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上门女婿，就是赘婿。

父亲五岁时，我的奶奶患肺结核去世。他的继母又给他生了五个弟弟，三个妹妹。

九个孩子，都靠着当挖煤工人的爷爷养活，在那个活下去都很艰难的年代，父亲是众多孩子中唯一科班毕业当老师的孩子。继母从其他孩子的口粮中省下钱供父亲读书。

工作以后，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彩礼，也没有婚房。父亲拒绝了主动追求他的同班同学，默默工作，想有点积蓄后再考虑成家的事儿。

在这期间，父亲的同事，也是母亲的同学在中间做媒撮合了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母亲是民办转公办的教师。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有俩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一个哥哥在省会沈阳工作，娶了当地的妻子。在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再加上工作的原因，好几年也不能回家探亲。所以，这个儿子对于姥姥、姥爷来说形同虚设。处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找个上门女婿。

父亲夹着行李住进了母亲所在的小山村，和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

彼时，姥姥、姥爷都年愈古稀，不能下地干活。姥姥身体不好，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背着去医院看病。

1975年二月，姥姥病了，父亲背着她去海城住院，在床边看护的父亲，突然听见一种声音，像是有重型卡车开过来。接着窗外的地上蓝光四射。父亲猛地反应过来，地震了，火速抱起瘫在床上的姥姥向外跑。到了安全地方，脱下自己的棉衣铺在地上，将姥姥安顿好。东北的二月，天寒地冻，父亲抱着膀子瑟瑟发抖。

每每酒后，他老人家讲起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都感慨劫后余生的幸运。

姥姥家有田要种，自从父亲上门，姥姥、爷再也没有干过农活。

父亲白天上班，当班主任，要管四十多个孩子，还要上语文课。下了班，二十华里的路，父亲走回家。吃完饭，去地里打柞子(玉米或者高粱收割完了留在地里的根儿)。万籁俱寂，月亮撒下清辉，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映着父亲不知疲倦的劳作的身影，直到后半夜，父亲才码好一部分柞子用扁担挑着回家。

每次父亲回忆到这个桥段，长大的我总是怨怼姥爷没有把父亲当儿子看，那么晚还舍得让父亲去田里干活，我还据理反问父亲：你舍得让我哥深夜去地里干活吗？

父亲笑，仍是为姥爷辩解：“那个年代就那样，人口多，劳力少，那时候年轻，干得动。”

他老人家完全不认为赘婿是一种屈辱和寄人篱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有莫大的成就感，这个有老有小的家因着他的付出而变得越来越好。

后来，母亲心疼父亲，托人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价格是母亲半年的工资。据说整个镇上就进了八辆自行车，而我爸爸骑的那辆车是八分之一。

我的父亲就这样在这个家扮演着儿子，女婿，丈夫，父亲的角色。感动于父亲的付出吧，我和我哥都随了父亲的姓氏。这是姥姥、姥爷给足了父亲面子和尊严。

多年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要把农村的房子卖掉去镇上住。房子一共卖了八百块钱，父亲考虑到这是老人的家产，留下四百置办新家，那四百寄给了远在沈阳的舅舅。

父亲替舅舅尽着做儿子的责任，却没有忘记分一份家产给舅舅。

七十年代末期，姥姥、姥爷相继去世。父亲像儿子那样给二老送终，并把家里传下来的一对儿清朝的胆瓶(民窑)拿给舅舅。大概在父亲的心里，我的舅舅才是真正继承家业的那个人。尽管他尽了做儿子的义务。

家里的习俗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四个节日都必须给故去的亲人上坟，而且这个任务是由儿子完成。自然，每年四次的上坟任务又落在了父亲的肩头。

四十多年来，姥姥、姥爷坟旁边那颗老杨树看着父亲从黑头到白发，每年四次雷打不动的给二老上坟。

前几年，我陪着父亲去上坟。开车要半个小时，车停在信号塔下面，要走一段下坡的山路。路基被洪水冲刷的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要栽倒，我搀扶着七十多岁的爸爸，深一觉浅一脚的迈过去。

想去到坟边，还要上一个坎儿，需手脚并用爬上去。再顺着玉米地的龙沟走到尽头。要是赶到中秋节，正是蒿草茂盛的时候，半人多高，不仔细看就有踏进深坑崴着脚的危险。

这些年来，我不知父亲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风雨无阻，一个节日都不落地去上坟。苍老的父亲弓着腰，虔诚地在坟前跪下去，燃香、烧纸，嘴里念叨着什么。然后，手拄着膝盖艰难的站起来。父亲用四十多年的坚持践行着一个赘婿的责任。

前年，父亲拿着镰刀砍坟上的荆条时，不小心划到了食指，血从坟前一直嘀嗒到停车的路边。

好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劝他：快八十了就不要亲自去上坟了，在十字路口烧一点就行了。

父亲固执地不同意。

端午节之前，父亲等不及孙子开车带他去上坟，自己开摩托车去了。我知道了，在监控里嗔怪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万一出点事怎么办。但是，我知道劝不住他，我们能做的只是等下一个节日先安排他完成自己的心愿。

上门女婿像是一纸合同，父亲用一辈子来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