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回忆录——难忘的地质勘探岁月

作者:范成龙


题记:今精选部分老同志回忆文章,以《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予以在简书上刊发,献给七十年来在新疆地调战线上英勇献身的同志,献给七十年来在新疆地调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人们。——编者

新疆的石油勘探从1951年开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许多工种。为了出色地完成任务,勘探队员们在不同的岗位、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和大自然进行了英勇搏斗,涌现出大量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和成绩。可写的内容很多,但我接触和了解的有限,为了做到内容真实、具体,只能写自身经历过的和与之有关的人和事。选写五十年代这段时间的地质调查工作,是因为这种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即使还有人到这些地区观察一些地质现象,或做些地质研究,与当年地质调查时的条件大不相同了,人们不会再经历、体会到那时的工作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这类事情也就淡忘了。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新疆石油工业献出宝贵青春和生命的勘探队员们;献给继承新疆石油工业的后来人。

01    踏上工作岗位

1953年2月中旬,我们一行3个(张恺、王大钧和我)告别了母校从北京出发,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至3月中旬到达预定的工作岗位——乌鲁木齐中苏石油公司。刚刚建立两年的中苏石油公司,当时主要任务是在新疆寻找新油田,地质勘探是公司首要的工作。我们3人被分配到公司的地质调查处,最早接待我们的是地调处副处长余萍。部队转业的余萍,身着一身绿色呢料西装,系着绿色领带,当时风华正茂,作风雷厉风行,语言简捷,说了就干,给人以一种精干和个人敬畏的感觉。接着苏方处长巴格良和总地质师雷斌接见了我们。巴格良提出叫中方担任地质队副队长,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急忙声明不能胜任。余处长也表示先叫我们实习1年。

按照两国政府的协定,中苏石油公司的勘探范围包括三个地区:(l)准噶尔盆地南缘及西北缘;(2)库车地区;(3)喀什地区。5年内对上述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提出含油评价及勘探意见,并进行钻探。1951——1952两年已在准噶尔盆地的霍尔果斯构造、黑油山地区、托斯台地区进行了地质细测。在塔里木盆地的吉迪克、亚肯、克拉托、喀什等构造进行了地质详查细测。并在霍尔果斯、西湖隆起、黑油山、克拉托、喀什等构造开始钻探。1953年地调处组建了6个地质队在活动范围内继续进行地质、地球物理调查。我们3个人分别分到3个地质队实习。我分到阜康县境内的古牧地地质队,队长是勃·伊·乌瓦洛夫,身材中等,体魄强壮,参加过卫国战争,和德国人遭遇时,徒手与敌人搏斗过,对中国感情很深。队上的其他成员是地质员王克思,汉俄混血族,懂俄语,汉语不太流利,虽然没学过地质专业,但经过苏联专家的培养和工作实践,已能单独从事野外地质工作。采集员尤拉,汉俄混血族,懂俄语。司机阿卜杜拉,维吾尔族,懂俄语。野外期间雇用的数名临时工,都是少数民族,稍懂俄语。工作时大家都讲俄语,工人之间讲维吾尔语。我既不懂俄语,也不懂维吾尔语,工作和生活自然随时都会感觉困难和不便。地质资料是俄文的看不懂,队长交代工作听不懂,工作完成了说不清,有了问题没法问。甚至连领料这样简单的事办起来也很难,因为要用俄文填写领物单,所以几乎是个哑巴、傻瓜和笨蛋。组织对我们的要求是尽快掌握工作,完成队长交给的任何工作任务,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做好这三件事,首要的是学会俄语、俄文,否则是不可能的。

4月份全队到了古牧地工地,在阜康县城南的水磨河安家。队长设计、指挥,全队一齐动手,建起了两幢木架木板毛毡房。晚饭时大家坐在树下用木板钉起的餐桌前,享受着面包、羊肉汤,别人吃得津津有味,而我还不习惯羊肉味,吃得很少。队长叫我多吃,否则适应不了一天的强体力劳动。他握起我的胳膊看看,显得十分忧虑,指着周围的山说:“你能爬这样的山吗?”我说:“试试看吧!”因为我年轻,身瘦,比较轻快,而乌瓦洛夫则因为已年过40,体重,再加上不适应炎热干燥天气,所以爬起山来倒把他拉在后面,以后他就不再为我的身体担扰了。他感到非常奇怪,吃得那样少,从早爬山到晚,那里来的许多热量和能量。我成了王克思的助手,经常是我们两人一起,他记地质点,我给他量地层产状、取样。我们两人几乎爬遍了工区的每个山头,绝大部份地质图是王克思同志完成的。与此同时,我看到了工区的一切地质现象,学会了野外工作的一套方法。

为了尽快独立工作,除学会工作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尽快掌握俄文,一方面多学习生活用语,同时也学习地质词汇,学习记录地层剖面和描述地质点。当我学会写岩石名称、颜色和简单的岩性之后,队长就叫我单独去附近记录地层剖面,统计剖面的砂、泥岩比及颜色比,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了。一方面对工作有些帮助,另外也是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他经常叫我有问题时问他,但因为语言不通很难提问,虽然王克思可以帮忙翻译,但他的汉语水平有限,生活用语尚不尽如人意,地质辞汇更难翻译。可是队长对培养中方干部十分认真负责,他要我每天向他提三个问题,我不提问,他便问我。一次他发现一块砂岩裂缝里充填的一种银白色矿物,问我是什么?我用汉语说是白铁矿。他当然听不懂,说:“什么?”“什么?”我无法用俄语回答,只好用俄语说:“不知道。”他有点生气地说:“什么不知道?”我灵机一动给他写了一个FeS(白铁矿的化学符号),他看了非常高兴,用中文一字一句地说:“您,很好,工程师。”然后又向王克思讲解了FeS的含意。

国庆到了,队上的同志除队长外,已经五、六个月没回乌鲁木齐和家人团聚了。大家都想回乌鲁木齐,但总要有人留下看守基地。我在乌鲁木齐没有家,主动请求留下来。队长经过考虑之后同意我的请求,并留下2名工人。队长把他的猎枪留给我,叫每天睡觉前放上两枪来壮胆。他们走后,我就成了“首长”。第二天我叫一个工人带上饮食,和我一起沿水磨河一直往上游走去,两岸露头虽不太完善但可以看地质构造。由北向南我们穿过阜康背斜、阜康向斜、南阜康背斜及南阜康向斜。出露的地层是中侏罗纪煤系地层和上侏罗系齐古组,克拉扎组。我第一次自己单独观察地质现象,想看个究竟,越走兴致愈浓。

002    初任队长

为了完成公司3个探区的地调任务,地质、地球物理调查队伍逐年增加,1954年共组建了8个地质队,其中准噶尔4个队,即克拉玛依——乌尔禾队(队长乌瓦洛夫),喀拉扎队(队长吾沙诺夫)、三台队(队长毕鹤亭),齐古队。按照两国政府的协定,中苏石油公司各级领导先由苏方任正职,中方任副职。3年后正副更换。所以必须加强培养中方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1954年地调处组队时,我被提名为地质队长、队名齐古,队号3/54,工区在呼图壁河至玛纳斯河之间,东西长46千米,南北宽15千米(天山北麓)。解放前苏联人杜瓦叶夫曾做过路线调查,但都未见过有关资料,故知之甚少。当时因为苏方主持工作,所有地质队、地球物理队都是由苏方任队长,故一切技术资料全用俄文、任务书用俄文下达,工作设计、调查总结报告都用俄文编写,领物单也必须用俄文填写,每一个行动和步骤中都存在着语言文字的困难。所幸的是我队的成员中有一位中国籍的俄罗斯族地质员,名叫谢列布里科夫,他在苏联专家的培养下已能单独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具有较高的俄语、俄文水平,又会讲简单的汉语,如“大一个马”,就是一匹大马的意思。我们队所有需用俄文行文的事情,都由他来写办,工作初期对我帮助很大。此外有一个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的王隆祥任采集员。工作认真仔细,为我分担了不少的行政事务。另一个采集员是混血族维加。野外工作期间因为谢列布里科夫回苏联的申请获准,在他离队之前又给我们派来一个苏联女专家伊林娜·伊万诺娃,莫斯科人,曾在东西伯利亚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经验丰富。初到中国即来我队,人地两生,对她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女专家为人纯朴,真挚和善,在野外工作和室内整理工作期间,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1954年我去北京开会回来,买了一串象牙雕刻的项链送给她,她笑着说:“项链是送给爱人的礼物。”但她明白我的意思,还是笑纳了。后来又派来三名西北大学毕业生赵春元、朱立熏和邸世祥(邸实习后离队回校任教),为我们增加了新的主力军,对我队任务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野外队的人员组成中,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好司机和一部好汽车,他们由公司的运输处分配给各队,受运输处领导。给我们的是一辆嘎斯51型老破车。山区的队一般要配嘎斯63型越野车。个别路况好的地区配51型车也是新车。司机接受这样一部车到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区工作,本来就憋了一肚气。由于他没有野外工作经验,一下公路就更不高兴了。尚未进入工区就陷入呼图壁县城以南春灌后的泥泞中,经全队同志奋力抢救,老牛破车仍爬不出来。日落西山时,人们已经筋疲力尽,只好就地宿营。就是这辆破车,加上漫不经心的司机,一次车在清水河的山路上行驶,因为前轮的拉杆螺丝脱扣,方向失灵,车子直冲到路旁的沟里,来了个九十度的翻车,把车上的人和物一起抛出几米以外,幸好那里路不太险,未出人身事故。这辆老破车关系全队同志的生命,不能不向运输处力争给我们换车。得到的回答是强硬的:“不行!没有车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用马。事实上整个工区内除了雀儿沟和清水河有马车路可以通行汽车外,呼图壁河、塔西河、玛纳斯河在我工区内都是峭壁悬崖,无法通车,此外全是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地。我们从独山子矿务局借了4匹好马,用汽车把家当运到雀儿沟或者清水河安好基地,然后用马驮着轻装到各小区安家,工作数日后返回基地。当然野外工作或因计划不周,或遇特殊情况碰到一些意外的困难是难免的。一次,我们一行4人4马携带两顶小型军用帐篷和数日食用品由雀儿沟翻过几座大山去呼图壁河工作,在河西岸陆地上搭起帐篷,用毛毡铺在帐篷里的青草地上,席地而睡,夜里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我们从睡梦中急忙爬起来加固摇摇欲坠的帐篷,在四周挖出一圈水沟,以防雨水漫入被窝。次日起来已雨消云散,俯视偌大的呼图壁河,宛如一条白色的裙带,飘落在峡谷之中。汹涌的波涛,只听到哗哗的水声。陡峭的河谷深百米以上,取一桶水上来要休息几次。由于天气的干扰,在预定任务完成之前,粮食已尽,只好向哈萨克牧民买羊,煮之为食,诸如此类,各野外队并不少见。

地调处领导对中方这一个地质队能否完成任务是没把握的。为了防止万一,他们命令我的邻队(2/54队)队长吾沙诺夫在必要时帮助我们,但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这一点并没有公开宣布。吾沙诺夫的工区是从呼图壁河至头屯河,我们两队以呼图壁河为界。野外工作期间,吾沙诺夫特意骑马在河西岸找到我们,了解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但并未说明是来帮助我们的。然而他特别留意了呼图壁河西岸我队一侧的地形和地质界线。相邻两队所填地质图能否连接起来,是对双方野外工作是否正确的最好检验。等工作结束,我们两队的地质图并在一起时竟是十分吻合,这使他相信我们的图是可信的,工作是可靠的。足见苏联专家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同志对培养中方干部用心之良苦。

冬季收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去工区采了几个样品,同去的有王隆祥、维加、司机是老乐师傅。第二天归途中由山里出来上了公路,在呼图壁县路旁的饭馆吃过晚饭后天已大黑,路上汽车很少,我们乘的是一辆嘎斯57小型吉普,天气似有一层薄雾,路上漆黑一团,车灯也显得昏暗,车子飞速前进。刚吃过饭坐车的人都容易瞌睡,迷糊中路上似有一个牌子一闪而过,接着车子似乎跳了起来,爬上一个高坡后又头朝下栽了下去。我的前额抵在了车前的玻璃,坐在我背后的维加扑到了我的背上,他的帽子也飞出了车外。老乐师傅急忙脚踏刹车,手拉刹车,车子这才蹶着屁股停了下来。乐师傅狠命地拉着手刹车,急呼:“快下车!”我们下来一看,被惊呆了,车的前轮就停在一个四五米深的深坑前。原来这里正翻修一座桥,桥面已经拆除,桥下在清土,挖了地基准备修桥墩,挖出的土堆在路上,土堆前横放着许多原木,木料前的一段路上立了一个便道指示牌,天黑灯暗,朦胧中我们没注意,再有一秒之差就会跌入深坑,车毁人亡。我们下车之后,乐师傅还死拉着刹把不放,如果松开刹把车子会溜到沟里去。等我们七手八脚搬来石块,木头将车轮揠住,他才下得车来,这老师傅一来经验多,二来临危不惧,责任心强,使我们免遭一场劫难。这时,车子前进无路,后退不能,根本不能再发动了,只好等后面来车用钢丝绳倒拖出来。

在呼图壁河上游有一条支流,当地哈萨克称之为齐古,我们的队号就据此而命名。我和谢列布里科夫商量把呼图壁河这个构造命名为齐古构造,因为呼图壁构造已有名在先了。齐古靠近天山山麓第一排构造中最完美的一个背斜构造,走向东西,长30公里,宽728公里。高点在呼河西岸,核部出露上侏罗系齐古组及中侏罗系头屯河组,所有砂岩不同程度地含有油味、稠油和沥青。我们根据哈萨克族老乡提供的线索,在呼图壁河谷下的西侧草丛中找到一个气苗。一个小小的泥火山,直径约1米,内充满泥浆,不时有气涌出泥浆缓缓外溢,用火可以点燃,显然是天然气。另外在呼河水边的头屯河组砂岩有液体原油外溢,油珠随水飘流。这一切表明,一个含油气的构造,顶部被河水剥蚀后油层已经部分裸露,油气正在散失着。可以把齐古构造比喻成一个糖馅馒头,把糖比喻为石油。呼河长年剥蚀切割着构造,就好像一把小锯子从馒头表皮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锯着。现在糖馅已经露出来了,并散发着甜味(气苗),流着糖汁(油苗)。这些发现使我们确信齐古构造含油是毫无疑问的。经全面调查完成地质填图后发现,构造圈闭面积约10平方公里,除轴部有不大的断层外,背斜完整,两翼倾角30——50度,呼图壁河切开的地质剖面,侏罗纪杂色条带层,红的、绿的、紫的、黄褐的、黄绿的泥砂岩互层构成半圆形的弧,宛如雨后的彩虹,而且目的层埋藏浅,堪称一流构造。在总结报告及报告评比答辩中,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河西岸提出钻探井位。我们的邻队(2/54队)完成该构造呼图壁河以东地段的调查,对齐古构造的评价和我们执有相同的意见,并同意把井位定在河的西岸。后来俞齐丰的总体设计队做了钻探设计。因为地形和交通的困难,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代才打了第一口探井(古1A井),并于当年7月22口喷油,发现了齐古油田。

在齐古构造的东边,与之一字排列的相邻的构造是昌吉构造,核部出露和齐古构造一样的地层。昌吉河从构造顶部拦腰切过,液体油苗从顶部外泄。这一切与齐古构造十分相似,可称之为姊妹构造。这个构造的详查是由2/54队吾沙诺夫、王大钧等完成的,也给予高度的含油评价。不足之处是地形条件太差。但我们确信这将是一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

003    南北并举

就在我们完成盆地南缘第一排构造带地质调查的同时,1954年乌瓦洛夫为首的1/54队完成了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1:10万比例尺的地质调查,并发现了大量新的油苗。乌瓦洛夫根据准噶尔盆地南北不对称,沉降中心位于南缘天山山前带的盆地结构特点分析,盆地内部生成的油气大部分沿着向北抬起的沉积岩向盆地北坡运移,克拉玛依——乌尔禾地表各式各样的大片油砂、油苗,就是油气运聚后部分地向地表散失的一个标志。他预测顺油气显示向盆地方向钻探可以找到大油田。并提出钻探4口井组成一条剖面的具体井位。以地调处总地质师潘捷列夫为首的部分专家则认为盆地南缘构造明显,是找油最有利的地区,并对地震在独山子以北所发现的卡因迪克潜伏构造给予高度评价。

1954年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勘探北疆。1955年1月1日中苏石油公司移交我国,成立新疆石油公司,部分苏联专家留作顾问。1955年的勘探重点是准噶尔盆地。由于对盆地的含油前景好坏存在南缘还是北坡两种不同认识,盆地的地调部署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一个是黑油山地区,组成南、北黑油山两个地质详查队,队长分别由张恺、赵白担任;一个地震队队长庄国成。一个是独山子——安集海地区,组织两个地质队,队长分别为范成龙、王大钧(女)(因生育六月后由宋汉良接任),详查安集海及独山子构造以及它们之间的丘陵区;安集海——沙湾上了一个地震队,队长黄洪泽,晚些时候又上一个浅钻队。

1955年的深井钻探,除南北疆尚未结束的几个老探区外,又新开辟克拉玛依、卡因迪克两个重点探区,形成南北并举的局面。卡因迪克是地震发现的一个潜伏构造,位于独山子油田以北,是一个椭圆形的短轴背斜。1955年12月开始钻探,集中5部乌斯特姆大钻,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完钻,但未获工业性油流。克拉玛依于1955年10月第一口探井即获井喷,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南北之争暂告一段落。

同年,吐鲁番地质大队划归新疆石油公司,组织了4个地质队详查吐鲁番盆地中央褶皱带。队长为袁秉衡、毕传宾、唐祖奎、俞齐丰。结果,认为该盆地具有较好油气前景,最有利的构造是胜金口背斜。根据袁秉衡队提出的钻探井位,1958年钻探获工业油流,发现了胜金口油田。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不能忘记第一个为新疆地质调查工作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王世仁。这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同志,1955年担任岩石物性队队长,性格爽朗、活泼。出工后一两个月,因公回乌鲁木齐,来到我家里。他是山西人,喜欢吃面条,王大钧给他煮面,他说吃面条不能没有醋,王大钧出去买醋,他自己煮面。吃的过程中汽车已开到门口等他,他匆匆吃完,临走时把醋瓶拿起来又放在桌上说:“这醋还给我留着。”就上车出野外了。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切回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

他们岩石物性队的任务是:采集古生界及中新生界岩样,分析其物理性质,为各种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提供解释的基础数据。必须深入到深山采样。他们在头屯河上游骑马过桥时,因河狭水急,翻滚的浪花,咆哮如雷。走到桥上,坐马畏缩不前,反而掉头转身。因桥面太窄,王世仁骑的那匹马马蹄踏空,连人带马翻入滚滚巨浪中,再未见踪影。顺流而下,反复多次,只找到了装笔记本用的军用皮挎包。牺牲时年仅19岁。

004    战略转移

1951~1955年新疆的勘探工作,不论从探区的选择,还是队伍的部署,都把重点放在了天山南北的山前拗陷带里,目标是寻找独山子类型的油田,主要目的层是第三系。5年来先后钻探了霍尔果斯、安集海、西湖、呼图壁、克拉托、喀什、喀桑托开等构造,都没获工业性油气流。地台区的黑油山虽然1951年进行了地质详查,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背斜含油,所以1952年只在黑油山小背斜上钻了4口井,见少量油气,就中止了勘探,结果也没有发现克拉玛依油田。

1954年乌瓦洛夫从盆地的区域构造着眼分析了油气形成运聚的趋势,跳出局部构造的限制,部署了一条钻井大剖面,发现了克拉玛依大油田。总结前一段的经验,人们认识到必须跳出单纯从局部构造出发评价一个构造的含油性的做法,必须全面着眼,研究整个盆地的沉积、构造,油气形成的发展,探索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的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去寻找油气田。于是1956年地调处成立准噶尔盆地第一个综合研究大队及吐鲁番盆地综合研究队,地质调查及钻探工作也由山前拗陷向地台区转移。

在具体的战术上也有所改变。过去因为勘探队伍有限,又从查明局部构造着眼布置力量,因此显得力量分散,这是必然的。克拉玛依发现后,全国支援新疆,勘探队伍不断扩大,因此有条件从盆地着眼选择有利的二级构造带,连片地震,甩开钻探。同时在同一区带使用多种勘探工种和方法便于综合解释,形成了一个所谓综合性区域勘探方法。这种勘探方法,首先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使用,获得了良好效果。在克拉玛依——乌尔禾摆开4~5个地震队连片详查,很快查明了地质构造,地层超覆,克——乌大断裂等地质特征,并以此为依据部署10条钻井大剖面。至1958年已先后发现白碱滩高产区、红山嘴、乌尔禾油田,初步证实了克拉玛依是一个受地层断裂控制的大油田。

005    综合研究

为了全面研究和了解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地质情况,1956年成立盆地综合研究大队,下设4个小队;2小队队长唐祖奎,工区在玛纳斯河以西;3小队队长毕传滨,工区在玛纳斯河至乌鲁木齐以东;我担任大队长兼第一小队长,工区在克拉玛依至德仑山。第一年的任务是全盆地中新生代地层划分对比。我们分别在所辖工区内的每条河流、大沟中记录地层剖面,采集化石,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分层对比,或顺走向追索,观察地层横向的变化。唐祖奎同志告诉我,他们在玛纳斯河上游发现一套红色粉碎屑岩,可能是三叠系。过去在昌吉河以西没发现过三叠系,为了实地了解这一情况,我由克拉玛依去2小队的驻地——玛纳斯河畔的红沟煤矿。由于采煤的需要,河西岸新开了一条简易公路,但再往南进就没有路了。到出露三叠系的地点,骑马需要一天的路途,当地没有房舍和人烟。根据唐祖奎的口述,也可以知道这套地层的岩性和结构,并且他们已做了详细记录。但是为了一睹其真面目,虽知路途艰险,还是决定亲自走一趟。同行的有一位新毕业的大学生李旭和一名工人。我们3人每人骑一匹马,另一匹马带上简易的伙具、干粮和行军床。3人沿着玛纳斯河西岸的羊肠小路缓缓而上。路在半山腰间,越往上游,河谷愈狭,河床愈深。小路时高时低,且左右盘旋,路旁遇到突出的大石块,就得下马,在马上就有被石头撞倒翻到谷底的危险。路面1尺左右,有的地段被雨水冲涮得模糊不清。危险地带只能步行,这样比骑在马上心里踏实些。最后马乏了,人也累了,但不能休息,因为天一黑路就找不见了。万一马一失蹄,连人带马就会掉到谷底,不堪设想。到了古生代变质岩区两岸的距离更缩短了,几根树干架在两岸的岩石上就是桥。盆地南缘最大的玛纳斯河,滔滔的流水被夹在数米宽的峡谷之中,滚滚的流水,撞击在两岸和河谷里的巨石上,掀起了狂涛巨浪。雪白的浪花飞溅,声音震耳欲聋,有了王世仁骑马过桥失身落水的前车之鉴,我们过桥时小心翼翼,不敢莽撞。过桥之后已入深山,山间乌云密布,倾刻间倾盆大雨,我们3人4骑立时成了落汤鸡,衣服湿透,避也无济,只有冒雨前进。重重的雨点打在头上脸上,水顺脸下流,睁不开眼睛。还好没有多久雨过去了,但云雾还在身边飘流。天晚了,深山里,又湿又冷,找不到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地下长满了半人高的青草,湿漉漉的带着水珠。最后只好在一个哈萨克的冬天的羊圈里支起行军床,忍着臭味过了一夜。

次日早起,看了地层剖面,确像是三叠纪地层,可与乌鲁木齐一带的火烧沟组对比,说明乌鲁木齐以西到托斯台,本来有三叠纪沉积存在,不过呼河一带被侏罗纪地层所超覆。不到半小时我们踏上回返的路途,因未得安睡,可谓人困马乏至极,有的马走起路来已经摇摇晃晃,归途中,我领先而行,后面是李旭和工人。我们无心谈笑,前后拉开一段距离,我刚转过一个弯去,就听到后面一阵扑通扑通的声响,直向河谷落去,扬起一阵尘土。我被吓了一跳,以为人跌下去了。当我回头看到他2人时,才放了心。那驮东西的马不知滚了多少滚儿,被山坡上凸起的一块巨石挡住了。布袋子装着的行军床也滚到了老远的山坡上,小铝锅叮叮当当地一直滚到河底不知去向。我拉着灌木丛下去看时,马已停止呼吸,马背已被扭曲。我们找到行军床,其余由它们去了。

这一年我们大队的4个小队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完成了准噶尔盆地的中新生代地层划分和对比工作,尽管还有问题,但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并根据前面的调查成果和我们野外观察到的情况对盆地的石油地质做了一个初步总结。

与此同时,吐鲁番盆地也组织了以夏公君为首的盆地地质综合研究队,全面、系统地研究、总结了该盆地的石油地质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勘探建议。

006    进军克拉美利

由于准噶尔盆地南缘、西北缘的地质详查已基本完成,1957年组织向盆地的东北缘克拉美利及陆梁进军。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地调处成立了奇台地质大队、地球物理大队及南准地质大队。任命部队转业的干部杜林为奇台地质大队长,我为大队地质师,杜庆瑞为大队测量工程师。奇台地质大队有8个地质队、两个水文队和相应的地形队,其任务是完成克拉美利及陆梁地区的地质详查,其次是为勘探寻找水源。

克拉美利地区属阿尔泰山山前带,1955年地质部曾有一个队做过石油地质普查,并在沙丘河发现油苗。1957年我们部署了5个地质详查队,从滴水泉向东至煤窖沿克拉美利山前沿一字摆开,队长分别为林积桐、萧志刚、孙剑火良(女)(后期由郝林(女)接替)、赵春元、俞齐丰,另一个水文队队长是杨继章同志。

克拉美利山山势低矮,没有积雪,没有森林,也没有河流,除滴水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从石缝里一滴滴外渗的泉水外,地表没有一点水。但骤然而来的倾盆大雨产生的洪流,可以把麻痹大意的队员们的帐篷、箱子等席卷而去。位于帐篷沟工区的萧志刚队就遭到了这样的浩劫。调查区北起克拉美利山南麓,南抵沙漠边缘,属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没有任何人居住,却有大量的蚊子滋生,以滴水泉一带最为猖獗,颇似当年的克拉玛依。

大队部设在奇台,一切生活物资包括饮水都从奇台由汽车运去。奇台至工区没有公路,中途要跨越盆地中央30公里的沙漠,由奇台至滴水泉汽车要走两天。司机在工区内随意自选方向前进,走的车多了,戈壁滩上、干沟里到处是汽车的轮迹,工区内缺少明显的认路标记,很容易迷失方向。1958年独山子矿务局4人乘车到此检查工作时迷失了方向,汽油耗尽,其中一人逃出,才使奄奄一息的3人得救。这种环境里,勘探队员们外出工作一天之后,主要是凭着罗盘和记忆估计自己所在位置与基地之间的方向返回基地。天黑后找不到基地的事也时有发生,在基地高处燃起火堆,是帮助外出队员回基地的一种办法。

队员们的任务是繁重的,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工作定额比过去高了很多,生活十分艰苦。夏天气温高达30~40℃,戈壁滩上的石子,久经风吹日晒,表面像涂了一层黑漆,有时可以听到砾石晒后炸裂的响声,薄底鞋走上会感觉烫脚。这里经常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戈壁丘陵中很难找到一个可遮凉的地方。午饭是干馒头,为了增加食欲,惟一的办法是点燃一堆梭梭柴把馒头烤黄了吃。最缺的是水,不停的走路爬山,淌出的大量汗水,要有水不断补充,一壶水需要严格控制饮用。冬天这里又格外冷,9~10月即开始降霜雪,没有保温和取暖设备,仍然是夏季使用单帆布帐篷和帆布行军床,惟一取暖的办法是露天里燃起一堆梭梭柴。伙食很难办好,青菜、副食靠从奇台供应,每月都过去采购两三次,所以,大多数日子没有新鲜蔬菜吃。就是这样的条件下,队员们每天要在野外工作10~12个小时。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精神是愉快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是充实的,每天收工回基地的路上,总是欢声笑语,歌声不断,队员们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人人都应该为了这个崇高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工作结束时,没有一个队不是超额完成任务的。

大队长杜林、测量工程师杜庆瑞和我每个月要到小队巡回检查帮助工作。大队部只有一部嘎斯69型小车,司机是韩光宇。由奇台大队部到工地是一天路途,中途要跨过30~40公里的沙漠,遇到大的沙梁陡坡,需下来推车。各小队经常搬家,需根据小队月报了解他们驻地的大体位置,但这一地区没有明显标志可以说清准确位置。当时地形图正在测制,无图可用,只能照着大方向或指路牌去寻找。有时车子颠簸几小时到了小队驻地,人已搬走,只能从各种迹象分析猜测他们可能的去向。常用的办法是俯身观察那些纵横交错的车轮痕迹,从中找出那条最新的轮迹,跟踪前进。这种判断是不许有误的,因为找不到小队车子就无处加油,也就没有退路可去。汽车到了工地经常在梭梭丛生的沟谷、戈壁上行驶。梭梭柴把轮胎刺破,车辆的钢板被颠断以及其它故障时有发生,这就要靠司机的机敏,发生之后能快速排除。所幸的是我们闯过了一个个难关和险境,没有发生大的意外,现在回想起来倒有些后怕,这要感谢我们的司机韩光宇。

我们的情况如此,小队的情况更艰难。一个队一部车,多年在野外使用,有的已经很破旧了。运水、生活给养、野外搬家、出工都是它,可以说一队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部车上。一队七八个人,一般分两组工作,只有路途很远时才用车接送。1958年大跃进时代,生产指标提得很高,以杨拯陆队的指标最高,她们的工区靠近中蒙边境的三塘湖,面积很大。为完成更多的任务,她们有时分成3组工作,每组两人,为了节省走路的时间,她(他)们带上棉衣、干粮,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沙滩为床,棉衣为被,风餐露宿,连续工作几天之后回到基地。这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热情,实在令人敬佩。然而不幸终于发生了。一次,杨拯陆队长与张广智两人一组外出较远,汽车送到工地后,杨拯陆嘱司机晚上来接,但她(他)们工作一天之后、离开了下车地点已经很远,而由收工地点直接返基地比返回车接地点还要近些,所似,他决定直接回基地。归途中遇暴风雨,入夜气温下降,雨转为雪,9月的天气,她(他)们只穿着单衣,湿透了的衣服变成了冰凌,张广智同志先倒下了。杨拯陆不愿中途丢下自己的战友,拖着他前进,比她高大的张广智到了如此地步,可想而知此时的杨拯陆同志也已冷累不堪了。她拖了他一段之后,可能张广智先牺牲了。杨拯陆又走了不远,在一个半米左右的土坡前爬了几次,最后倒在了坡下,为新疆的石油工业献出了她(他)们的宝贵生命。

杨拯陆是1955年西北大学同届毕业生中最年轻的女同志,工作伊始就分到我们队实习,她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衣着朴素,心地纯真,西北姑娘的面庞,带着西北口音,有一颗火热的心,好像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准备为革命大干一番。当年我队在安集海构造详查,那里地层单调,构造简单,看到学到的东西有限。第二年分到小渠子队,那里地质情况复杂,一时难以掌握工作;她恨自己一年后还不能单独工作而急得哭过。第3年(1957年)她分配到克拉美利地区,因队长在野外工作期间调离,她被任命为队长。经过一年的锻炼,她全面掌握了一个地质队的工作方法。1958年她坚决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讨论各队的工作设计时,她提出的指标定额最高。在讨论到她的男朋友谢宏队的年工作量时,她提出了意见,认为指标太低了。当时她那音容笑貌至今我记忆犹新。

张广智是地调处机关的俄文翻译,他为了丰富自己的地质知识和实践经验,自愿离开安逸的工作岗位,参加野外地质调查。工作中吃大苦,耐大劳。第一年就献出了生命。

通过地质详查,查明了滴水泉、帐篷沟、火烧山、煤窖等构造,掌握上古生界及中新生界沉积特征及生储油条件,发现了大量油苗。水文队在火烧山构造以南的白垩系和第三系中钻出自喷水井为后来的勘探和油田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出露于滴水泉地区沙河构造上的油砂厚达数米至十几米,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超覆于基岩之上的侏罗纪底砂岩、砾岩中,其规模除克拉玛依、乌尔禾油砂之外,盆地内的油苗无与伦比。地层岩性、沉积相与克拉玛依非常相像。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给了人们启示,顺着油气苗来源的方向追索,在有利的储集层发育地带和构造内将会找到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藏,这种认识在地调处自上而下是一致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迟迟未进行深井钻探。

奇台地质大队另一个工区是陆梁地区。那里位于盆地的东北部。地表大部被沙漠覆盖,零星分布着一些第三纪地层。地层倾角1~2度,几乎看不出构造。在这里派出三个地质队及与之配合的三个地形队进行地质详查,队长是马锡寿,目的是配合地震队进行综合性区域勘探,查明陆梁的具体构造。另外有一个水文队,队长焦德拉,为今后在该区的勘探、开发寻找水源。这里已进入准噶尔盆地,地形平坦,属半沙漠区、沙丘伴着黄泥滩。没有山,没有河,没有树,没有水。地上只生长梭梭柴,地形上没有什么明显标志,比克拉美利显得更单调荒凉。惟一的景色是炎热的天气里出现的海市蜃楼,远望地面上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泊,走到跟前却一无所有。一望无际的瀚海,烈日当空,找不到一点阴凉地方。帐篷里闷热得像一个烤箱,人在里面烤得令人窒息,人们有时把帐篷的四壁帆布掀起来,只留个顶子,使风可以通过,人在里面可以感觉舒服些。但是白天不能歇在帐篷里,要出去工作。沙漠里的风是热风,太阳像一把火伞。勘探队员们的脸、肩、胳膊晒得由白变红,由红变黑,慢慢晒起一层白皮,脱去后变得黝黑而健美。队员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靠两条腿奔走数十公里,方能完成一天的定额任务,他们的艰苦可想而知。一次我由奇台大队部出发去陆梁各小队,乘一部威力士吉普车,司机是维吾尔族名叫小克里木,矮小粗壮的身体,长方黝黑的脸上长着两颗大眼睛,沉默寡言。途经乌鲁木齐、独山子、克拉玛依、夏子街都要加油。我们沿盆地边缘绕大半个圈子之后,由夏子街南下进入盆地,照着小队月报所记述的地址去寻找一个小队。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行动,可是当时并不觉得是这样。这里没有路,但是有地震队车子留下的横七竖八的车印子,只有按照预定目标的方向前进。我们走进沙漠区,车子顺下坡慢慢开下去。可是向上爬时却上不去了。下车举目四望,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沙坑中。车轮飞转,杨得沙子纷飞,却不能前进一步,而轮子愈陷愈深,找不到任何可以填到轮子底下的石块、木头之类的东西。司机之外,只我一人,推也无济于事。小克里木微笑着问我:“怎么办?”我心里估量着我们的位置,掂了掂只有半壶水的水壶,不论是朝北边的夏子街,还是到西边的克拉玛依都不可能徒步走到。只有把车子搞出来才是出路。虽是夏季,我们出野外都带着棉衣,以防风云变化。我们把棉衣垫在轮子下,前拥后退,一段段地前进,好在这是一部崭新的车,最后终于爬出了沙窝,走出了险境。

007    转战塔里木

塔里木盆地的勘探工作,早在1952年中苏石油公司时代即已开始。当年在喀桑托开、喀什和克拉托3个构造上做了地质详查、细测,并于同年对上述三构造进行钻探。1953年又在喀桑托开、库木格里木、吉迪克、明遥路、英吉莎等构造进行地质详查,认为喀桑托开、库木格里木、喀什、明遥路、英吉莎是含油前景很好的构造。但上述三个构造的钻探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所有深探井都因工程和地质情况复杂而未达设计目的。1954年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勘探北疆,塔里木盆地的钻探工作暂时中断,只留少数地质队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喀桑托开、克拉托的钻井收尾工作到1955年结束)。1957年姚国范等在库车拗陷进行专题研究,在依奇克里克、吐格尔明构造发现大量油苗,对这两个构造给予较高评价。1957年地调处塔里木大队成立,1957——1958年对库车、喀什两拗陷的构造进行详查,进一步明确依奇克里克、吐格尔明、喀桑托开、库木格里木、明遥路、克拉托、英吉莎等构造为最有希望的构造。

1958年为适应大跃进中新疆局提出的“横扫准噶尔、大闹塔里木”的形势需要,成立了塔里木矿务局,同时撤销了地调处。北疆除留一部分人成立北准大队外,大部分人开赴塔里木。我8月份离乌鲁木齐到库车,就听到戴健、李越人、李乃君、杨秀龙牺牲的噩耗。走向工作岗位刚刚两年的女大学生戴健,清秀端庄,脸色略黑,留着短发,给人的印象是内向、稳重,新任依奇克里克队长。依奇克里克构造位于轮台县东北的天山南麓,地形很坏,特别是东部,山高谷深,绝壁悬崖,沟谷两岸,陡不可攀。沟的上游伸入天山,平时是个干沟,暴雨之后,倾刻之间,洪水奔流,汹涌澎湃。一日,戴健(女)、李越人、张怡容(女)3同志在沟里工作,听到上游有响声,尚未弄清原由,洪水已到身边。3人手拉手准备向安全地带转移,刚一离开巨石,戴、李2人即被洪流卷走。张怡容此时死抱巨石不放,不久水势减缓,张起而寻找战友时,战友早已不见踪影。

同一天在吐格尔明被洪水夺去生命的还有吐格尔明队的李乃君(女)和杨秀龙。

不久,又传来了在塔里木河畔沙漠中工作的电法测量队队长陈介平牺牲的不幸消息。他是在柯托尔地区选测线时,身先队员探路走失的,经现场分析,可能死前曾与饿狼进行过搏斗。又是一批优秀的、年轻的勘探尖兵为了新疆的石油工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捐躯。

塔里木矿务局成立后,使用B—3型轻便钻机在依奇克里克、喀桑托开、库木格里木、吐格尔明、砍亚肯、库车塔吾、吐孜玛扎、色力比亚、克拉托、杨叶、亚克拉等构造进行了钻探。根据林积桐等同志提出的钻探井位,1958年10月9日依奇克里克1号井于井深468米处喷出原油,发现了塔里木盆地第一个油田。这一时期虽然钻探了十多个构造,但因为当时的钻机能力(B钻机最大钻深能力为1200米)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大部分地区未钻到目的层,只有构造简单、油层又浅的依奇克里克喷油。这个油田的规模虽然不大(后来最高年产量4.7万吨),但对解决南疆用油却起了很大作用。依奇克里克油田的原油中凝聚着广大勘探队员的血和汗,为纪念为发现油田而献身的同志们,在海拔1700米的矿区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永远铭记着她(他)们的业绩。

我们的地调队伍,近50年来已完成了新疆三大盆地的地质详查、细测,并先后进行过盆地的地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绘制了盆地的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为后来的石油地质勘探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结合地球物理资料对三大盆地的含油气远景做出评价、划出有利的油气聚集带,发现了大批地面构造和油气苗,总结了油气藏形成及分布的规律,对指导各时期勘探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地质调查而发现的油田有克拉玛依、齐古、依奇克里克、胜金口和火烧山油田(火烧山是地质发现,地质证实的构造),对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50年代的地质勘探队员们,有的早已调往其它油田,有的走上其它工作岗位,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献出了生命,即使现在仍从事勘探工作的,也已年过半百,两鬓斑白。在回首往事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段生活虽然艰苦,却是充实的、愉快的、幸福的。我们的血汗没有白流,青春没有虚度,那段生活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和留恋的一个时代。为新疆石油事业而献身的同志们,在看到她(他)为之而牺牲的事业今天如此壮丽发展时,也会含笑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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