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郊东部一所私立医院，住院部第十二层的十五号病房里，有一位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老人，正闭眼想着他的心事。他那衬衫领口上的几颗扣子向外敞开，犹如憋了很久后终于被释放出来透气似的，在那件单薄的一层衣下覆盖着一副瘦削的身体。他偶尔睁开眼看看四周，眼神里充溢着难言的惆怅。医院周围零零碎碎的事，就像楼下的小公园和停车场里种的小草一样不胜枚举；老人藏在心里的往事，如他日常吃下的药片，苦都融入到他的舌根和胃液，而内容却自然而然地渐渐进入了旁人的视野。

地板上“砰”的一声响动，我忍着剧烈的疼痛颤颤巍巍地用力挪动上身，喉咙喘着粗气，终于伸手够到桌子上的电话，拨打了我三儿子明义的电话号码。

“喂，爸…”

“帮我叫救护车，我摔地上了……”

挂断电话，我发觉自己疼得浑身冒汗，等了大概十五分钟，伴随着那熟悉的开门声、担架落地声、紧张的催促声，我被送到了医院。

医院的骨科大夫给我的伤做了处理，接着他和站在急救室门口我家老三明兴说：“没什么危险，但需要马上去拍个片子，再做下一步治疗。”

就这样我又住了院。说起来，从我年纪上了六十那会儿到现在，一共住了三次院，这次就是第三次。前两次我一次是地滑摔倒的，另一次是被东西绊倒的；因为这几次不幸的事故，儿女也没少说道我，他们嘴上频繁地告诫我人老了就要小心路滑之类的话；但依他们的性子，大概都是在嫌弃我又老又笨，像个累赘。

我住在这所医院最后面的这栋楼中的一间病房里，他们着急忙慌地把我送到这，是第几号病房我自己也不清楚。和我同处这间病房的三个患者，或是早些或是晚些到的这四人病房，在我旁边躺在床上的那位，我不知道他何时进来的，但是在第二天上午，我一觉醒来就发现他已经搬走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出院了，才留下这空床位。然而，还没过一两个小时，一个看着比我年轻些的老太太被抬到了那张空床上。医生也和之前待我一样，给她打了点滴，告诉陪同的家属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报告单出来了，在中心咨询处的打印机那儿取。”

“行，谢谢。”

我那三儿子转身，紧随着出门的护士去拿单子。

“这都三次了，虽然是第三次住院，但之前爸的磕碰可不止这三次。有几次咱说好带爸来医院查一下，看看啥情况，但爸一直说没事，不想去检查……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更严重了。”

“等报告拿回来咱看看再说。”

我的小女儿和女婿在我面前讨论着我过去的事，生怕我这伤得长时间用药，住院，脸上时不时露出难看的表情，我当然了解，他们和我一样无奈，但不是同一种无奈罢了。

我也恨我自己，要是像老伴一样意外离世，可能对自己和他们而言都算是一种解脱。

“您在这住院多久了？看你年龄没多大……”

“我是前天住的院。不小心把老腿摔骨折了。今年都八十一了，早就一把要散架的骨头，都快支不住啦。”

“您看着顶多六七十，长得显年轻，看起来还精神着呢。”

“哈哈，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你看我现在一直躺着，都不能坐起来，哪还有啥精神嘞？”

“刚刚听他们说，您这已经是第三次住院了，要是身体差的话，怎么能受得了这折腾嘛。”

“主要是我年轻时干了不少体力活儿，老了在家也不少忙活。咱这一代的人大多都勤快的很，身体还算不错。”

“对，老一辈的人都吃苦受罪熬过来，奋斗到现在还觉得活力不减当年。像您这样坚持下去，活到一百岁也不成问题。”

“唉，老了还是得服老。年龄大啦，岁月不饶人啊。”

刚搬进来的那个患者的家属，我猜大概是她女儿。在安顿好病床上的母亲后，和我简单聊了会儿天。虽说她的客套话不少，但表现的颇为和善、礼貌，这让我本就忧郁的心情稍微变好了些。

三儿子带着单子回来。他们一人一份的看着，嘴上轻声的谈论，好像有什么怕我听见似的。我估计那单子上十有八九是坏事儿。诊断结果是密密麻麻的一片字，让人看得眼花。就算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只能他们看了，告诉我说要我怎么做，之后我就照指挥去做。

“腿和腰上有几处骨折…腿那儿应该是上次的都没恢复好，其它地方还有几处异常……”

主治医生把他们手上的单子又详细看了个遍。说了几点情况，告诉我们等他们几个医生探讨后，再决定是否做手术。随即身后进来两个护士，其中一个穿天蓝色衣服的护士问了我的名字。在确认后，她让旁边的那位年轻的白衣护士给我换了点滴。

我觉得身上又疼又累。但好在刚输的液起了镇痛的作用。我合上眼后，困意一来就睡着了。

“您有几个孩子啊？”

“四个，俩儿子，俩女儿。”

“哦，刚刚去帮您出去买护腰带那个就是您的女儿吧？”

“嗯，另一个女儿在省外，不不方便回来。”

“那儿子呢？也是在外地工作么？”

“没有，他们两个会在下午或者晚上轮流来看我。工作的地方都在市里。离这儿也不算太远。”

“您这看着也年轻，一点儿没有九十多的样子。要是您不说，谁能看出来您今年都九十二了。”

“我母亲还在，她都一百一十岁了。”

“哎呦，看来您这长寿都基因是遗传的。您这刚做完手术。第二天就下床走路了，身子骨可真是硬朗。”

“这也是因为医生手术做得好嘛，昨个儿做了休息一晚，今儿就觉得已经好多了，腰也不疼了。”

“嗯，这儿的医生都是博士毕业，水平都高。看来来这儿看病也是来对地方了，咱都希望能遇着个好医生，尽快把病治好。”

我没睡多久就又被自己的腿疼唤醒。听到旁边的那两层的人又聊起来，还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她坐着和另外一个床上的病人请絮絮叨叨的拉起家常。医院这冷不丁儿的地方，本就单调无趣，看病的人之间时不时的闲聊对话，还能让这一间间病房里的冷寂变得热闹些，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使得其暂时忘了难受的伤痛。

这个老太太在旁边的床上躺着，也是在打点滴。我没听到他说什么话，但她的女儿可是很活泼，和其他包括我在内的患者聊个不停。

他给老太太盛好了小米粥和菜，等老人吃完后，麻利的洗了碗。跟她妈打了声招呼，说要下楼吃午饭。吃好回来了，又接着和我的小女儿谈起来。

“你们这兄妹有多少个？”

“我们一共是四个。老大、老二、老三仨兄弟，我是老四，他是老三。”

她用手指了指，老三也回应这点了头。

“老大、老二没来是因为忙着工作么？”

“不是，老大去世了。老二跟我爸闹矛盾，早就没再回过家，在外地结婚，生了孩子。”

“唉，原来是这样……”

他们这番对话使我又翻起了脑子里那些不堪回忆的往事。我忘不了那些事儿。不提还好，一想起来我就觉得人生真是无常；我这可怜的命，过去二十年间被命运戏弄得死去活来，我想自己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过的如此凄惨，还让这个原本完整和谐的家再无美好可言。

“爹您能先把这层都借给我吗？或者给我一半儿，我找个不错的对象，要是能先买下那座房，应该就能马上结婚了。”

“凭什么都拿给你呀？谁不需要钱？我还是在外面租的房子，天天省吃俭用的过日子。”

“老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钱，就想着全拿走。”

“对啊，爸这还时不时得看病吃药，生活上也得留些钱买菜啥的。钱全拿走了，你会替妈一直照顾爸么？别说照顾。这家你都不舍得多回来几次。就别说帮过爸啥忙，长时间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时间一长，还让他俩担心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困难，还让我们想办法去联系你，帮你。”

在家里争论声不断，比过年还热闹。老大，老二老三和老三。在我面前吵成一团。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只不过老二先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些不妥，于是有了后面老三、老大和老四对他的不满。他们之间联系的都不多。而如今针锋相对的话，都没停过。我嗓子声音本就不高，他们这么闹腾，弄得我插句嘴都困难。

“行了，够了，别吵了，都听爸都，听听爸怎么说，这些钱该怎么用……”老大吼了一声，他们都停下来看向了我。

他们争吵中提到的那笔钱指的是我当时手上的四十万块钱。老伴儿因为在不久前的一次车祸中离我而去。虽说是那么粗心的司机撞了她，但奈何就使她脑里也突然溢出大量的血，这一撞算是触到了她生命最后的那根稻草。在警方的协商下，司机同意赔偿我们，几天后他就立刻把钱转到了我的银行卡上。

而如今，这些钱却成了家庭矛盾的焦点，让他们这四位争的面红耳赤。

我原本心里想的很公平，四十万，每个人拿十万，我一分钱不留。老伴儿的后事就由他们先去帮忙办好就行，但是这些话都被我压在心里没说。他们四个看我半天没拿定主意，老大、老三就先提出打理了他们母亲的后事再说，小女儿也点头同意，只有老二默不作声，眼神忧郁，似乎在考虑着其他事情。

办丧事的那天，除了老二没来，其他人全都到场。该伤心的伤心，哭闹的哭闹。我也感到伤痛欲绝，却没掉一滴泪，在低头悼念时，我那心其实早就的碎了个稀巴烂。是两种痛的冲击使我精神上觉得不堪重负——老伴的死和儿女们为了争这四十万吵的不可开交这双重悲痛。而这两件事有先有后，有因有果地紧密联系到了一块儿。“老伴儿啊，你死在了我前面，留下我一个老头。这家现在的气氛弄得我手足无措。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愿你的在天之灵给这桩凡事儿支个招。我现在脑子里像装着一滩浆糊一样，啥也想不出来。”我心里曾想可以叫过他们来单独和我说说，但后来又想到他们每个人都只会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算来跟我唠半天也不会有个啥结果。

“他们几个做儿女的，也都不容易。每个人家里靠他们自己的工作都能撑得起生活的负担。我也是知道他们经济上算不算充裕，所以和老伴儿在遇到问题时尽量自己去解决。实在对付不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他们来帮忙。”我这样想。

“老二这是又演都哪出？”

“谁知道呢，明义这做儿子的，妈的丧事都不来，太不像话了。”

“我以为他有什么更重要的急事儿，结果打电话也关着机，不知道那天他在做什么。”

他们说的我都看在眼里，听在心里。明义这作为我们曾经从小养到大的儿子，不求他将来对我们有啥回报，只求他能平平安安的过上普通的生活。老二明义的性格和他妈一样耿直，记得他年纪刚二十出头那会儿，说是要和朋友一起搞投资金融那行当，而我从老大明德和老三明兴那儿听说实际上是炒股。老伴儿听了后吃惊的打了个寒颤，她对股票啥的了解只是从一些邻居口中传言中说的；谁谁家小王因为大量资金用去炒股，没过多久就把自己几年积攒的工资和存款一分不剩地全都搭了进去。还有赵家那女婿小李，之前虽凭着对股票的知识或多或少的了解，偶尔能见他少赚了一笔。但时间一长，股票也让他赔进去不少钱。这些不好的例子给她带来了很多不详的暗示，她把炒股和赌博几乎完全联系到了一起，觉得自己这当妈的有责任告诫并训斥明义不要染指这样高风险的事儿，更不会将我们仅有的一点积蓄给他或是同意他向兄长借钱的做法。最后，我和明义他妈把想法和劝告都推心置腹地单独与明义谈了谈，他口上虽是嗯嗯的答应着，但离开家时脸上显出的愠色和铿锵的关门声让我们知道他可能完全没听进去。执意要干炒股这事儿，即使家里也没人支持他。

因此，从那以后老二明义就开始怨恨我们，逐渐疏远这个家。他后来也坚持己见要做些类似于炒股一样高风险，不稳定都事情，并声称这些计划的事儿为“正经工作”。老大明德说明义这牛犊就只会跟着人家瞎搞。跟他说别蹚浑水他又不听，说他这是吃亏吃的少，要不然也不会没个主见去跟那风。就是如此。明义受到的训斥越来越多，电话里老伴时常问他在外边儿干什么，叫他别干那些不三不四的勾当，快去找个正经工作。电话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总之都是作爹妈的为自己儿子着想，按他的情况所说的一些话。

后来明义在省外找了份管理快递的工作，在一些集散点上下班，这是我在和他从小玩的不错的朋友那儿打听到的。因为明义不想再听我们这老两口的唠叨，每当我或者他妈给他打电话，他总是不接或就直接挂断。我反思过想到我们这样子一直说他会不会让他觉得厌烦，毕竟人在这世上活着，不可能不犯错。有时候摔一跤再从地上爬起来，才更懂下次如何面对并战胜困难。只有批评的教育是不对的，人需要引导，更需要被鼓励。单就在鼓励这方面，我和明义他妈还做的远远不够。

老大、老三、老四本就对老二明义不回来参与母亲的丧事感到不满，又加上他却恰好在我要给他们分这些钱时回来，觍着张令他们都鄙夷的嘴脸向我要钱。他们背地里早就对明义的行为骂声不断了。老二没回来之前他们也和我谈过钱怎么分，大概的意思是老大、老三、老四和我平分这40万，每个人留10万，刚好分完。我觉得这主意正合适，他们协商的同时起码考虑到了我这个老同志，至少比起那离家出走又丝毫不闻家事儿的老二来说要好的多。但明义这时带着他的预谋，厚着脸皮找我谈想法，在那踏入家门的一刹那，我也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但我在了解了他那心思后也就明白了原委。俗话说“兔急咬人”，“狗急跳墙”，明义这也是一心为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着急。我当时为他感到高兴，儿子终于找着了个媳妇，如果是彩礼和结婚的事儿上需要用钱，我就一分不留的把原该自己剩下的10万块全给他。我想孩儿他妈如果在的话，肯定也希望明义能顺利结婚，再生个孩子。可是这样做会让另外那仨意难平，他们已经把明义当成了外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听明义的意思是想把钱全拿走或是借走，这更是在那三人火上浇了盆油；那一个个头上的火气团团围住了老二明义，把他恨不得瞬间把他烧成灰似的。

“爸，这钱绝不能拿给他，这个白眼狼，家都不管不顾，还想要走妈的命换来的钱，真是太不要脸了！”

“是啊，太不像话了，妈在的时候她都没给过几个好脸色，他对咱们的好言相劝也是充耳不闻……”

“对，他没资格和我们谈条件和要求！这钱，他一分都别想拿走。”

最终还是按照民主的方式投票决定。虽然我还没说，但就算我同意把钱给老二明义，他们三个也都会反对。于是我决定先保留意见。他们在我面前做了决定——那更像是一种判决，把自己的亲兄弟的明义抛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那10万块钱，主要是老二明义的一些行为确实没有当儿女和家人的样子，这有时候不由得让我们心寒。

明义又离开了。我亲自和说了我们的决定，他听后恼怒的瞅了我一眼，好像把责怪都堆在了我身上。我和过去一样，目送他离开了这个对他来说冷漠无情的地方。

“这是有多大仇啊，亲爸住院了都不来看看的……”

“唉，这年头岁数大的老人，也就求个平平安安、身体健康，一旦出了事，就得依靠身边的儿女们照顾，子女孝顺一点,老人晚年还能放心一些……”、

旁边都年龄比我小的老太太，从她那大女儿和二女儿在闲谈的声音中我能体会到她们对我这老头的同情和对我家老二明义的不满。我的一把骨头的分量还不够去掂量都，饭可一顿都没吃少，体重却越来越轻。年轻时再强壮，哪能想得到老来却患了一身病。

“你叫什么呀？我们确认一下。”

“张甲乙。”

“嗯，好的。”

护士又不知几时进来问我名字，抬手给我又换上了两袋点滴。

“爸，这是晚上的药。”

小女儿张丽给我拿来药片和一杯水。我接过药，习惯的就了一口水，囫囵一吞把药片全冲到了肚里。三儿子明兴帮这转动床上的摇杆，把我背后那部分的床板调回原状。

老大明德和我的性格很像，我看见他往往就回想起年轻时的自己。老大明德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的第四年走的，之前他身体也很健壮。但后来听儿媳向我告状，说她喝酒喝上了瘾，喝醉了回家闹腾的她晚上都没法睡觉，还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弄坏了。我知道这事儿后不止一次的当面或是打电话劝说他，喝酒要适量，喝多了误事、伤身。他每次都爽快地答应着，但每次都又喝的酩酊大醉。明德工作的地方和家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因为自己没买车，坐公交上班大概也得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只有早晚饭会在家吃，午饭一般在公司附近的小饭馆解决，其中有家以熏肉为主的饭馆很对他口味儿，于是他便成了那的常客。

明德的这些日常习惯让他的身体情况一天天逐渐发生变化。他时不时会用手按着胃的那块儿位置，一开始感觉隐约只有一点胀痛，他就没在意，后来很疼的时候也只是去药店买了些治疗胃病的药物，以为吃了就会好些。直到他最后胀痛难忍，才去医院做了B超。医生诊断他已经是肝癌晚期，明德听到这样的结果表情和站在一旁的妻子赵佳一样，惊讶的嘴都快脱了臼。医生告诉他只有化疗或者放疗才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不能起到治愈的效果。

过了七个月，明德走了。他不愿接受化疗，只是开了些药回去吃，也在没碰酒，但烟却抽的比之前多了好几倍。

给老大明德办丧事时，我久久的望着眼前的黑白照片，心里那股说不出的惆怅和哀伤涌上心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痛，是在我送走了老伴之后再次遭受到沉重打击。

明德去世第二年后，妻子赵佳为了赚更多钱养活儿子读书上学，辞掉了之前在本地低薪的工作，带孩子去外地打工、念书。因为孩子还小，他妈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而且也计划打工时再找个男人，为给孩子再建个完整的家。

当然，我家老大明德作为兄长，曾也很多次训骂过老二明义，所以在他的葬礼上老二依旧不愿到场。我记得明德在小的时候对明义一直都很照顾有加。他们一起上小学那会儿，我看到明德的脸上挂了彩，鼻青脸肿地进了门，而紧跟在他背后的明义表现的有些惊魂未定，他脸上像是用铅笔勾勒出几道清晰可见的泪痕，鼻尖还泛着未褪尽的一抹玫红。明义抬头看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低头把话给咽了回去。随后到家的是明兴，他背着装有铁制文具盒的书包，清脆的“叮当”作响，活泼地进了家门。我看他和平常一样，不像明德和明义一样，应该什么事也没发生。明兴见他俩哥哥灰溜溜地钻进了卧室，于是他到我耳旁把有关明德和另外三个学生打架的事情告诉了我。明兴说他放学后没有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走，但在距学校不远的一家商铺前他看见了明德被明义搀扶着，而另外那三个高年级的学生一个被打得坐在地上，另外两个弯腰捂着裆部，脸上都是一副狰狞的表情恶狠狠地盯着明德和明义。最后，他们仨看见明德又准备抬手朝他们打去时，赶紧转身一溜烟地就跑没了影儿。明义过去在初中时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批评，在学校开家长会时他的班主任就当面也说了我一通，告诉我需要好好教育明义，让他明白做人要诚实守信的道理。在老师这样告诉我之前，我压根就不知道这回事儿，明义因为怕挨骂也掖着不肯跟我提。回家后，我训斥了明义一顿，罚他不准吃晚饭。然而，明德背着我在饭后把两个巴掌大的烧饼藏进他的书包，在他回卧室后就拿出来给明义吃，他比我更了解明义的习惯——早饭和午饭都吃的比较少，晚上吃的多，所以让明义忍受晚上不吃饭的饥饿和让他受一顿拳打脚踢一样痛苦。而我当时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记住教训，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以后别再犯这样的错误。现如今，老二明义选择性地忘掉了老大明德从小对他的好，似乎是已经决定要彻底摆脱这些情义的束缚，把现在的我们冷落并隔绝在他对岸，随着被时间的潮水冲蚀，使我们彼此间的距离还会变得越来越遥远。

我这脑袋瓜，说是糊涂，但往事记得却一清二楚；说不糊涂，时常是手上拿啥找啥，刚想着要做的事儿转身就忘，更危险的是我好多次用燃气灶烧水、做饭后忘了关。甚至有一次烧的水沸腾后，溢出来的水把火给浇灭了。当时我忘了火上正烧着水就出门买菜，回到家一开门，一股浓烟直冲我袭来，吓得我赶忙进入厨房关掉阀门，又跑出去在楼道里换一口气，再进去把家里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样才侥幸捡回条命。在老大、老三和老四礼拜六放假回来休息时，老伴就把我忘记关火的事情说了他们听，结果我几乎被教育了一下午有关燃气的内容，像老师批评学生一样说我这不该粗心大意和记不住事儿的毛病，同时也庆幸我福大命大，没出什么事。

住院的第三天，那个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身体状况太差，不能做手术。他的话其实我也猜到了，这一不小心摔的跤可能让我从今以后再也无法下床走路，几乎和个植物人差不多，而且每天的吃喝拉撒都需要我的三儿子明兴或是小女儿张丽来照料。一想到这儿，我感到十分愧疚，拖累了他们，我也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用来补偿，因此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又非常难受。之前我至少还能活动和照顾自己，而现在完全变成了个废人，只能数日子，迎接死亡的来临。

明兴对我说：“这家医院虽然大，但也只是个五线城市的医院水平有限。咱去北京的医院治，人家水平高，条件好。”

张丽也说道：“对啊，这医院不行，咱就换更好的医院，不管其他啥的，只要能把爸治好就行。”

于是他们上午就办理出院手续，下午就用轮椅推着我出了院。乍一闻到外面雨过天晴后花草树木的气味，我悲伤的心情得到些许释然。

回家后，他们在手机和网络上四处打听北京的那些著名医院以及那里骨科医生的联系方式。然后把我之前住院时的报告和片子拍了照给那边的医生发了过去，并迫不及待的盯着手机，生怕错过医生的回复。

第二天下午，他们应该已经看到了医生回的消息。我看到他们都时候，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沉下来，凝固成了一张面具。他们很想平静地跟我说明情况，但脸上实在难以掩盖那发自内心的哀伤，眉头微微皱的有些僵住了，都假装着无事发生一样走到我面前。

“爸，咱不上北京去治了，医生说只能靠药物维持……”

听了明兴的话，我沉默了很久。他们帮忙去药房买了一大袋子药品，搁到我旁边的床头柜上；里面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各种药物每天吃的次数和用量。晚上他们商量好怎么轮流照看我，我听见女儿为此甚至有了辞职的打算。在深夜的一片寂静无声中，我还是没能忍住，任凭眼眶里留下无能到泪水。因为怨恨自己，一晚上没合眼睡觉，而这也是了我这辈子的第一次失眠。

又是一年的冬天，张甲乙的小女儿张丽出门出门买菜。刚回到家，她习惯地放下东西便去卧室看她的父亲，询问是否要上厕所或者是帮他倒水喝药。走到卧室门口，她发现父亲上半身歪斜地靠在床头，嘴唇泛白，手摊在床的边缘，被子和床单上有水打湿的痕迹，水杯掉到了地面；张丽叫着爸，查看了父亲的呼吸和心跳后，她慢慢的叹了口气——父亲张甲乙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寒冬，永远合上了他那双疲惫的眼。

“今天不是休息么？天气预报上还说要下雨……你这穿鞋要出去干啥，也不带把雨伞……”

“我还有事要办，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行，你去吧…不带把伞么？”

“不用。”

张明义头也不回地就出了门，把他那穿着围裙的妻子关在门后。他直接向距离最近的一家香烛店走去。带着买好的纸钱和香火，找了块空地，点着纸钱和香火后，便朝正北方跪了下去。

时近清明，天空阴雨连绵，雨水随风一阵阵落下，如烟般朦胧，又如雾般细腻，它多情地掩藏起人们内心那些难以名状的哀思，还久久不愿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