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于文字外。”
“往透明的瓶子中装水，使劲装，瓶子的形状慢慢就显现出来了。”
“要的就是这个瓶子。”
在这之前，扬扬洒洒写了二十万字，我始终不知有所谓的“瓶子”存在。后来有了老师，他反反复复强调着，并将我也塞入寻找“瓶子”的队伍中。
文章这种容器，一定是有漏的瓶子。我将各种回忆、情绪、想法、故事、甚至于思想……统统装入，仍不见它的形状。
老师说谎！
如果人类丧失说谎这一能力，那文学必定空乏，喝酒吟唱的诗人必定会减少。饭馆里、麻将馆里将不再喧哗，家里也安静了，满大街都是沉默的人，世界俨然一个童话（童言童语）王国。
十八岁了，我保持着沉默。然而我编织了一个谎言，四年里我深信不疑。我读的大学在南昌不在重庆，南昌离家近，重庆离家远。具体有多近我知道，具体有多远，好像很远很远，靠近印度？不，该是靠近珠穆朗玛峰了，真远！
三十五岁那年我来了成都，重庆就在隔壁。原来重庆和家乡一样异常地热！
对付热，我们可谓得心应手。当车辆飞驰而过，我们会跑到路中央享受携着砂石的风；当放学铃声响过，我们会甩掉身上所有束缚跳入水塘；当汗水浸透衣裳，我们会将一切物件当成扇子，新作业本常常转瞬就成了老婆婆的脸。
高中有个大人模样了，汗水只能任它流淌吧。那时爱穿长袖，也许是方便拭去额头不断涌出的汗水。教室里，每个人的衣裳都被牢牢吸附在后背，上课总是走神。
九月，我在裤兜放了一块手帕，衣袖扣得齐齐整整，衣摆塞入裤中，露出崭新的皮带。脚上一双全新的皮鞋，我要远行了，目标：南昌。
“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不要怕！”我以为父亲在儿子第一次远行时，总该说些类似的话。
然而没有。
长途汽车上，姐夫坐在身旁，他一直说着，仿佛自言自语。我默默凝视着窗外景致。原来公路应该是白色的，法国梧桐是翠绿色，应该有人行道还有天桥，房子应该是高高的……
在汽车总站，我们换乘接新生的校车。车内的喧闹不久就被车轮压在石子上的哔啵声所替代。车身颠簸着，姐夫低垂的眼皮合上了。我静静看着窗外单调的黄土、石子、灰尘、望不尽的杂草从眼前划过。直到学校牌匾出现，没见任何车辆迎面而过。（仿佛一趟有去无回的旅行。）
姐夫帮我安顿好，在校园内走了走就准备离开，我坚持要送他。公交站牌下长满高高的蒿草，姐夫语重心长的叮嘱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公交车来时他只能默默挥挥手。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携着滚滚尘土消失在起伏的石子路上。（我内心剧烈涌动，几乎喊出：“姐夫，带我回家”。）我静静地守在车站，只希望车轮的哔啵声在耳边停留得久些再久些。
“我要上重庆大学！”整个夏天的沮丧此刻终于化成了一句誓言，太阳炙烤带来的疼痛也随之袭来。
像童年游戏时被同伴遗落在荒效野外，入学第一晚我一直默念着“回家、回家……”才进入梦乡。
（校园实际就是个悠闭的农场。）除了上课，我几乎都躺在用蚊帐搭起的小天地，盯着头顶的吊扇一圈圈无休无止地转动，真希望它掉下来。
对这里的一切，我莫名地怀着恨意，非必要我保持着缄默。直到我听见全身骨胳发出咯吱咯吱抗议。
我挣扎着起身，费力地穿过校园内起伏的阡陌，进入墙身斑驳的教室。所有空白的纸张，变成了一封封书信，塞满了抽屉。我抽出最后一封，投递在小镇上的邮箱，回来时发觉皮鞋变了颜色。
我透明般隐藏在荒野般的校园。我丈量所有经过的路，宿舍离食堂二百六十五步加四十八个台阶，邮局离学校五千六百三十步。
我又买了双球鞋，双脚在石子路、泥巴路、水泥路绘制出学校、小镇的详尽地图。
“刘叔，忙呢？”
“九点关校门！”
传达室刘叔声音倍感亲切，他几乎能叫出每一位新生的姓名。
有天，重复的对话多了一句，
“谨同学，你的包裹单。”
小镇邮局很小，长长的队伍全是学生。回校路上，还是这支队伍，只是队列拉得很长很长。我行进在队尾，荒野里充斥着沙沙声、人语声、笑声，我还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
回到纹帐搭起的天地，拆开包裹，面上是一张对折的信纸，上面留有擦拭后残余的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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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坐在煤甘石堆起的小坡上，取下手套，汗水沿着发稍滴进满里煤灰的衣领。他燃了根烟，望着黑色世界之外的蓝天，没有一丝风，白色烟雾爬升至头顶约半米，然后散开渗入略感刺鼻的空气中。
谨：
回信有些迟，不好意思。
找了几次叶老师，才拿到这些资料只有上学期那部份。
关于复读，也正是不知如何落笔的原因。每天都四肢酸软，头一粘枕头就能睡着，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叶老师叫我赶紧地去上课，我说挣够了学费再来。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地坐下来。
你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对不起！
有新的资料我会再寄！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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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海就去了洗煤厂。
“不考了？”
“下学期再说。”
“我想去复读。”
“非重庆大学？”
“不敢跟家里说。”
他递过来一支红塔山，我们跟随着卡带，哼唱着“有你有我有天有海有地……”
我走时海还在上班，他留了个单位地址塞在他送的笔记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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