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总结
苏珊的一生是与众不同的抗争的一生。也许与她的漂泊有关。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是允许绝对自由的，她不必被世俗所掩盖，她可以只关心她自己。
苏珊从小聪慧，热爱阅读，写作对她而言是一种可以加入圣人的高尚的活动，是一种生存方式。
她是自由的，企图粉碎现有的固着的一切，包括世俗关于女性、疾病、文化和社会的偏见。她也是幸运的，一个离群索居我行我素的人，要不成为英雄，要不被所有人忽视遗忘。
她是野心勃勃的，她追求生活的所有可能性，无论是地域，还是写作，抑或是生活本身。不变对她来说是最大的恐慌。
诚如她所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是一种蛊惑，也是一种危险。
苏珊·桑塔格：站在文化的废墟上感受、书写（转载）
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对全书总结的非常到位。所以直接摘抄全文了。
乔纳森·科特对桑塔格的访谈没有通常采访人与被采访人之间的“夹生感”。一个是职业性地擅长提问和引导，一个是已经自我实现“为对话设立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对话多少有些像“背书”，但这无碍访谈本身记录桑塔格思想火光的时效性和新鲜感。
科特颇有戏剧感地形容访谈的性质，是“主持人或记者挥舞的惊喜之剑”，“不是真理的传声筒，相反却是一种武器，是访谈这种事固有的对抗性的标志”。在科特眼中，一向以思想的对抗性著称的桑塔格，却望外之喜地对“访谈这种事”迎头赶上，她说她喜欢访谈的形式。努涅斯在桑塔格回忆录《永远的苏珊》中揭露过桑塔格和很多作家的写作习惯不同，她“根本无法忍受独处”；桑塔格本人向科特证实了这一点：“我喜欢跟人说话，对话让我不再离群索居，而且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无疑想了解个体的想法，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谈。”伍尔夫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读者”并且会为读者对自己创作的接受焦虑不已；狄金森把自己离群索居隔绝起来，面向未来的读者创作诗歌；与她们比较，桑塔格是如此的“入世”和“现实”，她身体力行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承担以及文化批判的警醒敏感。
访谈长达12小时，最初，1/3的内容发表在1979年的《滚石》杂志上；全文则在30多年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内容，访谈录分为7个板块：疾病的隐喻；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论摄影；论风格；写作与阅读；爱与性；自画像：作家眼中的自己。
伍尔夫曾说过：“有时候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桑塔格也曾说过：“首先我是一名读者”。有关写作与阅读的关系，作家现身说法，吸人眼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写作与阅读”板块中，16页的文字确实“有料”。“你永远背负着你的身体，还有所有这些感觉，你不用刻意去白日做梦：它们就在你的头脑中，身体也在头脑中。”科特的提要提示读者，访谈问题的设计是以桑塔格日记《正如意识羁于肉身》为基调的。从第一个问题“《旧怨重提》中主人公性别被有意识地隐去了”切入，到开门见山：“当你写作时，你感觉像个女人、男人，还是精神脱离了肉体”，再到“你认为身体的变化会带来风格的变化吗”，科特紧扣意识与身体、性别与写作、身体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令桑塔格娓娓道来她对写作的感受和习惯。桑塔格的回答有着为严肃日记松绑的可爱坦率。她写作时不吃东西，吃得很差或者干脆不吃饭，尽可能少睡觉；为了全情投身创作，会有一段时间的节欲或者禁欲。她“希望学会一种对身体伤害较小的写作方式”，还会和科特开玩笑“换衣服”和写作的关系，“你不觉得如果你光着身子裹在天鹅绒里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吗”。谈到阅读，桑塔格和科特都同意有些小说需要拥有更多阅历之后才能欣赏。桑塔格提醒科特，阅读好像一直在给自己做新的菜肴，满足感在于耗尽热情。“学会不同的烹饪方法，然后随心所欲地大快朵颐，但你总是可以重拾这份热情，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对此盖棺论定……”
为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痴迷。18页的“爱与性”板块既不是司汤达式的，也不是柏拉图式的，而更像《源氏物语》的意味。桑塔格对爱与性的认识是“浪漫的”，但是，她不认为浪漫恋情是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发明的，意思是，当她说“她在恋爱”，意味着她的整个生活都和某人一起。他们/她们同居，他们/她们是情人，他们/她们一起旅行，一起做事。可是，桑塔格没有勇气写爱情，因为她感觉那好像在写自己。她会默默地为一篇关于爱情的作品做笔记，把对最古老的激情的兴奋掩藏起来；而有所保留地表示，她喜欢“亲密关系”，没错，“犹太式的亲密”。对于爱，桑塔格说过的最动人的话，几乎像是生活在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理想主义的口吻：“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来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同时，她又保持着悲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交织的态度：人们想要恋爱就像坐过山车——即使知道会再一次心碎”；“爱情让我着迷之处在于，它关系到所有的文化期待和被赋予的价值”。对于性，桑塔格认为她所有的关系都是肉欲的，包括“友谊之爱”。科特聊到作家保罗·古德曼喜欢那些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的男孩，吸引古德曼的只是他们的肉体之美。桑塔格从女人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早餐问题”，就是跟某人共度了一夜，意识到这个人对自己只有性方面的吸引力，第二天早上要怎么做的问题。纯粹的肉体关系对男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女人“还想共进早餐”！桑塔格说，性有时是一种文化上认可的方式。对于“真心相爱的婚姻”，桑塔格相信，生活方式只是自己的解决方案，在个体身上非常适合而已，而且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只是到了人生的某个时刻，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她选择的是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不错失做母亲的非凡体验，然后不再结婚，过自由作家的生活。
桑塔格喜欢为喜爱的作家“画像”，也喜欢用心灵之眼去观看不同作家的文化人格。那她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科特小心翼翼接近作家本人的勾画。他提到，70年代初，桑塔格应邀画过自画像，是“一颗六芒星”，上面写了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科特认为桑塔格实际上是在遵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的宗教禁忌，桑塔格表示同意，并且补充，她准备跟艺术家玛丽·弗兰克学习绘画，“希望学会一种符号的、透视的绘画形式”来画一幅抽象的自画像。因为不愿意表现自己，对自我问题的探索只是把自己“借给”一部作品。“出借你自己”，而自由驰骋的想象力则实现了“注意力在世界中”。让科特震惊的是，桑塔格对抓紧完成对话的急迫，理由竟然是“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因为我可能会改变得太多”。“写作实际上是在消除思想，一旦写过什么东西，就不再需要思考它了。”桑塔格认为自己写作的位置“在中间”，“更靠近起点而不是终点”。她相信，最高级的中立不是“我不想选边站”的态度，而是同情她眼中的自己。她相信工作，相信自我创造，一直有一个梦想：“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桑塔格特别喜欢用自己的形象作书的封面，但《疾病的隐喻》是个 “例外”。她挑选了“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的版画。在她眼中，自己就像是赫拉克勒斯，献身于自由之士为了“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而做斗争的“作家的任务”。
访谈录的前四部分，可以作为进一步理解桑塔格作品，或者回过头来证实认识的索引。“疾病的隐喻”和“论摄影”自然就是《疾病的隐喻》和《论摄影》的索引；而“论风格”谈及的话题超过了《反对阐释》中“论风格”一文讨论的内容。科特从桑塔格罹患癌疾的经历询问她写作《疾病的隐喻》的初衷，引导桑塔格说出患病经历和作品的关联。桑塔格主动谈到了羞辱和负罪文化，谈到了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并且很哲学地表示，她认为，看到镜中苍老的自己，觉得14岁的人被困在衰老的躯体里，“这种受困的自我感觉是不可能克服的”，“这是一切二元论的起源——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诸如此类”。对于摄影这一爱好，她认为，任何摄影家都写不出《论摄影》这样一本书，理由是谈论摄影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科特与桑塔格讨论摄影的性质时，谈到了玛雅人有一个表示智慧的词，意为“小小的闪光”，也就是神秘主义者谈到的“顿悟或灵感的闪光”。对此，桑塔格借用《圣经·新约》里的形象，补充了一个比方，入口是一道窄门，穿过那道门，灵光一闪，一切都不同了。桑塔格对疾病的看法，类似于18世纪法国梅斯迈尓的“现代唯灵论”；而她总是“尽其所能地承担责任”，体现了她对《反对阐释》主题的回归——“不要说X的真正意义是Y”。对摄影作为一种“碎片的形式”和“空间形式的方法”的隐性的主题指涉的偏爱，则表露出桑塔格对意义契而不舍的拷问。“论风格”板块，桑塔格面对科特直指问题“对隐喻的态度是怎样的？”采用了私人的方式回答。她说，自第一次阅读哲学书籍，隐喻便击中了她。她对隐喻始终抱有不可知论。尽管一直思索，却没有特别关注关于隐喻的理论，而是更倾向于追随作家的直觉。关于“风格”的对话则过渡到了对文化中男女性别问题的探讨。桑塔格不同意科特提及的法国作家埃莱娜·西克苏对女性写作所做的“游泳的意象”的隐喻，用以阐发性别特质和写作风格之间的同构性。桑塔格不相信存在所谓的“女性的写作”和“男性的写作”。她推崇汉娜·阿伦特那样的范例。桑塔格相信，写作与她是女人的事实有关，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性的。看到别的女作家从“性别隔离”出发写作，她会“感到遗憾”。苏珊·桑塔格不是“并不在乎性别”，也不是玩“双性同体”的时髦名称，她严肃地从拓宽文化疆界、打破偏见和歧视的角度看待性别问题。写作的风格“像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带孩子去旅行同时写作的“传统”。
桑塔格说，“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青年时，桑塔格就参与了“异端学者”沃格林的讲座。有关“异端”的问题具有现代意义，批驳异端的观点扎根于对时间、历史和世界的反叛，它们是对于一切现存的、正在起作用的事物的否定，因而具有革命的色彩和极端的倾向。桑塔格将自身的历史植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革命时期，同时让摇滚乐实实在在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甚至告诉科特，摇滚乐之父比尔·哈利和查克·贝里让她决定离婚、离开学术界开始新生活。她信仰里尓克的诗篇《古代阿波罗石像的残躯》的最后一行：“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至于她喜欢听朋克音乐的原因，她回答，“我并不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只是在虚无主义的背景下一种强烈愿望的表达。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桑塔格梦想站在本雅明的“文化废墟”上感受、书写“碎片的灵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