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鎖上，燈關了，只留頭頂一盞燈，說說往事或只靜靜地坐到東方發白，往往我們就這樣過完一整夜…… （勞倫斯 布洛克《每個人都死了》）
平常人也許希望你我時常出現在彼此的夢裡，但奧斯維辛的倖存者可能希望不再有夢，如此便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回去，回到那個讓他們認識到世間的“邊緣”或者“終極”，不必再一次又一次地面對被死亡威脅的日日夜夜，不必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挑戰作為“人”的底線。
阿多諾說出那個著名命題“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酷的”，但是策蘭的詩打破了它；不過策蘭終究沒有能夠走出奧斯維辛，1970年他自溺於塞納-馬恩河；萊維不寫詩，他在每天坐火車通勤的路上寫作《這是不是個人》，他以超凡的冷靜觀察、探索奧斯維辛的存在對人性的終極挑戰。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任何人不應該從這裡出去，因為他會帶著刻在肉體上的印記，把這裡的醜聞傳遞給世界，告訴人們，在奧斯維辛，人得有多大勇氣才足以把人糟踐成這樣。”這是一種預言嗎？還是萊維對人類命運的概括？
萊維的敘述，引導我們從細節上重新認識集中營：人們依據刺青的號碼來辨認、區別彼此，號碼越大的人越是後面進入集中營，萊維自己的號碼174517（《活出生命的意義》作者 維克多•E•弗蘭克爾的編號是119104，說明比萊維早進去）。編號將人符號化，如同物品一樣加以管理，剝奪人作為個體存在的獨特性。重要的是：奧斯維辛是為了滅絕我們的同類而設計建造的。人類——如我們自稱的那樣，是這個星球上唯一具備豐富情感的最高級的動物，如果我們承認奧斯維辛曾經存在過，那麼，我們就從根本上確認了我們自身的動物性，從而喪失了我們得以自豪的理由。這是萊維在他的敘述中傳達給我們的。奧斯維辛的存在，一再地提醒我們：人類的內在“惡”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能夠如何將我們的人性抹殺？
萊維描述自己的經歷：由於極度口渴，他掰下一條冰淩，但是被守衛奪走，“為什麼？”他問，“這裡沒有為什麼”，守衛回答他，一把就將他推回屋裡。”在這裡，人可以沒有任何原因，不帶憤怒地毆打一個人，可以任意地將人歸入“左邊”（毒氣室）或者“右邊”（勞動營），可以不帶怨恨、也並非嘲弄地在犯人的身上擦乾淨自己炸了油污的手，更可以折磨一個人的肉體，直到讓人累得無法懂得死亡是什麼了……
同類對於同類的折磨，消滅了人的神聖性，熄滅了人的身上生命的火花，抹去了人類思想的能力，可怕的是：集中營的惡，只不過是日常的惡放大而成的結果！試想，在我們的四周，是否處處存在著漢娜 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細小瑣碎的惡意的存在，最為可怕。一旦遇到集中營的土壤，它就會結成引誘人性淪陷的果實。
然而，即便淪落到奧斯維辛這樣的境地，我們依然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證明人的存在的高貴性。在集中營裡，萊維有這樣一位快近50歲的朋友施泰因洛夫，他努力地把臉洗乾淨，沒有肥皂，就用髒水洗，用上衣擦乾身子，挺直腰杆走路，他用這樣簡單的形式證明自我的存在，他有其質樸而強壯的邏輯：“正因為集中營是使人淪為畜生的一架大機器，我們不應該變成畜生；就是在這種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應該有活下去的意志，為了日後能夠能帶著證據出去，能向世人講述……我們最後的權力，那就是：我們不認同他們的獸性的權力。”在這裡，萊維展示給我們看：文明的存在從來未被野蠻的獸性淹沒！奧斯威辛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人性實驗工廠，在這裡，人類被剝奪了姓名，湮滅了身份，褫奪去一切可以聯繫自己與過去、未來的象徵之物（照片、手絹或是一小片殘紙），被投擲在不能確定生死的試煉爐裡，“一切文明的上層建築都被取消了”，這時候，支持我們的，到底是先天的動物性？還是後天的社會性？我們人性的光輝還能再次閃光嗎？
萊維的敘述讓我們看見希望。我想：唯有承認我們能夠低賤到何等程度，才能讓自己從泥漿中高貴地站立起來！即使是被剝奪了一切，我們還是看見他在奧斯威辛遇見的那些溫暖的人類：他的朋友洛倫佐，一個義大利民工（不是猶太人），每天帶來一塊麵包和剩下的囚飯，送了他一件打滿補丁的舊毛衣，替往義大利家鄉寫了一張明信片——這一切，不是為了任何酬勞，只是出於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關懷！
因此，萊維說：“洛倫佐是一個人。他是屹立在這消極世界之外的人。多虧了洛倫佐，使我沒有忘卻我自己是個人。”多虧了洛倫佐，讓我們對於這個“人”的世界能夠保有最後的、最光輝的希望。這讓我們意識到：不論在如何被剝奪、被侮辱、被損害的境遇下，人自有其內在的閃光之處，這些人性的微光支撐我們在宇宙間繼續行走，同時也不愧於自稱為“人類”。這是我們在《美麗人生》、《西西里的美麗傳說》、《辛德勒的名單》、《盧旺達大飯店》這樣的電影中看到的情節，這也是我們在少女馬拉拉身上看見的內在精神，這也是我們在巴赫的賦格曲、在梵古的向日葵中看見的生命之力。
感謝萊維告訴我們洛倫佐的故事。
1945年10月19日，曾經的奧斯維辛囚徒萊維輾轉回到祖國義大利；
1987年4月11日，萊維在寓所跳樓身亡。
奧斯維辛終究追上了他，殺死了他。
但是僅止於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