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很多东西让我讨厌
我不是指邪恶本身
——尼采
伊莎贝尔·于佩尔曾这样比喻表演：发泄自己内心深处的疯狂。
所以她愈近纯粹和沉迷，完全视摄影机于无形，做到了最好的表演就是不要表演。
这在《她》和《将来的事》中已浑然天成，而《冷酷祭典》则体现了她癫狂的一面，天真而狡黠，仿佛与《钢琴教师》中的角色形成一个对立面，相同的是同样的疯魔，不同的是后者角色多了一些知性和冷艳。
她仍然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我曾说过表演没有比较之分，更不提倡派别之分，纵使形成一个角色有一百种方法，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观众的共情。
这当然离不开导演们对电影的风格渲染，很大影响着演员们的发挥，电影的主体意识决定了演员们的行为意识，两者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而这部片子的诡异和行文手法着实令人讶异，它并不像常规的悬疑类型片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反而在极度克制的语境和镜头的快速切换中来寻找阶级的差异和人性的张狂。
导演克洛德·夏布洛尔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其中之一，他并不像侯麦或者戈达尔那般追求自我表达，所以他并不受文青们的喜爱和追崇；
可他却是新浪潮运动中最另类的一个导演，不与常规“作者系”电影为伍，反而深受希区柯克等好莱坞导演的启发，擅长营造氛围感，平衡了商业化和艺术化的两极。
其中《冷酷祭典》一定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之一，也一定是于佩尔的代表表演之一，仍然有很多人未看过，所以急着想推荐大家观看。
有人评论夏布洛尔是希区柯克的“好学生”，实则上这是一种褒义也是贬义，贬义的一部分是希区柯克特性太明显，间接性的批评了夏布洛尔的无趣和复制粘贴。
但我并不认为他和希区柯克有太多相似之处，尽管他在希区柯克电影中获取了很多灵感，但他仍然衍生了自己的一套电影原则和风格，而像他其他的电影，包括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的《女人韵事》《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不得不说两人配合度太高，这两部电影也让于佩尔拿下戛纳影后和威尼斯影后桂冠，奠定了她卓越的表演成就）。
这些电影他的语境都不太一样，或以家庭为背景，或以年代社会为背景，只是他的核心价值从未更改过，那便是挖掘人性深处的阴霾和道德感。
《冷酷祭典》的文本编排其实并不复杂，非常叙事生活化，随着镜头和场景的极速切换也让节奏极速增强。
而希区柯克的电影并不如此，我们看希区柯克的电影会首先看角色的成分，比如那是加里·格兰特或者詹姆斯·斯图尔特，英俊而儒雅，典型的商业选角模式；
希区柯克电影中标准的金发女郎和俊男搭配明显不成立。
而他电影的内核和主题多半是以强烈的戏剧化设计编排而引申出人心的诡变。
而夏布洛尔呢？
他沉稳、不精于设计、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推进事情衍变，从这一点来说，他并未脱离“作者系”的表达；
只是在当时的法国来说，类型片并不突出，所以夏布洛尔把氛围感营造得最巧妙，也颇有些“希区柯克”的影子。
《冷酷祭典》就时常通过镜子来刻画人物内心的转变，也通过一些后拉镜头来有意营造悬疑气氛。
但这并不是《冷酷祭典》如此出色的原因，它的核心力量仍旧在挖掘阶级性的差异和社会性的矛盾；
看完本片，你再去看《寄生虫》时会发现奉俊昊的设计感太重，目的性太强，时刻都在围绕“事件本身”而引发“事件因果”。
同样讲述“阶级观念”，可《冷酷祭典》就更自然一些，通过生活化的细节来诱发人物的目的性，非常文学化的表述，也更容易诱惑观众的猎奇感。
而《冷酷祭典》故事性的减弱并没有影响观感的沉闷，这和导演场景调度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更多的时候，你都在跟随角色游走。
苏菲的出场毫无惊艳之处，我们只从她的表象来察觉她的沉默寡言可能来源于她的过去，但并未发现她有任何动机。
她把家佣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很快便赢得了精英家庭的喜爱。
可这都是表象上的平静，在某些细节处，我们能看到苏菲的自卑，但她也绝不因为自己“文盲”的原因而耽误任何一点工作的进程；
文盲在我们看来或许并没什么，但身处环境的不同，一个文盲的“自尊心”显然要胜于她的“自卑心”，无产阶级的矛盾来自于个人和文明的矛盾，而资产阶级的矛盾则来自于内部群体的撕裂。
这一个精英家庭，父亲有时过于强权，他喜欢听歌剧，喜欢穿着燕尾服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母亲倒很大气从容，只是受到男权的压迫，她也时常不能左右家庭的核心力量。
姐姐虽看上去叛逆，倒是个善解人意，非常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一个女孩。
弟弟则在父权的压迫下有时不得不言听计从，毕竟他也还只是个孩子，单纯无害。
那么这一个家庭的主导人物仍旧是父亲，他可以说是“诱果”，引发了一系列危险的开关；
比如他在不知道苏菲是“文盲”的情况下大发雷霆苏菲没有帮他拿桌上的文件，苏菲的“自尊心”遭受到降维打击，于是转而和于佩尔所饰演的珍（同样是无产阶级的单身女人）产生了情感的联系。
珍看上去热情善良，随心所欲，但她的眼睛中时常透露出一种危险的孤独感，传闻她杀了自己的女儿，但没有实际证明是她做的。
苏菲同样如此，珍揭露了她不为人知的过往，报纸上刊登了她父亲因火灾死亡，传闻也是她杀了自己的父亲；但实际怎样，只有两人清楚。
而这两件看似隐患的过往事件透露出了两个人性格的某种极端表现，一个沉着，一个外向，而“诱果”的出现，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破裂，还有人物之间关系的牵引。
于是，在莫扎特的深沉的歌剧魅影之夜下，一场暴烈的枪杀案呼之欲出。
如果你只是为了看最后二十分钟“杀人不眨眼”的画面大可以不必看，过程远远要强烈于结果本身；
如果不是精英阶层的“诱果”无意中的阶级制造，那么结果也许大不一样；
如果不是生活细节突出人物性格，那么结果的转变也许就不会成立。
这是夏布洛尔在平淡生活中放下的“定时炸弹”，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杀机。
此番操作非但没有削弱“生活化”的编排，反而更加突出了“阶级性”的强烈矛盾差异；
用寓言式的音乐制造一场冷漠的黑色祭典仪式，祭典中，疯狂的女人们嘲笑衣着优雅的宾客，把他们的衣服撕碎，把他们的酒杯打碎，更把他们的言语封缄。
直到黑夜降临，祭典的最后一个仪式需要用她们自己的鲜血来供奉，于是代表上帝的神父扼杀了罪恶的源泉，被潜藏在黑夜中的过往再无人得知，一个女人穿梭在人群中，头也不回地走入罪恶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