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华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医的本质与面貌。那么在世界三大古典逻辑中，哪一种逻辑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译介到中国的时代很晚，古印度的因明逻辑只在佛教高层僧侣中习用，因而不可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思维特征。而中国先秦时代的“墨辩”逻辑，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华思维方式的代表。其实不然，墨辩逻辑在秦汉以后随着“墨学”的绝灭而逐渐湮没失传。从墨辩逻辑的本质看，它与形式逻辑、因明逻辑一样是外延性逻辑，即历概念范畴的理论上遵循同一律，同即是同，非即是非，概念外延确实清晰。这与中国文化思维特征是不尽相符的。
能代表中华文化思维特征的是《周易》思维方式，或言《周易》逻辑。《周易》逻辑是一种不属于外延型的逻辑，它以观象取类、名物取譬的方式来界定概论的含义，以主客观相参的吉、凶、悔、吝为基本的判断形式，以多维、发散、可能、盖然为推理方法。《周易》逻辑从整体上、在运动过程中把握指谓对象的具体存在特质，从时空关系的角度，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主体体悟结合中产生概念范畴，这是一种对指谓对象的全方位把握，就其认识功能而言，较之以平面的静态的却是清晰确定的方法来界定概念的外延型逻辑，是各有千秋，甚至高出一筹的。
整体 --- 对待是《周易》思维的最大特征，取象运数是《周易》思维的重要方法，太极象数是《周易》思维的基本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深层次地影响了中医的形成与走向。应该说中医遵循的即是《周易》逻辑，中医的思维模式即是《周易》的思维模式。
认识中医思维模式的特殊性征，对于把握中医的本质，保持并发扬中医优势，弥补中医的不足，纠正当今中医研究的某些误区，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1 中医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型
取象运数是中医思维的主要方法，太极象数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
１.１ 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
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 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又称“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太极象数模式的方位（详见下文）。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
《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河图五行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生数为五），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1.2 太极象数思维模型
取象运数的思维方法是和太极象数思维模型分不开的。中医遵循以《周易》为代表的思
维范式，即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太极象数模型。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以下模型：
1.2.1 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阐释人体组织结构：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阴阳”运用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
《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实为五行模型。
1.2.2 五行模型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
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
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
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1.2.3 河洛卦象数理模型
《内经》已开始用河洛数理模型构建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洛书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再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
“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
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
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
以上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数理（如河洛模型），有的谍于表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分类（如阴阳模型），把他们综合起来可称“太极象数统一模型”。
２ 中医思维的特征及其走向
中医思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2 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 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2.3 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 ---- 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2.4 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所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中医思维与西医思维大异其趣。中医注重整体、功能、直觉的思维方法，西医注重分析、结构、实证的思维方法。方法论的不同说明本体论的差异。西方形成并遵从“原子论”的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 19 世纪 30 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
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功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
从思维方法上说，中西医各有利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蛋白质、 RNA 、 DNA 、基因，然而这种方法隔离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逐渐削弱了生命系统的整体功能，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忽视生命宏观的整体把握，因而应该说还没有真正认识生命。
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认为人不是个可以不断分割的机体，是个有机体、开放的系统，人体内小时空对应体外大时空，对应大宇宙的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也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辨证上带有较大的“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功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
从思维方法上说，中西医各有利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蛋白质、 RNA 、 DNA 、基因，然而这种方法隔离了人体原有的横向联系，逐渐削弱了生命系统的整体功能，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忽视生命宏观的整体把握，因而应该说还没有真正认识生命。
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认为人不是个可以不断分割的机体，是个有机体、开放的系统，人体内小时空对应体外大时空，对应大宇宙的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也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生理病理上细节不清、结构不明、定量不够、诊断辨证上带有较大的“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