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就如一根老树之干，所有的儿女都是干上支生出来的一枝。他们每个人命运在早期的时候，全都是由老树干所限定而成。这一点，在康明章与几个儿女的婚姻问题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康家定居杨青后，一开始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苦。后来红军进入陕北，洛河源成了革命根据地，康家因为占在了先机，拥有张家的几十亩河滩上的好地，在第一次土改前两年里，攒下一点家底子。只是紧跟着几个儿子离开杨青，让这份家底子分散开来，留给每一家人的就没多少东西了。

康明章给十四岁的大儿康全功娶媳妇，女方家要得财礼可不轻。这是因为当地风俗，女子出嫁，是为娘家人创收的机会，谁家要得高，那都是一件光荣事。为了这点彩礼钱，康明章学着邻居宗维岳的办法，把大女儿康秀贤许给了上门来说媒的深山中的一户人家。

那一年，康秀贤十二岁，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尚处于懵懂无知的年龄。倒是小娃之间，如同过家家一般，把这一档子关乎一个女人一生幸福的事，笑话一样说道开来。村人们这才知道康家的大女婿姓李，住在一处叫补子洼的沟里。李贵花后来多了个心眼，替娃往补子洼亲家处去了一趟，回来后，闷闷不乐了好些天。按她的话形容：

“那个山沟子深的哟，连个进出的路都没有不说，就住着一户人家，没个邻居，那一天跟谁说话呢！要是有点事，连个帮忙的人都喊不上。还有吃水，我跟着走了一回，得到十几里路远的地方每天往回驮。天爷爷，我们把娃害了。将来我娃嫁过去了，那日子可咋过哟！”

李贵花一度动过毁婚的念头，跟丈夫私底下商量了一顿，最后没敢实行。他们难在退不起财礼，伤不起面子，坏不起地方风俗上了。既然木已成舟，覆水难收，那只好让自己的大女儿认命了。

康秀贤十四岁上出嫁，成了李家的媳妇。后来的生活中，她经历的不如意事太多了，最大的难题倒不是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丈夫。好多回，康秀贤被打得跑回娘家，赌上一段时间的气，最后等女婿上门来找。每回，李贵花除了劈头盖脸骂上一顿外，再苦口婆心规劝半天，然后打发小两口回去，好好的重新开始过日子。

多少次，李贵花把女儿和女婿送到院门口，看着他们顺着崄畔，一个牵驴，一个骑驴，顺着川道走了。作为母亲的她，眼里转过泪花，心头溢出过酸楚的难过，两条腿重重的抬不起来。多少次，老两口为了大女儿的不幸，而吵过嘴，赌过气。李贵花怨上一通后，也就过去了。康明章却把这个自责，全都深埋在了心底。他不说话，只是蹲在崄畔上抽旱烟，一袋接一袋。

后来，大女儿有了自己的儿女，习惯了自己的生活，回娘家的次数也就少了。再后来，她的五个儿女长大了，个个倒随了娘家人，能说会干，多有出人头地之处。连他们的父亲也迷途知返，一家人的日子倒过得还不错。文化革命的时候，女婿一家的住处，因为闭塞，而成为了全家人的一处躲难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大女婿一度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大队领导，风光的幕后，拿主意的都是康秀贤。

如今，康秀贤老两口已经离世，几个儿女日子过得都不错。其中大女儿，从小大字没识一个，却当了多年的大队队长。她的能说会道，在远近是有了名的。别人念稿子还结巴，她在会上兴口说开，两三个小时不重复。

再说有了大女儿的教训，康明章在其他几个女儿的婚姻问题上，老夫妻俩吵吵出了新的想法。新想法很简单，再给娃娃们找对相，男方一定要互相能照应上，必须是知根打底的人家，最好就是杨青村子周围。这些条件看上去是一种进步，也比较客观，可到了实践中，却三弄两弄，全变了味道，成了一桩桩说起来有点滑稽的事情。

二女儿康秀芳，是个文静的小姑娘，话不多，人样子长得俊气大方，从小就很讨村人们的喜欢。纳鞋纺线的女人们聚在一起，看见她就爱开个玩笑，这家说要娶给儿子当媳妇，那家要请媒人上门议婚事。李贵花是个乐呵人，这个也答应，那个也不拒绝，一女应下了四五家。

村子里的宗姓多，外姓少，康姓是后来的独一家子。人们为了联络关系，互相之间，大搞儿女姻亲，以壮势力。宗姓中有一户人家，就看上了康秀芳，想给自己的儿子说合。两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事好说也难说。宗家人就想出了一个酒肉之计。他们把康明章请到家里，叫了几个人陪着，吃肉喝酒中间，把这个话题当耍话一样提了出来。酒酣耳热的康明章，随口就答应了。

酒桌上的一句话，康秀芳在十二岁那年，被父亲许配给了人。年少无知的她，混混沌沌中知道了这个消息，还当是大人又拿自己当耍耍说的话呢。等她渐渐长大，才知道自己虽然住在康家，也姓康，但已经和必将成为明天宗家的人。这种特殊的身份，造成逢年过节，父母很少给她做新衣裳，反倒是宗家人讲究多，常给她买这买那，有时还把她叫过去，在家里吃一顿好的。

这种吃两家饭的娃娃亲，在村子里不独康秀芳一个人，还有好几户。人们热衷于此道，其实把娃娃早早地当成了一种姻亲的筹码，利用中各有所得。当众多的人家都是这样行事，自然形成了女娃不早定，等小子娃大了就说不下婆姨。再说，娃娃亲省钱，也是不争的事实。

康秀芳长成大姑娘后，劳动上是一把好手，还有心劲，爱学习。她早年常跟了宗惠珍，顶着人们的风言风语，到宗维岳开办的羊圈窑，像男娃娃一样识字学习。她们的一份刻苦和恒心，不是现在年轻人所能理解。

几年下来，两人成了村里有知识的青年人。这一下了不得了，泥窑窑飞出了金凤凰，下队干部把她们树为了新女性的典型，极力鼓动几个人站出来，打烂包办婚姻的枷锁。吓得几家老人，私底下直给自家的闺女说怕怕。

“自古只有男人休妻，哪有女人不要男人了。娃娃们，可不敢那么做，那让世人笑话死呀！”

“这么多年，人家给你吃，给你穿，那都是当自家人一样往大养着你们呢。算下来那钱可不少呢，你们说离就离，真当成小娃娃过家家了！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家里是给你们退不起的。”

“政府干部说得好听，那是煽骗你们几个愣女子呢！”

“你们这么做，就是忘恩负义了。你让我们当老人的，一天可咋照面呢。”

两个女子的情况都一样，她们串通一起，横下一条心，直跟家里闹腾了半年多。看看没办法，康明章找人，悄悄的让康秀芳到县上的公路总段上了班。为此事，据说，老两口一度头都抬不起来，受够了男方家的数落追究。自知理亏，康家给男方家退还了不少的钱。外人不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康秀芳省吃俭用下来的工资。

当了干部天地宽，康秀芳后来自由恋爱，嫁给了在当地工作的孙怀斌。两口子恩爱一生，育有两儿一女，分别在西安和延安上班。这样的人生道路，是杨青庄人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可见，人生命运，有一半还是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老二康秀芳的问题解决了，轮到了老三康秀文，这又得从头说起了。

一天，村子里的娃娃们追着耍，一个女娃娃和一个男娃娃不知因为啥矛盾，互相吵了起来。女娃娃性子泼辣，嘴快，男娃娃接不上话，气得呼呼的。不远处的石辗子边，几个婆姨在做针线活，跟前的老槡树上，两只喜鹊喳喳的叫。有个婆姨拿着线筐筐往过走，见两个娃吵得面红耳赤，就停下来戏说：

“这两个愣娃娃，小娃娃过家家，你们吵甚呢。小心，吵着吵着，吵成两口子了。”

两个娃娃不吵了，脸一红跑了开来。那婆姨喜滋滋的走到一群婆姨中，学说了自己刚才的话。在场的人中，有一位男娃娃的婶娘，回去后又跟家里人学说了。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男娃娃的妈妈心思一动，脸上挂出了笑意。

几天后，男娃的妈和女娃的妈一起在地里劳动，中间歇下来，两个人坐在黄土圪塄上啦话说：

“他婶子，那天你那三女子来我们家，正好遇上娃他姑舅大上门来了，人家会看相呢，瞅了一眼你们女子问我，是不是我的女子？我说那是邻居家的。人家说，那咋看上去，跟你们家二小子长得一样样的。人家不说，谁也没注意，一说，我和娃他大一细看，觉得两个娃确实长得像。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

“不是吧，我们还没注意过呢，等回去让两个人站一块看看。”

“用心一看，你就知道了。就不知道，这种像是不是就是夫妻相啊？要是，他婶子，把你们女子，许给我们家，咱们做亲家吧。”

“我那女子厉害呢，怕你们家娃将来管不住。”

“我还就喜欢厉害媳妇。媳妇厉害，能生下厉害孙子。将来不受气。”

如此这般，两个娃娃间的嬉闹，两家大人间的戏言，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步步约定成了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大事。最后，果应了那个开玩笑婆姨的话，两个斗嘴的小娃吵成了两口子。他们不是别人，男的叫曲有富，女的叫康秀文。两家人的窑洞建在同一座山前，只是一个住在坡东面，一个住在坡西面，相距还不到十几米远。

中间，吴起县成立秦腔剧团，到学校招演员。那年，康秀文已经十三岁，吊着一根又长又粗的辫子，身段好，样子俏，唱腔也美，特别是眉眼中，透出一种不用画妆，自带三分戏剧脸谱样。她当时正在校园里耍呢，被招人的团长一眼相中。问了情况后，康秀文当天就被打发回家，跟大人商量去了。

旧时候，唱戏艺人的地位低下，被视为不入流的行业，贬称为“戏子匠”。李贵花矛盾地定不下来，康明章倒觉得是个机会，说现在是新社会，人家又是新剧团，娃去了，将来就是国家的人，说不定还能成个角呢。康明章的这种眼光和见解影响所及，在老兄弟的家中，那一年就走了三个女子，都进了剧团。其中，还有他的孙女康小玲。

这样的大事，又被告知到了男方家，矛盾和纠结自然是大同小异。不过，最后两家老人还是都同意了。村里的人知道后，都说这下子两个娃的婚事，怕是没戏了。两家大人因为商量在先，又征求了娃娃们的意见，所以照旧亲家长亲家短的称呼着。几年之后，康秀文成了剧团里的新秀，获得了多项奖励。曲有富努力，也进了政府部门，成了国家干部。两个人处得也好，结婚成家全都是水到渠成。

康秀文后来当了吴起县剧团的团长，领着一班人马，演遍了大半个中国，在陕西秦腔界小有名气。两人一生育有两儿一女，晚年定居在吴起县城，乐知天命，过着戏剧般的逍遥生活。在世人眼里，她是康家姊妹中嘴不让人，最为厉害的一个。

李贵花因病去世时，七个儿女中，五个都有了归宿，剩下四女子康秀荣和五女子康秀莲，虽然都已经有了婆家，可还都没有出嫁，没有自己的家庭呢。两人的婚姻大事，也就成了做母亲最最放心不下的一份牵挂。这些，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

母亲走的那一年，姊妹中排行老四的康秀荣刚十四岁，因为家里没人劳动，家境困难，哀痛中的父亲只好让她辍学回家。关于她的婚姻问题，一如前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这个头再一追溯，就又回到了她小得时候了。这一小就小回了八岁上。

康秀荣八岁的时候，父母已经给她定了一门亲事，男方家还是姓宗，也住在杨青村里。不过，这个婚约是随意中说下的，并没有更多的讲究过。要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一切也许就顺理成章。如果成章了，那么，这本《洛河源家事》恐怕就不是由我来写作了。因为，康秀荣是我的母亲。

洛河源人家的窑洞，多数都是依土山面挖成的。窑顶上有的人家没做修理，山势依旧，人自后面走上去，不住意很难发现前面是一户人家。有的人家则摊平了房顶子，成了一处能堆放东西的土平台。摧毁康秀荣最早婚约的，是后一类型的一处窑顶。当时，几个娃娃在上面玩耍，发生了一点小磨擦。康秀荣不经意的一蹬，把一个男娃给蹬下了窑顶，摔到院里半天爬不起来。

被康秀荣蹬下窑顶的男孩，正是父母给她定下的娃娃亲。

“唉哟，他康家妈，你这个女子咋这么厉害呢，一脚把我们娃从窑上给蹬到院子里，差点给摔坏了。”男孩母亲背了哭着的儿子找到李贵花，嚷着说：“这是什么媳妇了，这么大点年纪，就把男人差点给摔死。这还了得，将来，我们家咋敢往回娶呢。”

“他婶子，可不敢乱说，你把娃娃放下来让我看看，没摔坏吧?”李贵花笑着抱过娃，揉了头，揉胳膊，再揉腿，发现没大的问题才放下心。这时的她嘴开始不让人了，快言快语说：“看来，两个碎鬼是大相不隔。将来你们家不敢要，我们家也不敢嫁了。咱们这个亲家看来想做也做不成了。”

康秀荣一脚蹬掉了一份婚约，为后来与我的父亲结合，创造了条件。

康明章在村子里，最看重的人是宗维岳，两个人也能啦在一起。两家人品性也相投，又都属于血缘亲情势力单薄的家庭，文化大革命中，不联合，就意味要受排挤，要受欺负。联姻是把两家人绑在一起的最好办法，所以一拍即合。宗家唯一提出疑问的人是张连贤：

“那个女子，我看着长大，是个好娃娃，就是她那个妈，哎哟，那个嘴，太厉害了。”

张连贤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家老人之间，发生过一个故事，这且留给后面交待。只说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1964年结的婚，双方均处于非常时期，所以婚礼办得也简单，里边隐含着两个人许多的委屈，并在晚年还时常被提起过。

康秀荣一嫁，家里剩下了碎女子康秀莲。自觉身体不做主的康明章，想着自己在最后的时光里，把这个女子给安排好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最大的安抚，莫过于婚姻和家庭。这一点，与其她几个姐姐一样，康秀莲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定了娃娃亲，婆家就住在康家的窑上面，也姓宗。

不同于四姐的一点，康透莲在二姐和二姐夫的供养下，幸运地留在学校念书。毕业后，她因为学习好，留在了杨青小学当了老师。那一年，康秀莲刚满十七岁，父亲康明章随后就去世了。在这所离家很近的小学，她一干就是五年。婆家看着两个娃娃一年年长大，催着让完婚。康秀莲却不愿意，一拖再拖。

像那个年代所有知识女性一样，康秀莲也有自己的梦想。她想飞离家乡的土窝窝，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前程。反抗包办的婚姻，基本是她们共同的一种挣扎。但她与二姐康秀芳不同，性格较为内向，而且处于母亲早亡，几无娘家的境地。最后，康秀莲在父亲和婆家两方面的夹击下，含泪结婚成家。这中间哭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泪，只有老天和她自己知道。

结了婚的康秀莲工作出色，坚持刻苦学习。1974年，她一举考上了延安师范学院。还没有孩子拖累的她，再一次开始了对婚姻的挣扎。失败后，毕业的她重回吴起，被安排在了城关公社工作，两年后又重操教师职业。随着大儿子的出生，认了命运的她开始了个人事业的奋斗。

康秀莲从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一步一个脚印上去的。她先在县团委工作，后任县妇联主任，再任县委宣传部长，直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度，她有机会到延安地区更上一层楼，无奈婆家多方阻挠，直至向上级领导告状，以家人生命相威胁，硬拽住没能成行。

康秀莲与外人很少谈及往事，作为晚辈，我从她半眯的双眼中，看到一种深邃，从她淡然的目光中，能觉出对命运的一声叹息。

2010年夏天，康明堂的儿女们欢聚杨青村，为父母坟头添了土，烧了纸。据同龄的老年人见证说，康家昔日的五朵金花，一个个除了面带沧桑外，仍然不失当年的风采。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父母在她们每个人婚姻中的良苦用心。老两口是把三个女儿许配给了自家窑洞的左、右、上三户邻居家。让她们的婚姻，成为保护居于其中的康家一道特殊的屏风。这怕是天底下，古往今来都没有过的一种生活设计，用心之良苦，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康家五姐妹，后面我会专写其中两位的人生之路，以斑窥豹，详细地再加以介绍。

                ——部分内容据康秀荣多年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