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信使》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永远记得——你因看见世界而震颤的每一个瞬间，都正在看见自己的心灵。因为这句话，这本书的腰封成为我书架上唯一的“幸存腰封”。
看见世界，很简单，看见心灵，却很难。不是每个人都有像本书作者安德森·库珀一样的经历，作为曾获颁九座艾美奖的CNN记者，库珀可以目睹战争、饥荒、海啸、飓风，能够见证灾难之中的离别、仇恨、恐惧、死亡。
生与死，贯穿全书。库珀正如身处世界边缘的信使，用极其直观的行文方式，将灾难背后的真相放置在读者眼前，平静的叙述下，是对真相的尊重，是对生命的敬畏。
斯里兰卡的海啸过后，死亡遍布位于南部的港口城市加勒，不管救援者在哪里搜索，都能找到尸体。
“水的威力全部呈现在这里：淹没、挣扎、疲惫、惊恐。涌进肺部的水，咳嗽、呕吐的婴儿，停止跳动的心脏，抽搐的肢体，向后垂下的头，涂满泥浆的面庞上暴突的灿白眼球，肿得像黑气球的舌头，鼓胀得如同蟾蜍的脖颈，断裂的骨骼，粉碎的颅骨，从头颅上硬扯下来的牙齿，失去母亲怀抱的孩子。”
这就是库珀的文字，简洁明了，质朴深邃。这种直面死亡的描写，给人带来的不是直观的震撼，也非旁观的冷静，你似乎站在上帝视角，看着人间发生的一切，又似乎被画面式的文字拽入其中，感到阵阵窒息。
柴静在《看见》里说：“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情绪是留给读者的，但太多记者试图引导读者的情感走向，利用关注度赢得更高奖赏，从而忘记追寻事件真相，这也被库珀一语道破——某个人报道了某件事，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学舌，而真相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了。
对此，我深有感触。
数年前，有媒体爆出“玉林荔枝狗肉节”，引发了玉林人与爱狗人的多年战争，无数媒体的闪光灯在每年六月准时打向这个广西小城，却鲜有人关心真相。记者们为了头条，竞相奔向小城里爆发的每一场狗肉争执，本是关于是否该食用猫狗的争论，渐渐演变成多方地域攻击。
数年后，我前往玉林，发现所谓真相早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年复一年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所以那一年，我们的专题文章名，就叫做《罗生门下》。
在库珀经历的伊拉克战争里，也有一场罗生门。一个士兵曾对库珀说：“每个人经历的战争都不尽相同，我们都只能看见自己眼前的一角，因此，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库珀在书中写道：你观察得越仔细，就越抓不住焦点。
然而，什么才是战争的焦点呢？因由？胜负？还是不计其数的死亡……
“每场战争都彼此不同，每场战争又都没什么区别。”不同的因由，不用的胜负，带来同样的死亡。而在死亡面前，那些生命以外的东西就变得渺小，而生命本身，却因此变得坚韧、顽强。
除了海啸、战争，《边缘信使》中还有库珀曾经历的尼日尔饥荒、卡特里娜飓风。无数尼日尔的孩子因营养不良死去，库珀是悲剧的旁观者，是死亡的旁观者，是一切事件的旁观者，可似乎有时候，客观本身就是件残忍的事。
“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并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曾经以为我的新闻报道能带来一些好的结果，能让别人行动起来，为我报道的事件做些什么。而我现在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还相信这一点了。一个地方得到改善，另一个地方就可能陷入崩溃的境地。世界的版图不断变迁，你永远不可能跟上它的节奏。不论我的报道文笔多么动人，内容又多么翔实可信，我做的任何事都无法在此时此刻挽救这些孩子的生命。”
从他人的故事里重新审视自己，重新感知世界，这是记者所具有的优势，也是记者所承受的苦痛。
回忆是一种清洗，库珀在整理这些采访历程时，在生与死之间，梳理了自己儿时的故事——父亲与兄长的死亡。他们一个死于心脏病，一个死于自尽。
亲人的接连离世，无疑是痛苦的，况且父亲因心脏病而离开时，库珀不过十岁，哥哥自尽时，库珀尚未大学毕业。多年来，游走在生与死之间的库珀，一直试图从其中窥见哥哥自尽的因由。显然，他没有找到。但他却在那些接踵而至的生死挣扎中，见到生死应有的面貌。
所以在尾声中，库珀写道：
午夜时分，瓦哈卡的公墓里挤满了人。土路被来回踩得泥泞不堪。穿着骷髅与鬼怪服装的孩子们在坟墓之间跑来跑去，到处吓唬路人，管他们要糖果。虽然置身见证着无数次失去的墓地，但四周还是充斥着欢声笑语。这才是生死应有的面貌——逝者与生者之间亲密无间，他们的故事将被永远铭记，他们的灵魂彼此紧紧相依。
柴静说，“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在这些往来之间，我们不断追寻，不断遇见，并在这些不断的碰撞中，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