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农村及社会结构的著作。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体系、权力分配、乡土社会人文环境、礼法、血缘地缘等多个方面。
《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乡土中国》不同于作者之前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的书籍，它不是对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总结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是对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的讲述。1924年大瑶山初次田野调查开始至1933年,费孝通先生主要的工作是实地研究。而在1933年访英归国以后开始主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指导实地研究，这也是费孝通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提炼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并会为中国未来的乡村振兴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是因为基于耕地泥土发展的农业需要，千年以来中国农民聚村而居，才有了代代相传的宗族、集体、民族、社会。地方性的限制使得这将发展成为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熟人”社会。乡土使得社会和个人得以相通，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提及乡土社会的信用，农村的活动通常一个家庭的一个男劳力就可以基本完成，不存在太多的合作。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太多的交集，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没有了权利和义务明晰的划分自然也就没有形成条例清晰的法治。但在我看来，乡土社会并不是没有法律，只是法律的存在形式不同于现在。比如地契、田租，以及例如家训、家风之类的，其实都是以法律的实质在约束人们的行为，只不过熟人社会增添了这其中的人情味与变通性罢了。此外，当人们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反而为冲突、争议的存在营造了空间，熟人人情便成了“说不清，也道不明”！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差序格局", 与之相区的西洋社会则是“团体格局”。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历经半个世纪后，今天的中国农村社会还是“差序格局”的吗?还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可能逐渐转化成“团体格局”呢？或者是其他新的格局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编制的改变，“差序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其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不断扩大，为了利益开始攀关系、讲交情的情况处处可见。但不可否认，维系“差序格局”最重要的血缘、地缘、姻亲关系依然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作用在逐渐削弱罢了。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差序格局”在保持着传统性意义的基础上在逐渐呈现现代性的变化, 差序格局正呈现着发展的新趋势。
由于单一农业的发展并不需要太多的合作，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使得千百年来人民形成了由己及人的理念；而游牧民族打猎要求团队合作，所以更加强调团体理念。前者体现了私我之别，《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说的就是由小我向大我发展的理念，由个人到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乡土社会的人对于忠诚的抉择往往存在许多影响因素，家庭、家族、国家三者之间往往难以兼顾。中国改朝换代数次，每次变得是王朝统治者，不变的是宗族的传承。尤其是历史上士族的发展，许多名门望族在朝代更替中依然长盛不衰，甚至一度与皇族分庭抗礼，例如陇西李氏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
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社会变迁便常发生。从“城乡分治”到“城乡统筹”, 农村社会治理问题被置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之上，问题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之中不断得到改进，新的城乡关联正逐步建立。新的“乡土中国”格局即将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形成！
有人说，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的是对于社会制度变革的讨论，那么本书则侧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道德。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恰恰证明其认为从维系一个社会持续正常发展的角度来说，处理好社会道德与法律、经济制度等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定程度上与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类似之处。
纵览全书的结构，不难发现，无论是乡土社会的语言文化、性别差异及家庭分工，还是其对于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做出的精妙概括——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等，都是围绕维系社会运转因素总结归纳的社会特征。
从乡土社会中归纳出的共性特征即使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也依然留有深刻的印记。以差序格局为例，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个体的人依然以自己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的核心，按照血缘亲属和关系亲近，逐层向外扩展，形成一圈一圈类似于水波纹一样的社交圈子，每一层圈子当中的人们都跟自己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联系。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们居住形式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同时个人的追求也各有不同，“家族”“宗族”渐渐消解，失去维系关系的条件，渐渐的这种差序格局的血缘特征的影响力在逐渐降低。而由于通信、交通等条件的变化，维系这种差序格局的因素在逐渐改变，在我看来，社会性的因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但是依然不可忽略血缘因素对于这种社会关系格局的影响。
不过乡土社会秩序的维系与现代社会还是大有不同之处的，尤其体现在“礼治”与“法治”这二者之中。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这里的“礼”并非所谓的礼貌、文明、善良，而是“礼法”中的“礼”，指为社会所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与其说是规范，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合于“礼”就是指此种行为受到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可，不会引起众怒，是正确且常规的。礼治要发挥效力，其必要条件就是传统可以有效地解决生活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很显然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社会生活需要的，才会有一次次法律条文的修改与完善。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周礼无法适应社会现状的情况下形成。从封建制度彻底结束之后，“法治”社会变成维系社会运转的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效力的因素，相较于“礼”，“法”的实质也是一种对于行为的规范，只不过法治中对于行为的规范更具有合理、科学、权威性，能够随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滞后性比礼治弱，创新性比礼治强，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历史长河见证的结果。
但是不可忽略传统礼法中的优秀文化的重要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是当下传统文化也是道德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就是最好的证明，任何社会失去了道德，社会也无法维系，这是人性也是人类社会群体的特性所决定的，或许人人不会都懂法，但一定都懂礼，道德底线与准则的形成是人在社会交往中学习与继承的必然结果。
当然，“礼治”的推行一定会有个民意呼声的代表，或者说是惩罚违反这一套行为规范行为的监管者与实施者，因而少不了权力代表。在传统社会的维系中，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有碍于天高皇帝远，于是选择了“无为政治”的统治方法，应用至乡土社会即长老权力的产生与效用。所谓长老权力，实质就是强调教化的作用。长老，其实就是族长、有名的乡绅、村长、里长之类的人物，德高望重，常常由年纪较大、阅历丰富、声望较高的人扮演，承担着维护与诠释、传承“礼治”的责任。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长老权力或许比皇权更有威力、更有效果。乡土社会对于礼治、对于传统的重视，因而社会较为稳定，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事物、思想的产生，阻碍了社会变迁的步伐。
研究这本书，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规划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城镇化的中间阶段，即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期，如何协调好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与关系，是目前基层社会规划依旧需要重视与思考的。
除了从这本书中得知中国乡土社会的情况与性质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费孝通先生通过自身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断挖掘和敏锐的观察，同时凭借自身坚实的社会学积累并加以理性分析，才得以深入中国乡土社会，给我们描述了客观真实的乡土中国。从这一方面来说，费孝通先生的这种研究态度更是值得我们今后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