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于1919年成书的长篇小说。
小说主人公查尔斯本是收入颇丰的股票交易员，高大，沉默，拘谨，泯然众人矣的一枚中产。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只留给妻子一封辞别信，置家人于癫狂、痛苦，公司合伙人于愤怒不平，他人于议论纷纷之中。那以后，他再没出现。
他去了巴黎，又去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绘画。他忍受贫穷、疾病、低贱的社会地位，至死也没有摆脱。他不和世人交流，宁愿自己花费更多时间学画。他不在意世人看法，只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在这流浪般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并在绘画中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和释放。他的肉体死于贫病交加。死后，他的画作大卖，声名鼎沸。
小说名字中，月亮代表的是让心中燃烧起希望的理想，黑夜戚戚，暗夜独行，虽朦胧不明吾往矣。六便士象征的是与理想相对的俗世繁华，纵有名利相诱，于我不过如六便士般几乎不值一文。
作者在小说中发出呐喊：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是糟践自己吗？难道成为年入上万英镑的外科医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吗？
如作者所呐喊的那样，有很多人以查尔斯作为自己的鼓励或者标尺，在优渥生活和追寻梦想之间徘徊。
二、
这部小说是以著名画家高更为原型创作的。高更（1848-1903），原本是法国巴黎一枚股票交易员，工作后对绘画产生兴趣，35岁辞职成为职业画家，与塞尚、梵高并称为后印象派三杰。
关于高更的绘画人生，人们充满着美好的幻想。除了毛姆小说里大量不切实际的独角戏般的想象之外，还比如：
断绝了家庭关系，只身行走在茂林深篁、碧海长天中的高更，他灵魂的旌旗一定是孤独而招展的！
高更抛弃妻子，只身与文明社会决绝，来到塔希提岛……。
其实，高更本人并没有把优渥生活和追寻梦想对立化。小说家喜欢搞这种对立化，这样可以制造冲突，方便开展剧情，搞直击人心那一套。
高更在35岁那一年，也就是1883年，决定放弃股票经纪人的高薪职业，全职投入绘画前，已经学习了很多年绘画。
后世人总爱浪漫地想象：突然天外来一道旨意，降服了某个未来的画家，于是他拿起画笔，抛妻弃子，开始了追逐艺术的生涯，就像《圣经》里的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天启认识了基督一样。阅读毛姆的小说，全文充斥着这样唯美的幻想。
其实，高更是慢慢接触绘画的。先由爱好绘画的同事史克夫接触了绘画，然后受到专业画商妹夫的指点，又师从毕沙罗，慢慢进入了绘画圈子，从一个业余二流画家逐渐跻身于专业画家行列。逐渐地，他发现绘画艺术能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律动感，给生活带来热情，他爱上了这种感觉，而且相信也能带来经济回报，这才改变了职业发展方向。
就如高更自己所说：哪有一蹴而就的事情，都是厚积薄发。
三、
辞职后，他对老师毕沙罗说：“只要我们做出改变，一定能靠艺术赚钱。”高更转行绘画，是抱着赚钱的美好期盼，而毕沙罗觉得高更很天真。
那以后，高更始终没能如自己期望的那样大红大紫。在给朋友的信里，高更倾诉郁闷：“让我感到灰心丧气，甚至我都不敢再作画了“。他只好一遍遍自己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的天分一定有一天会昭然若揭，相信孩子会以自己的姓氏为傲。
经过一路坎坷，他开始向往马达加斯加的原始生活，但迟迟不动身，仍然滞留在巴黎。他留意报纸上对他的任何评论，沾沾自喜于自己任何一件作品能够卖出去。他抱着一线希望可以名利双收。
马达加斯加的美梦破灭后，他决定去塔希提岛。1891年去塔希提岛之前，高更和法国文化部长谈好了：日后回巴黎，一副作品3000法郎。
高更一直对莫奈一副作品能卖3000法郎，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后人对高更塔希提之行，普遍给予”追寻内心的声音”,”血液里涌动着土著人的血”之类比较虚幻的评价。而圈内人当时对他普遍评价不高。老师毕沙罗认为他“不是先知，只是懂得如何用隐居深山海外的噱头来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以及“不赞成他总是抄袭东方和拜占庭的画法。”
其实高更第一次去塔希提，两年后就回巴黎了，而且应该是没有打算再返回塔希提。土著部落生活虽然让他找到了体内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帮助他在安静的日出日落间体会生命、得到绘画的灵感，但他也想念法国文明社会里的美酒好烟，也愿意接受文明社会提供的各种享受。
他回巴黎，希望两年的塔希提之行帮助他名利双收，可惜如意算盘落空。后来钱花没了，他再次返回塔希提。在第一次去塔希提时娶的土著女子已经带着他的孩子改嫁，他又娶了一个新的。
四、
毛姆把人物分成两类：一类蝇营狗苟于现世，要名利，要如花美眷；另一类如高更，放弃一切舒适，追求内心的满足。他在小说里用心为第二类选择呐喊、鸣不平，但自己过着第一类人过的生活。他在笔下满足对第二类人的向往，但自己一点不愿舍弃优质物质生活。
现实里，哪有这么明显的区分呢？每个人都是丰富又复杂的。哪个不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伟大文豪苏东坡，一次次被流放、召回。他写了那么多归隐诗歌，每次都觉得自己要归隐了，这回真要归隐了，但每次被召回从政还是很高兴。曹操作为一个篡位臣子，心机手腕都是一个老成政治家的风范，可是却会写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从生命角度看人生的诗句。
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也在不时受影响 。
我们很多人不是一会儿觉得自己想要归隐故乡，在那里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远离高房价高拥挤的帝都，第二天起床又挤地铁上班，在单位和同事为一个机会明争暗斗。
在异乡，忙碌紧张的心灵得到纾解，感慨这种生活也不错，但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也乐意，那里有异乡缺乏的另一种生活。
每种生命状态，只要自己满足、不纠结，都是好的。只求现世安稳、名利双收，没什么不可。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任性，也不过是个人的选择。
五、
毛姆在小说里是这样为自己没能刻画一个现实、丰满的人物形象辩解的：
回头翻看前面的文字，我发现我对斯特里克兰的描写肯定是非常不如意的。我写下了几件我了解的事情，但读来依然如同雾里看花，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起因。最奇怪的莫过于斯特里克兰决意要当画家这件事，它显得非常突兀。……假如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实事求是地描述某个特立独行的熟人，那么我完全可以杜撰出许多原因来解释这种心意的转变。
毛姆在写书之前，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认识高更的人，甚至还去了塔希提。为什么毛姆笔下的人物和高更判若两人呢？我想起了以前看过一个名人的话：
记者约我来采访，事后把采访的成稿给我看，天哪，那里没一句话是我说的！他带着态度、观点、结论来采访我，其实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
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小说，又不是纪实。可如果毛姆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完全没必要采访那么多人、走访那么多地方。
毛姆向来喜欢把身边遇到的人纳入小说，并且事后遭到对方起诉，说毛姆的描述歪曲了他们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些起诉的人在借着毛姆炒作自己。我看不一定。应该是作家缺乏“同情”他人处境、心境的能力。
这一点，高更可能早就预料到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讲过：
文学家过分高估自己的想法，而不愿深究别人的想法。比如，你们不喜欢蓝色，就谴责所有蓝色的画。如果你们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就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是低调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喜欢亲切和蔼的东西，那么一切就得按这个人的方式来进行。而另一个要是喜欢愉悦，就不乐意有人欣赏奏鸣曲。
曹雪芹的《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有个原因就是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活的，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作家不偏爱某一个，否则就会牺牲其他角色，结果反而导致偏爱的角色太假。韩剧里的主人公之所以看着假，就是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是绿叶，只为衬托主角而存在。
《月亮与六便士》，从某些角度看，不过是在韩剧里撒了把艺术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