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60年，也就是长平之战结束那年，一个五十余岁的读书人心有所动，搞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一边欣赏沿路风景，一边观察各地风土民情，白天行路，晚上著述，一路上颇为愉快。

这一天晚上，他在油灯下写道：

进入这个国家，发现百姓质朴淳厚，音乐高雅悦人，服装朴素大方，人们敬畏官吏，顺从法律，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人民啊。到了都市官府，各级官吏严肃认真，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没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来到国都，士大夫走出家门，直奔衙门；走出衙门，直奔家门，没有私下的事务。他们不勾结、不结党，卓然超群，明智通达，廉洁奉公，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士大夫啊。观察朝廷，君主主持朝政，处理政事从无遗留，安闲得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真像是古代圣王治理的朝廷啊……

这段话后来被收进了《荀子·强国篇》。

是的，这个老者就是大儒荀子，韩非和李斯的老师。

上述记录是荀子和应侯范雎的一段对话。范雎问他入秦以来有什么观感，荀况老先生说了一大堆，虽然最后还是批评秦国不尊重儒者，但是对自己入秦之后的见闻，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荀子眼中的秦国，是不是和我们印象中的秦国不大一样呢？

我们心目中的秦国，照理说应该是人烟稀少（都打仗去了），满眼残疾人（秦法严苛，动不动割鼻子、砍脚），官吏横暴（法家出酷吏），一派萧瑟（人民噤若寒蝉）。

然而，荀老先生一代大儒，似乎并不是以吹牛闻名于世的，让我们如何理解呢？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秦孝公与商鞅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

秦孝公为什么要用商鞅？

前362年，秦孝公嬴渠梁继位，本年十九岁。

但凡雄主，多为早熟。十九岁，正是现代人埋头苦读想着考清华北大还是蓝翔技校的年级，嬴渠梁在思考秦国向哪里去、他本人可以干点什么的问题。

表面上，作为国君，他有无限权力，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是，一想到他之前的国君面临的窘境，嬴渠梁常常不寒而栗。史载，在孝公之前，秦国出了十个强权庶长，其中有五人主导了五位国君的废立，作为臣属的庶长，可以决定国君之立废，而且这个比例高到离谱的地步，让他情何以堪！国家政局错乱复杂，公族势力盘根错结，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眼前一片迷茫。

怎样抑制公族势力，怎样收回国君权力，嬴渠梁想到了他最敬拜的祖先——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其所开创的盛大基业，核心的一点就是依靠外国客卿来制衡秦国公族（穆公名臣百里奚、蹇叔、由余，大家可求助于度娘）。于是，前361年，嬴渠梁发布招贤令。

商鞅闻讯前来应征，简历上“技能”一项，赫然写着“屠龙之技”，嬴渠梁大喜，两人一见倾心，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亲密合作（详见拙文《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

商鞅立法的基础

儒家的社会理想，似乎被法家实现了。这不像现实，倒像是讽刺。

荀子在与范雎对话时最后说，政治的最高境界，秦国基本上达到了，但是，用称王天下者的标准去衡量，还差得远呢！

范雎问，为什么呢？

荀子说，因为没有儒者吧。纯粹地崇尚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这两者一样也做不到的就会灭亡。这也是秦国的短处啊。

不能说荀子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只不过呢，儒家对社会理想的憧憬、对人性要求的苛刻，是无法用来在现实中进行的。我们当然希望国家发展得日新月异，每个人都是道德楷模，但这个可以作为某种追求的目标，倘若拿来作为用人的标准，你满世界找不到一两个这样的贤人，这不是纯粹扯淡吗？荀子对秦国的评价，恐怕没有最后这两句批评，早就被后世儒者删除了吧。

通过荀子的说法，我倒觉得他老人家这次在秦国一游，反而受到法家思想、特别是法家治下的社会现状的冲击甚至感染，这才有可能使一个大儒教出了两个法家巨子——韩非和李斯。

我个人感觉，法家最大的特点是：务实。

《商君书·算地》说，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商鞅认为，法令的制定不考察民情就不会成功，政策的确立适应形势推行起来就不会抵触。

比如，商鞅说，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意思是说，利用善民，人民就爱自己的亲人，不爱法制；利用奸民，人民就爱国家的法制，不包庇自己的亲人。

此处的“善”与“奸”，秦律的制定者赋予特定的含义。善是指不肯揭发别人的罪恶的人。奸之意恰与此相反。

商鞅又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以至于削；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以至于强。

商鞅还说，执行刑罚，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这叫做“在治的形势下去治”。

从这些观点看出，商鞅重法制而轻人情。

他的这些话，让人读起来总不是那么个味道。

就像杨朱说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虽为至理，却听起来相当刺耳，乃至几千年来，除了文人士大夫批判他时作为靶子来用，我们找不到杨朱的思想专著。

务实，务的是当时秦国的实。但行务实之事，则非冷酷“奸人”而不能。

商鞅就是这样的冷酷“奸人”。

然而，只有他还不行，必须要有强大的支持——

秦孝公的支持

任何一场改革，不管是改得好的还是改得坏的，都势必要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抵抗。

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说，我们必须记在心里，在任何国家中企图推行一种新秩序，那是最难于着手，最险于进行，或者是最少成功把握的。因为一切从旧秩序中获得利益的人们都做了那个改革家的敌人，而一切有希望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却都只是些不甚热心的保卫者。这种淡漠心情之所以会产生，一部分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受既存法律之惠的人，一部分则由于人类不肯轻信的天性——人们对于任何新事物都不会认真相信的，除非它已为实际经验所证明了。因此，每当机会来到，可以向一个改革家攻击之时，这些反对者们总是以偏激的热情向他进攻，而另一些人却只是没精打采地给他以保卫，处在这二者之间，他是冒着大险的。

商鞅是冒着大险的，因为，他每行一步都要收回公族旧势的权力，最后，甚至为建立郡县制而收回旧贵族的土地，这不是要人亲命吗！

幸亏，他有孝公的支持。

我最近常想孝公二十岁，商鞅三十岁，这两个年轻人，究竟靠着什么，能够在二十年间扳倒了既得利益集团？

孝公一死，商鞅车裂。

只能说，秦孝公嬴渠梁是秦国有史以来最坚韧、最铁腕、最睿智、最远见的君主，没有之一。后世的昭襄王、始皇帝，也都只能望其项背而已。

怎么防止官吏迫害百姓？

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服了商鞅了。

官吏仗着手中权力迫害百姓，百姓有冤难诉，这简直就是千古以来最常见的画面了。然而荀子说“各级官吏严肃认真，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没有粗疏草率的，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这怎能让人相信呢？怎么办到的呢？

商鞅可以。

这家伙变法的思想基础之一就是“愚民”，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太多，否则天天胡思乱想，对国家的“耕战”政策有害。

然而，他又让老百姓不断学习。学习什么？学习法律！

《商君书·定分》说，诸侯和郡县一接到朝廷送来的法令，就学习法令的条文。官吏和人民想要知道法令，都来问法官，所以国中的官吏和人民没有不懂得法令的人。官吏明明知道人民都懂得法令，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来干扰法官。假设官吏对待人民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去问法官；法官就要把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拿法官的话，严正地警告官吏。官吏知道是这样，所以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

所谓“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这话听起来咋还有点公民权利的意思在里面呢？呵呵。

在一个国家，当官吏没办法迫害百姓时，还有谁能够迫害百姓？

日本学者堀毅在《秦汉贼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或《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

衣赐履说：今天先说这么多吧，想讲的太多，太繁杂，梳理起来也挺费劲，大家看个意思就是了。基本上感觉，本文里讲的，与之前讲的《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不过，后者确实存在需要修订的地方。本文及后面几篇文章，都参考了刘义光的《能够兑现的法律——你所不知道的秦帝国》一书，向作者表示感谢！

刘义光先生在撰写该书的时候，也参考了很多文献，其中不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如：

堀毅的《秦汉贼律考》，籾山明的《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水间大辅的《秦汉时期县狱史的职责》，大庭脩的《秦汉法制史研究》，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加藤繁的《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富谷至的《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文书行政的汉帝国》，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研究》，等等。

我想，刘先生参考这些作品，是因为国内缺乏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日本人研究得没准比我们深、透，这让人实在有些发冷。我们自己的历史都缺乏人才去研究，更何谈去研究美、日？网民们天天吵着说要对美国说不、要收拾小日本，云云。你连人家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你收拾个茄子！现在是，我们连自己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啊！想想真的好可怕！

刘义光先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个称号叫“民间学者”。那我们的官方学者是否对秦汉的法制有足够的研究呢？我没发现。可能是我看得书少，也可能是研究成果保密，当然，还可能是没人研究，优秀人才都去当官、挣钱了吧。

再次感谢刘义光先生！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