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完善盛行于明朝。从洪武三年明太祖诏告天下，从当年开始开科取士起，其后朝廷官员基本都取自科举之中。科举也就成了下层平民鱼跃龙门的唯一途径。
虽然朝廷规定除了少数被限制的罪籍、贱籍、奴籍之外，其余人等都可以自由参加科举。但是所有的人在决定之前都还是要先掂量下自己，要掂量的不是自己是不是读书牛人，而是家里钱够不够。
说明：明朝还规定，学校教官、罢闲官吏以及居父母丧者，不许参加科举。尤其是居丧者，即便是考试过程中父母亡故，也必须中止考试，隐瞒者一旦被发现要革除已有功名并严惩。不过守丧期满之后还可以继续参加。
读书学习需要文房四宝、书籍，需要聘请老师，这些都需要钱。除此之外还有个被我们现代人忽略的问题，学习需要大量的时间。对古代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日常累死累活的劳作也才勉强糊口，“大量学习时间”实际就是钱。
所以仅是读书学习所需的基础条件，就已经将八九成的平民排除在科举之外了，这也是科举被人忽视的残酷之处。当然家里贫穷也不是完全就没有机会，如果确实是个天生的读书苗子，还有两个途径可以走上科举之路。
第一个是氏族的资助。古代各家族都非常重视教育。一般都会集中全族的力量来开办学堂，教育家族中的孩子。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一旦高中为官，都能为家族带来名望和利益。
说明：古代中国的氏族联系非常地紧密，人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氏族独自生活。就算是贵为朝廷宰辅，同族的人来打秋风也是无法拒绝的。
第二个是富商和乡绅们的资助。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投资，最简单地就是预先借钱给读书苗子，约定他日中榜后多少倍偿还（中不了就根本没能力偿还，只能当作投资失败）。有眼光的更是会“无偿”资助，因为获取官身后，依附于权力实际可以获取更多的回报。
所以在明朝读书学习对于绝大多数学子来说，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读书就意味着背负了家庭、家族、乡绅们（乡族）的“债务”，他日若能为官，可能不回报么？所以学子们为官之后开始违背理想，身不由己，也不单单只是个人原因。
解决了读书学习的门槛问题之后，学子们就得发奋学习了，但是此时并不意味着学子们走上了科举之路。他们必须迎接第一轮考核，通过“童试”成为生员，才有资格真正走上科举之路。
童试看名字好像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它分县试、府试、院试三级，三级考试全部通过的便可获得生员称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童试的录取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秀才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比现在的博士还要低）。
虽然录取率低，但是基本上年年都可以考，而且理论上可以一直考（只要有精力有钱继续学），所以一些人白发苍苍了还在和一些小屁孩一起参加童试。
童试中最重要的考试是“院试”。院试由当地所属布政使司（可以理解为明朝的省）的学政主持，时间并不固定。一般学政巡查到哪个府县就主持该府县的院试（大致一两年转一圈）。
院试重要除了它是童试最后一级之外，只有在院试获取一、二等成绩的秀才才有资格真正地走上科举之路，去参加后续的科举考试。至于其余的秀才，不论你年龄多大，学了多久，科举的大门已然关闭了。
学子在院试阶段也将迎来自己科举的第一次特殊机遇。这个机遇就是被学政收为门生。学政们在巡查中一般都会主动考察各府县的学子，有时候会将看上的学子收为门生建立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
如果这个学子日后不主动和自己老师脱离关系（一般来说这种脱离要背骂名被世人唾弃，所以极少有人会这样做），人们就会视该学子是其老师那一派，和老师同派系的官员自然会照顾自己人。
当然也不是只有好处，坏处是学子们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学政们在收学生前会调查背景，把异己势力、大势力子弟排除。所以这个时候拒绝等同于一个乡野村民羞辱朝廷要员（在明朝布政使司一级的学政是高官），那就没有以后了。如果被强拉上了破船，只能自认倒霉（以后要自救只能扔掉脸皮叛师了）。
说明：得罪了所在布政使司的学政就别想童试过关了，除非转到他敌对派系的布政使司去考试。但是在明朝想搬家换户籍地址，除非朝廷调令，普通人哪里有这个能力。
明末名臣史可法就是在院试阶段被巡查学政左光斗收为门生，史可法也就在还没有意识到东林党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加入了东林党，直至扬州殉国。
如果以头两等的成绩拿到秀才的身份，那就可以参加科举的重要分水岭 – 乡试。
乡试设在各布政司衙门所在地，每三年举行一次。定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进行，故又称“秋闱”。乡试一共考三场，每场之间间隔三天。
第一场考秀才对《四书》、《五经》的基本掌握和理解情况。题目具体是义三道，经义四道。让现在很多人想不到的是，秀才们都有这场考试的官方标准答案（详见下附说明）。
难道这场就只是单单考秀才们的背书能力？也不全是，因为考试有字数要求。《四书》相关内容要求在两百字以上，《五经》相关的要求在三百字以上。
很多时候一句原文的注解也就是一句话。考生们需要按照八股对仗的格式要求将这句话扩展成三百字的文章，对文学功底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说明：《四书》的标准答案是朱子集注，《易经》是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是蔡氏传及古注疏，《诗经》是朱子集传，《春秋》是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是古注疏。永乐时颁布《四书五经大全》有详细收录，也成为国子监和府、州、县学的统编教材以及科举头场的标准答案。
第二场考试题目是，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场主要是考察秀才们的官方文书能力，相对于第一场要简单很多。
第三场考试题目为经史策五道，是对历史或者当下的一些国家、社会问题提出见解、解决方法（为了回避风险一般考官也不会从当下出题的，皇帝除外）。当然前提是不能突破《四书》、《五经》及其注释的范围，也就是说理论依据必须从这个范围里出。
说明：崇祯登基后急于求贤，在恩科策论中直接提问如何挽救当下危局中兴皇朝。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学子们的回答早就被标准给圈死了，自然获取不到满意的答复了。
由上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明朝科举选拔的思路。学子们不但应该熟练掌握四书五经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有实际政务的应用和处理能力。那为什么后来科举往往选出来的是只会死读书的榆木疙瘩呢？
一些原因就隐含在考试过程中。整个乡试（后面的会试也差不多），每个秀才差不多要写二十篇文章。对于考官来说，阅卷工作量就相当大了。而且后两场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要做到公正、公平，实际批阅的工作量更大。
所以通常情况下，考官们不会批完每个考生的全部试卷，而是偷懒地依据第一场的考卷来决定成绩 -- “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考生们自然会去迎合考官，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第一场考试的相关内容中去。
“榆木疙瘩”们就是这么造就出来的，同时这也是明朝很多牛人，会试、乡试考不过的原因。因为他们读死书、背死书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比一般的读书人强。
徐渭（徐文长）就是个典型代表，如果说他不会写文章，那不是笑话么？他随便写的马屁文章《代初进白牝鹿表》和《 代再进白鹿表》，看得嘉靖皇帝心花怒发，专门拿小本将里面的金句妙语摘录出来。
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
这水平难道读不懂四书五经，难道写不出科举要求的八股文章？但是他八次乡试都不能中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读死书、背死书的能力不行，自我的想法太多了。有时候水平太高反而是累赘。
书回正题，三场之后如果能脱颖而出、榜上有名，那就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举人（乡试的第一名被称为“解元”）。获取了科举的阶段性胜利，有了功名。按照朝廷的规定，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只是以举人身份为官的人非常少，不过其中也有名人– 海瑞。
为什么说乡试是科举的分水岭，原因就在于录取数量。整个明朝一共九十科乡试，但是录取数量一直没有统一的定额，不过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来考量。
整个明朝（科举时间大概270年）获取举人头衔的大概有十万人，平均下来每科全国录取一千一百多人，平均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和两京。可以理解为每次每省录取七十五人。如果再平均到年，差不多就是二十五个人。
这数量比现在各省考清华、北大要低得多。说是万里挑一，也不夸张。这也是乡试也被称为“大比”的原因。
乡试之上是会试，会试也有资格要求，首先必须是举人。其次参加会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也就是说考了三次还没有考上的举人就差不多失去了参加会试的机会。没办法，科举就是这么残酷。
会试的时间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的春二月，所以又叫“春闱”。考场设在两京的礼部，也被称为“贡院”。
另外乡试和会试阶段的举子们也将迎来科举的第二次特殊机遇– 约定门生。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们，比布政使司的学政们更关心学子们的情况。因为这些学子日后就会成为官场同僚。
考官们一旦发现“合适”的学子（成绩优秀的、跟自己同派系的子弟），就会给予学子暗示。这个阶段学子们相对来说会有些选择权了，不愿意的可以装傻充愣。
说明：明朝科举从乡试开始就有严格的防舞弊规范，糊名、誊抄、校对。是指将考生的名字编号登记单独造册，然后安排人将考生试卷誊抄一遍，誊抄的卷面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再安排专人校对两份试卷以防抄错或故意修改作弊。最后誊抄的卷子送考官们批阅，原试卷封存，在公布名单前再拿出来校对以防错误或作弊。
因为乡试和会试，考试的防舞弊规则很多，除非双方配合，否则考官是没办法主动识别出考生试卷下“黑手”的。
如果考生愿意并拜了考官为老师，那就意味着同盟的达成（这种关系在明朝差不多算是永久了）。考官们为了让自己的学生上榜，自然会针对考试对学生进行一些辅导。
明朝中后期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差不多成了半公开的现象。老师们辅导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效”，比方说直接暗示考题；约定特殊语句做识别暗号等等。这样也让“约定门生”们的录取率越来越高。
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他将明清两朝的进士分成了三类。祖上三代无官职和功名的为A类，三代中一代有官职和功名的为B类，二代及以上有官职和功名的C类。（A类算是社会最底层了）
在明朝中前期A类大概保持在47.5%这个水平，从万历八年那一科会试开始，不到两届就迅速下降到30%以下直到明亡也没有恢复过来。（整个清朝一直在20%以下）。
从上述数据的骤变中不难看出，贫寒家庭学子面临的不光是自身才华和学习能力的竞争。
会试的考试场次以及内容和乡试一样，考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就升级为“贡士”（这个头衔是临时的，一般殿试之后就没了），会试的第一名被称为“会元”。榜上有名的贡士们当下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准备后面的殿试，而是拜师。
古人是非常讲究礼节的，会试中榜后的“贡士”们自然需要登门拜谢主考官们的提携之功。原则上所有的考官都要拜谢，不可能全拜为“老师”，那怎么样才算是正式拜师呢？其实不复杂，一切都在心照不宣中。
对于自己不想加入的派系的主考官，那自然是礼节性的行礼、致谢，然后走人就行了。真正想拜而且对方愿意收的，几句带着暗示的闲聊就足以将双方引入正题了。（举个例子考官便服后堂接见和官服正堂会面的区别，学子们应该都懂）
会试有个很多人想不到的地方，相对于乡试来说会试并不难，甚至可以说简单了太多。还是用数据来说话，整个明朝大致录取了两万五千名进士，相对于数量十万的举人来说，百分之二十五的录取率，相对于乡试那万里挑一，不高么？
这么高的录取率，再加上“约定门生”的帮助，一些举人考取贡士并最终成为进士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通过这个我们也能再次理解下乡试是科举分水岭的意思了。
说点题外话，明朝时一些学子考前、考后大肆宣扬自己必中甚至状元非自己莫属。有时候真不是吹牛，确实是会试和殿试相对简单很多，而且他们还有助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伯虎）
会试之后的殿试就太简单了，相对来说也是学子们发挥自身能力空间最小的科举考试了。会试上榜的贡士们均可参加殿试，原则上全部录取（除非头铁硬要在文章里犯忌讳）。考试的主要目的是给皇帝一个举行仪式的机会，以及给“贡士”们重新排名次。
说明：每届殿试除了当届的贡士可以参加外，往届由于特殊原因（疾病、丁忧等）未曾参加殿试的贡士们也可以参加。
殿试不设考官只有读卷官和执事官若干（一般由内阁成员、各部尚书们担任），因为皇帝是唯一的考官（所以进士们也自称为“天子门生”）。相对于乡试和会试，殿试是一场官方仪式，目的是向天下表明皇帝和朝廷对科举的重视。基于这个原因朝廷的重臣全部都要参加和列席殿试。
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和乡试、会试的策论没什么大区别，只是由于是皇帝出题，所以出题可能会更偏向于实务（例如之前提到的崇祯）。但是殿试的重点不在于学子们答题，而在于朝廷官员对名次的排列。
殿试的排名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读卷官们先将考生的试卷分为三等即一、二、三甲。然后把前十名左右（只拿一甲的三名，和二甲若干名）的卷子拿出来呈交皇帝御批（皇帝如果不想做，就由司礼监代办）。
皇帝一般原则上会按上呈的顺序圈点前三名，也就是钦定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这么做也是有明显的仪式性质，就是表明自己在朝政大事上也对臣工们充分信任（科举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朝政了），以向天下表明君臣和谐共治。
说明：皇帝也可以无视大臣们定的顺序自己乾纲独断重新排序，但是这样做绝对会引发朝堂的地震。因为这等同于向天下表示皇帝不信任相关科举官员，他们只能辞职以自证清白（参与殿试的官员基本都是朝廷要员）。
由上我们实际可以看出，殿试名次实际上是由读卷官和执事官决定的。而且殿试的防舞弊措施远远没有乡试和会试多（只有糊名），相关官员们很容易就能通过笔迹、暗语、故意的书写方式等找出对应的考生卷子。
所以实际上殿试是相关官员和其对应势力的“考试”，这也是“贡士”们之前拜师重于备考的重要原因。殿试的最终成绩可以看作是考生成绩和官员们的成绩之和。这也是为什么每次会试和殿试，虽然参加考试的人基本没变，但是成绩排名变化如此之大。
说明：历届会元别说拿状元，落入三甲也不是稀奇事儿。王守仁会试是第二名，殿试则是二甲第七名，差一点就去三甲了。
殿试三甲最终得金榜为，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十几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剩余全部贡士），赐同进士出身。
因为这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所以殿试之后实际还有一场考试，笔者个人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殿试”。就是半年之后的馆选考试，除一甲三人外其余进士都可参加。考试会从他们中选出十几名精英入翰林院，称之为庶吉士。一甲三人可以直接成为庶吉士所以不用参加考试。
为什么说这才是真正的“殿试”，因为明朝内阁成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庶吉士出身。正是因为这场考试的存在，也让之前的“约定门生”的主考官们不得不优选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不然自身势力很难在“内阁储备”上获胜，也给无权无势的贫寒学子留下了一条路和一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