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民族行为规范的深层内核是该民族的价值系统，与我们美国的理想人格——“智者”不同，你们的儒家文化造就了另一种人格理想，这就是“正人君子”，在你们柳宗元笔下，标准的正人君子形象是“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
后来你们的光绪，更是儒得厉害了。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视“正人君子”为行为道德规范，将外表的面子看成悠悠万事，唯此唯大，但内在之我与外界的面子往往矛盾，就产生人格断裂，在高谈“君子之腹”时却做着小动作，将对方推入难堪之境，细细把玩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以这种虐待别人和自虐的心理支撑着自己面子和“正人君子”们高质量的内心平衡。光绪何尝不是这样？慈禧何尝不是这样？写信的这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另一方面看，“好名声”是你们中国的一种社会能力，一个人有“好名声”作为一种客观背景就能受到提拔，获得相应社会地位，为了这个“名声”男人们总处于守势的、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在两性关系中充当主动进攻角色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多少带有消极、回避的态度，那三个孩子的父亲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女人的“忍”堪称世界一绝，忍的本身是痛苦的，女人以成全男人为“正人君子”，为“好名声”的忍竟能够成为一种美，一种传统，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在我们美国，在西方，理想的伟男人，也就是说最高人伦典范的男人，他们在充分扮演着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充分扮演着男人的角色，每一个伟人都背负着一个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他们时刻在证明，一个优秀的人，必然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而中国，一谈及男女之情便让人与不洁、晦暗连在一起，爱是偷偷摸摸地爱，是假模假式地爱，是口是心非地爱，中国男人缺乏向世界宣称“爱”的勇气。
比如说，我们读普希金、海涅、裴多菲的诗，他们的爱溢于字里行间，读懂了诗也就读懂了他们的爱情。
但是再看看你们的杜甫、李白、辛弃疾的诗，反复翻找也看不到他们爱情生活的真相，正如那个倒霉的光绪，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了，他炽热的情感内核在社会压力下已经变得石块一样僵硬冰冷，可悲的是这种冷却在中国男人身上成了一种病态和恶性循环，一直演绎到今天，演绎到现在，演绎到龚家家族内部。
也就是说，你们所憧憬的，却是我们不屑一顾的，你们所回避的，却是我们刻意追求的。中国的女人活得累，中国的男人活得不仅累，还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