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惠明寺，本是一座古老的寺院，坐北朝南。位于河顺镇申村。
慧明寺是一个梦。钟声阵阵，梵香袅袅，氤氲了数百年。
但，自我幼时记事起，从来只知道它是学校，确切的称谓是：河顺公社申村学校。
寺里没有佛像，没有和尚，更无木鱼。每天见到的，是成群结队的学生和老师；每天听到的，是上下课的钟声，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下课后学生嬉闹声。
所谓的钟，乃半截铁轨也，挂在后殿屋檐下，用铁丝绑着，悬空固定在一根柱子上。用一根短铁棍，连续敲击它，发出有节奏的清脆的声音，来表达上下课。
所谓的教室，就是寺院里的殿堂，有前殿，中殿，后殿。中殿前后各有两个院子。每个院子里，位置居中的东西两面（或者说左右）两个小殿房。而且，中殿右前方还有一座三间左右的旧式小灰瓦房。后殿西边，有五间六十年代建起的大红瓦房（三间为教室，两间为教师办公室）。后殿东边，是五间旧草房，也是教室。
据我的初中老师——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吕桂生老师回忆，用寺院来办学，源于一九四五年左右。那时候，林县是老解放区，村里在惠明寺里面办过识字班，随着全国解放，又办起了小学，学制为五年（文革期间延迟了两年）。文革时期普及中等教育，村里又在慧明寺里办了初中，因和小学在一起，便称为戴帽初中，学制为两年。每年有麦假秋假和寒假（不记得有暑假），年头至年尾便是一个学年。
我的初中求学梦，以及我的工作，就从与惠明寺结缘开始。
一
东寨村的学生要到申村上初中，是因为当时申村东寨郭家庄三个自然村，为一个行政村。我们东寨村有小学，初中到申村上，距离约有一公里。途中要趟过村西河滩，走过一条名字叫做“土谷洞”的沟。
在惠明寺最初的两年，是我上初中时的1970年、1971年。这两年里，我与我的发小杨文芳（又名楼喜），共用一张我家旧式桌子做课桌，是我俩把桌子用绳子绑好，拿扁担从本村一路抬到申村学校的。
两年内，先后换了四个教室。初一时，先是在前院的小东殿房，后来移至中殿右前方的灰瓦厢房。初二时，先在后殿，后来又移到后殿西边的红瓦房里。
中殿是空的，上音乐课时候用。每逢上音乐课，全班同学排队站在殿堂中央，音乐老师站在队前教唱歌曲，没有伴奏，只有清唱。记得一开始教音乐的老师叫魏柯金，个头壮实，嗓音洪厚，开口一唱，震得大殿里嗡嗡回响。在那里，我第一次学会了新闻记录片电影《红旗渠》里插曲《定叫山河换新装》。
我在本村上小学时候，一向胆小怕事，很本分的一个学生。只记得音乐课上老师经常让我站起来，给大家唱歌做示范；还记得一年级时，老师说话喷到了我眼睛里唾沫星子，我哭着跑回了家，因为我听大人说，唾沫星子喷到眼里就会长“黑掐了”（林县方言），连累老师又去家里道歉，把我重新叫回学校去。此类事如今想起来，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到了申村上初中时，或许是年龄的缘故，却一反常规叛逆起来，突显出少年不谙世故的顽皮。
初一时候，我不爱学数学，曾把数学课本上的几何图形，全部用铅笔或钢笔画成了妖魔鬼怪。甚至把课本书页从中间一劈两半全部撕扯。课堂上偷偷地吹口哨，而且是口型微微地张着，似张非张，很自然地发出声音来，口哨一响老师就会皱起眉头停止讲课，用眼光在全班进行扫描，想逮着吹口哨的人，但结果总是落空，因为发现不了目标。他哪里会想到有人不撅嘴唇也会吹呢！如今，我的这个绝技已经失传了，呵呵……
初二上学期，教室移到了后殿。
有一次预备钟声敲响后，我和两个发小（杨文芳郑保昌）在课堂里转圈追赶着连笑带跑，甚至都没听到上课钟声响，直到数学老师推门进来，我们才傻了眼！连忙缩脖子伸舌头挤眼睛地坐下上课。老师当时没有处理。
本想此事已过去万事大吉了，不料下课后，数学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一顿数落：“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你哥哥在学校一直是优秀学生还是班干部，可你呢？”接着扔给我一张稿纸：“写检查！保证以后不再犯！”
我低头不吭写着，可肚子里早已腹诽数次：“哼，三个学生就拿我试问，太偏心了！我不服！”
心里有气，就一直想着报复老师。终于有一天，想出了好办法：后殿大门关不严，两扇门只能错对着关。我把打扫卫生的笤帚放到门头上，反复试验推门让笤帚掉下来，能够砸住人又不让人受伤。（试验过程中，曾经砸住了一个女生）。而且我是公开实验毫不避讳，唯独把老师蒙在鼓里。
开心的时刻终于来了。有次上数学课，老师一推门笤帚掉下来，他急忙一闪头，砸到了胳膊上。我和全班同学低头都捂着嘴笑。老师阴沉着脸走上讲台，伸出手指点着黑板，发出“哒哒”的响声，严肃地说：“谁干的，自动站出来！”
没人吭声，也没人自动站出来。教室里一片寂静。
老师见状，换了方式：“每人写个纸条，只写三个字，不知道就写不知道，知道是谁就写出谁的姓名”。同学们写后，他让班长把纸条逐人收缴上去。然后布置了作业，径直走到我身旁：“你跟我来。”我心里通通直跳感觉不妙。他怎么不上课了？
我壮着胆子跟随老师到了办公室。老师问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一本正经地说：“不知道。”
老师把一张纸条放到我面前：“看看吧！”
天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哪个王八羔子写的？我心里骂道。
老师这次没有发火，只是很平静地说：“以后对你的学习，我不再管，作业不用交，你自己想干啥干啥，与我无关。走吧！”
这样的处理，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从老师办公室出来，我边走边想：哦，老师不管我了！好，算你狠！你不管我了，我偏学个样子给你看！你不用我交作业，我让同学给我批作业！我还不信邪，我就学不好数学了！因为，转眼就放秋假了，年终寒假之前，就要去河顺参加高中招生考试了！不努力行吗？！
当然，初中时候也不都是这些不光彩的糗事。
二
秋假开学后，教室又移到了后殿西边的红瓦房里。
此后，上数学课我认真听讲，不懂的地方下课后问同学，作业完成后，让我的发小杨文芳和郑保昌，给我批改，因为他俩数学比我好。每天如此坚持不断。
文芳有一次给我批改作业的时候，他笑着说：“看你这事弄的，老师不管你了，我们倒给你当起老师来了！”保昌也如是说。我说：“老师不理我了，都是你们害的，我讹也要讹你们”！言毕，三人哈哈大笑。
我们三个是最要好的朋友，每天上学路上都是一起走，玩也是一起玩。文芳瘦瘦的脸上，一双眼睛透露着机灵，而且善于打乒乓球。保昌大个头，眼睛比较小，一笑两眼就眯了缝，眼光却很温和。他在学校篮球队，还是主力队员。我们三个抱团闹出了乱子，就我一个挨批受治了，于是三人又一起抱团学习。
我的数学成绩，从上学期每次考试不及格，到秋后两个多月逐渐攀升至每次考试八九十分！数学老师一改以往对我冷漠的态度，开始热情起来，班主任（语文老师辛成学）也经常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加把劲，争取高中考第一！”
我也信心满满。
语文数学两科名称如现在一样，但是那时候物理不叫物理，叫工业知识（简称工知）。植物不叫植物，叫农业知识（简称农知），政治课叫做什么似乎是“毛泽东思想课”。总之，各门课程我后来都居上游了。
这得益于老师的“激将法”，和俩好友对我的帮助。
我偏爱语文。我的作文，语文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特别是有一次去县里参观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回来，老师让写观后感，我的作文中，比较详实地描述了解放前几家穷人的血泪史。（这篇作文我至今还保留着）。老师当堂读了之后，许多学生不服气，认为我肯定当时记笔记了，我的发小杨文芳站出来为我作证：他确实没有带笔记本！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对他们有点震惊。可我自己却不以为然。
我特别喜爱音乐，小时候，我家里有一支破笛子，六个孔坏了一个只有五个孔，我就用它来学吹笛子，看着简谱吹会唱的歌曲。最开始学吹的是《东方红》，电影《白毛女》插曲《北风那个吹》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上初中后，我又买来京剧样板戏剧本，听着当时的高音喇叭，看着京剧曲谱，学唱那时候非常流行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等。主要唱段学会了，我看到别的简谱，竟然莫名其妙也会看谱唱词了！
初中时，我吹笛子已经比较熟练，因此进入了乐队。
宣传队的老师每次发给演出节目的简谱，我一看就会唱出来。有一次，老师发给我们乐队一份毛主席语录豫剧曲谱“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边看边唱，突然间有人拍我的肩膀，吓我一跳，我抬头一看，是宣传队老师。我小心翼翼地问老师：
“我唱的对吗？”
老师说：“对呀！谁教你的？”
“我自己学的”。
老师感到惊奇，他自言自语地说：“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于是就让我教演员唱歌。
之后在班里，我就成了领歌的，美其名曰文娱委员。
那个时候的文艺宣传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个学期都要排练节目，主要内容就是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歌颂毛泽东思想。每学期都要为本校全体师生演出一到两次。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宣传队，而且还要以学区进行比赛。学校也有体育队，也要排练并进行比赛。但是学校文体活动的排练与演出，并不影响我们的学习，反而使我们学习积极性更高。
到考高中时，东寨村的初中生里头，我和我的发小杨文方郑保昌三个学生，如愿一起考入河顺九中，结束了在惠明寺里两年的“修炼”。
回想申村初中两年，很遗憾没有上过惠明寺那个塔。别的同学登上去玩，我胆小从未敢上过，只有望而怯步。
我上初中那个班，是中三班。一九七一年底毕业的。毕业那年，我15岁。红红的毕业证上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里面贴有盖着“河顺公社申村学校”字样的公章的照片，胸前带有毛主席纪念章。我后来把照片揭下来，把毕业证当做废品卖了。可惜了，那毕竟是我青春年华的见证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