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好像是我们插队多半年后，也就是1974年的秋天，村里为我们建好了集体宿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知青点＂。建＂知青点＂的费用不是村里出的，是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当时规定，每位知青国家给五百块钱的安家费，这笔钱不直接发给知青，而是由上面统一掌握，主要用于知青点的建设。
我们的知青点建在村子的最北边，在乡卫生院的后面。北边是一排宿舍，共八间房，东边是两间厢房，为伙房。我们的知青点只住了五队和七队两个生产队的知青，九个女同学，三个男同学。女同学的宿舍在东、西两侧，男同学宿舍居中。女同学的宿舍按北方农居样式而建，中间是厅堂，两侧为卧室。四间卧室各住两人， 中间厅堂不住人。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最大限度保护了女同学的安全。男同学的宿舍就是一间屋了，开门直接看到土炕。另外两个生产队，也就是一队和十一队的宿舍，村里把它们建在了本队，为的是以后收归集体方便。但是，吃饭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点的伙房。
我和玉林住一间屋，小林自己一个屋。玉林是个很能干的人，也讲究仪表卫生，不像我 ，不大讲究。后来，十一队的志强也挤进了我们屋。我们三个返城时都分到了保定市二商局所属的食堂 ，玉林在车站食堂，志强在槐茂食堂，我在新市区回民食堂。玉林电大毕业后调到一个电子仪器厂 ，再后来自己办厂，成了大老板；志强后来也调到保定市邮电局。我们那个屋真是有点怪，从那出来的三个人都是先苦后甜，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乏其筋骨，劳其皮肉吧。
知青点建成后，村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姓刘，叫闹钟。刘师傅在部队时就是炊事兵，做饭的手艺不错，人也老实。当时，粗粮多，细粮少。闹钟为了能让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又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小青年吃好 ，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他规定，每个星期做一次面条汤，面条每人一两，汤可以随便喝；再比如，他经常用玉米面掺入一点白面蒸菜团子。记得，那次我们几个男同学比赛谁吃的菜团子多，我一口气吃了七个，把我撑坏了！由于家里穷，闹钟三十多了才娶媳妇。他结婚那天，我们知青都去了。别看当时不富裕，可是排场不小，流水席整整搞了一天。第二天我们问闹钟，娶媳妇的感觉如何？他红着脸说，还是有媳妇好。我们说，你没问她干什么来了吗？闹钟老实说，没有。这里有个典故。闹钟曾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个老光棍好不容易结婚了，入洞房后，新媳妇由于害羞不让他碰。老光棍急了，说：你干什么来了！当时把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在那个年代，除了开批判会，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晚上一般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了知青点，我们那很快就成了娱乐中心。特别是我和玉林住的屋，只要我们在，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人满为患。老乡们来了，咱还要招待，开始是请人家抽香烟，后来请不起了，就买烟叶，让他们自己卷。那时我也抽烟，也学会了自己卷烟。抽大烟叶开始呛得直咳嗽，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乡亲们到咱这来也没什么事，就是聊天，山南海北，荤的素的什么都聊。和老乡的聊天中，我学到了许多民间文学，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以及许多的神仙鬼怪故事，都是听老乡们讲的。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有关＂魔＂的传说。说是人在夜里走，会经常遇到＂魔＂，＂魔＂的个子很矮，走路很轻，它总是悄悄地跟在人后边，有时还会上来拉你的库角。自从听了这个传说，我一走夜路就感觉后面有＂魔＂，老是回头。这也许就是＂心魔＂吧。当然，还有什么＂四大黑＂、＂四大白＂、＂四大支楞＂、＂四大着急＂等等，这些属于＂少儿不宜＂，就不细说了。还有的是来看报纸。我当时订了一份《参考消息》，邮递员只把报纸送到大队部，大队的广播员王素彩每隔几天给我送一次报纸。有的老乡也爱学习，知道咱这有《参考消息》，经常来看。
老乡们愿意来咱这串门聊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屋里有一对土沙发。那是我们刚搬来时，我看到屋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忽发奇想，何不像那些大领导那样，做一对沙发呢？木头的咱做不起，只能用土坯垒成沙发形状，又找了四个大塑料袋装满麦桔，两个做靠背，两个当座垫，再用旧毛巾把它们裹住，往那一放就成了很舒适的土沙发。自从有了土沙发，老乡们来了都愿意在那坐，为了能抢到沙发坐，大家来的时间更早了。
在知青点，晚上除了和老乡们侃大山，有时我们几个男同学也到村外的野地里唱歌。我们在野外唱的歌，主要是当时的＂禁歌＂，比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达板城的姑娘》、《阿哥阿妹情谊长》、《红莓花儿开》等。这些歌曲，我们是不敢当着老乡的面唱的。
住进知青点后，大家回家探亲总是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我们插队的地方离保定市只有三十多里地，现在来看很近，当时却感到很远。每次回家，都要赶到离村五里多的曹河车站坐火车。记得，那次吃完饭去赶晚上八点多的火车，为了抄近路，我们在坑洼不平的田野上盲目瞎跑，不小心我摔倒了，眼镜也不知飞到哪里。最后还是一位女同学给我摸到的。还好，总算赶上了，我们刚跳上去就开车了。
插队后的第一个秋天到了，生产队开始分粮分菜。为了保存分到手的白菜和大量的红薯，我们在知青点的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先挖了个直筒，大概有两三米深，再在下面横着挖了两个洞。当然，这两个洞是由五队和七队的知青分别挖的，也分别使用。为防止进洞因缺氧而窒息，每次下洞取红薯都要先把一个煤油灯放下去，灯如不灭才敢下去。
当时，生产队分的最多的是玉米。那些玉米晒干后就要把它搓粒。秋天和冬天的晚上，我们经常聚在食堂搓玉米。搓玉米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开始我用手搓一个，根本搓不下来，只能一粒粒地往下掰。后来学会了，要两个玉米一起搓，相互摩擦，玉米粒就唰唰地往下掉。当然，这种活不能干的时间太长，否则手心受不了。
我们住进知青点不久就到了年根，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我没回家，一个人留了下来。我的想法是，自己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体验过在农村过年是什么滋味，就想体验一把。我在供销社买了酒和香烟，还有花生和瓜子，请了十几位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的老乡，让他们三十晚上吃完团圆饭到我宿舍一聚。晚上八九点钟以后，他们陆续来了。我早在借来的小饭桌上摆好了烟、酒、花生、瓜子和茶水。围桌坐定，我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大家能到寒舍小聚，是给我赏脸，我谢谢各位！老乡们说，永生你太客气了，你能留下和俺们一起过年也不容易呢。我起身给各位酙满酒，说，这第一杯酒，我谢谢大家对我们知青的关心照顾……第二杯，我祝各位和家人多挣工分……第三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三杯酒过后，大家尽情畅饮，谈笑风生，夜阑才散。第二天，我挨家挨户给我们五队的社员拜年，中午在队长家吃的饺子。大年初二我才回家。
到了1975年的年底，据说是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让下乡插队的知青全部返城。我们也陆续到各自招工的单位报到，几乎在一夜间，知青点就空无一人。我们离开后，南亭公社把知青点收回 ，给了公社卫生院。其实就是把卫生院的后墙打通，知青点就归他们了。可见，公社的领导是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