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度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激增至3.01亿，相较于前一年增长了约5500万人次。
这意味着居民年住院比率达到了惊人的21.4％，远超国际平均水平（通常介于12%-15%）。这一数字令人侧目，尤其是考虑到仅仅二十年前，即2003年，我国居民的住院率仅为4.7％。如今，即使对比OECD成员国，中国在居民住院率方面亦遥遥领先。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如此迅猛的增长呢？
一、老龄化社会效应显现
毋庸置疑，老龄化是推高住院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官方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民政事业统计报告》揭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逼近2.8亿人，占总人口比例逾越20%。相较之下，2003年同年龄段老人数量大约只有1.34亿，仅占据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鉴于老年人群健康状况较弱，其较高的住院概率自然而然地推升了整个社会的住院率。
二、医疗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国民健康保障条件的显著改善。回溯至两十年前，我国尚未实现全民医疗保险覆盖，众多家庭面临高昂医疗开支时往往力不从心，不少人被迫选择放弃必要住院治疗。而今，得益于全民医保体系的普及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跃升，住院治疗的经济障碍大幅降低。换言之，更多民众有能力并且愿意接受住院服务。
三、门诊与住院边界模糊化
在多数人心中，相较于频繁往返于家庭与门诊间，选择住院往往被视为更为安全且便利的选择。特别是在疾病治疗领域，具体操作是在门诊进行还是转入病房并没有明确界限。基于此考量，即便是简单的血糖调节或是血压监控，人们也会倾向于通过短暂住院的形式予以实现。这种偏好无疑进一步助推了住院率数值上涨。
然而，除了上述合理解释之外，隐藏在其后的某些不合理诱因同样值得高度警觉。
四、“住院”作为特殊身份象征
在许多场景下，是否处于住院状态直接影响着一系列福利待遇的发放。譬如，企业员工生病期间若能出具正式住院证明，则有望获得公司关怀与补贴；又如请休假事宜，一旦附上了“住院”标签，几乎无须担忧遭到驳斥。此外，部分商业保险合同明确规定，唯有住院方可触发赔付条件。种种因素叠加下，无形中激发了一定规模内人群的“住院欲望”。
五、DRG付费改革的双重影响
近来，我国医疗支付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名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称DRG）的重大变革。
简而言之，DRG制度依据疾病类型设定统一价格标准，无论患者实际消耗了多少医疗资源，医院都将按照固定额度收取费用。此举意在抑制过度诊疗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然而，实践中却暴露出新问题：由于每个疾病类别对应的支付限额存在上限，倘若患者病情复杂度超出预期，单一疗程的资金便难以支撑完整治疗流程。于是乎，“分解住院”应运而生——即将一个连续的治疗过程分割成多个独立环节，在不同时间段内分别办理入出院手续，以期获得更多报销额度。此种做法虽属无奈之举，但无疑加重了住院率负担。
六、医疗资源配置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体系内部存在着明显倾斜现象——相对于门诊设施，医院管理层往往更加重视病房扩张。究其根源，在于后者能够带来更高收益。
据统计，过去七年里，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新增加的床位总数高达276万张！这一庞大数字背后，潜藏着深层次利益驱动逻辑：“罗默认律”告诉我们，每一处新增设的病床必将吸引相应患者入住。
当医院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唯有依靠不断增加住院次数方能维持收支平衡时，住院频率自然随之水涨船高。
七、重塑医疗价值导向：以人为本而非逐利
面对当前局面，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医疗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医护人员薪酬结构是否合理？医疗投资重心应否调整？显然，在现有框架下，医务人员报酬与其所在单位的创收能力紧密挂钩，极易滋生“唯利是图”的职业风气。
为此，倡导将人才培养与激励置于首位，逐步剥离医生收入与医疗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才是破解过度医疗困境、引导住院率回归常态的长久之计。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同时，促进整个社会医疗体系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