吕之声，不得不引。
“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于是，就有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胸怀，梅贻琦先生“大师大楼”的识见，张伯苓先生甘当“挑粪工”的忍辱负重，有了马相伯先生终其一生，多次倾其所有的兴学义举，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俯身乡土的奉献，有了胡适、陈寅恪先生对宽容、自由精神的终生躬行和持守，有了竺可桢、陶行知屡克屡起的教育“拙心”，更有了“大先生编小课本”，有了质朴明亮，让今人感慨、艳羡不已的民国老课本。因为先生们深知，教育是国之命脉，系百年而导国运。由仇恨愚昧浇灌的心田只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土壤才能养育出人格完整，心灵优雅的新国民。
“在先生身上，博爱悲悯、人性理性，像镜子一样比照着世间的丑恶。万事先做人，高人万世仰。”这些先生们，是真正的、行动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曾一次次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起，甚而他们的足迹，也被故园的沙尘暴一次次覆没……但理想，信念从不曾死亡。这种坚韧伟岸，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学问典籍的陶冶，更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坚定信念。
在某些时候，“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被种种“政治正确”随意涂抹、装扮，种种的按需改写、断章取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失去记忆的人群于是成为唯一正确思想的提线木偶，常常心甘情愿地上缴自己的头脑，把随波逐流错认为与时俱进，进而满心虔诚地演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荒谬和魔幻。
邓老师这样“不合时宜”的人，则是在引领人们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失落的记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那些纪录片的构想，对先生的追忆，对惊涛伟岸的黄埔人的遥念，都是在暗夜里的灯下完成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在历史的隧道里，一个秉烛人在孜孜寻找斑驳的遗迹，试图照亮更大的时空，并拂去覆盖其上的或红或黑的油彩，引领我们恢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也许，在一个只有向前的箭头的时代，时时驻足回望的的邓老师是寂寞的，不合时宜的，就像当年那些大先生们一样。但这种寂寞，远离了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狭隘文人情怀，直接滋生出一种痛彻心扉的热切期盼，期盼着更多人也能看见他们所得到的光亮，期盼那光亮最终能普照世人。
有了这光亮，即使在隧道中，即使在历史的坎陷里，人们也能看见脚下的路，也能看见同伴的脸，还能在彼此的脸上看到希望与爱，从而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