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辞去在洛杉矶的工作,单枪匹马跑到美国中部一个大学读博士。
基于个人研究的方向,我参与了一些艺术疗法项目,为早中期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做脑部训练,类似于绘画、做手工。我有自己长期跟进的患者、一位奶奶,每周和她见面。
直到有一天,她不在了。
“那她还会回来吗?”我问我的教授,她告诉我,老奶奶被转移去了临终关怀病房。我知道,只有被诊断寿命少于六个月的病人才会在那里入住。
教授是一位个子不高,精干又温柔的女性,她摇摇头说:“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回来了。”在那之前我每周和老奶奶见面,见到我她总问同一个问题:“你是谁、叫什么?”我与她的每一面都是新的一面,而她几个月都从未认识过我。虽然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我还是感到悲伤。
教授问我:“你想来唱歌吗?”此情此景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莫名其妙,她继续说:“学校有一支‘临终合唱团’,每周会去临终关怀中心为那里的‘住户’唱歌。” 她说住户,这个词选得太温和而掩盖了其中的残酷。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死亡”是个需要被避讳的词,我还没听说有大学生们组成志愿组织去接触将死之人。
想到老奶奶,我决定加入。教授发给我一些相关资料,大部分是歌词谱,约我在周四晚上去学习歌曲和唱法。
二
周四,我循着地址在一栋教学楼里找到了他们所在的教室。
教室不大,所有的桌椅都被推在墙边,只在空荡的教室中央摆了一圈椅子,椅子中间放着一把躺椅,上面铺着毛毯。
向他们打完招呼后,五六个人围坐在椅子上,做了自我介绍,他们都是本科生。合唱团的领队是一个圆润又活泼的金发女生,叫曼蒂,今年二十岁,修了心理学和音乐双学位。
几个唱和声的成员多是学天文或政治学,但大多兼修了音乐学院的双学位,学习演唱或作曲。他们的穿着漂亮大方,热情又亲切,叽叽喳喳跟我说着合唱团的事。
2016年,学生们就创立了临终合唱团。现在固定成员有五人,作为领队交换着带队,曼蒂是其中之一。合唱团每周一次去临终关怀中心,除了和患者说话外不能有其他接触,一个房间只停留四首歌的时间。
如果有人去世了,合唱团会去葬礼上为他的家人们唱歌。据报道,在美国,约有200多个为临终老人服务的合唱团,用歌声陪伴临终者最后一程。
我得到了一本唱本,里面大概有三十首歌,每一首都很短,只有四到八句歌词。“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反复唱一些很受欢迎的曲目,但如果你能都学会就更好了。”曼蒂说,“我们现在把每一首都唱给你听一遍。”他们很有默契,互相示意了一下便开始合唱。
落日洒了一大片橘红色的晚霞进教室,我坐在那儿心里感到触动。歌声很美,美到似乎该让更多人听到。可我转念又想,既然是唱给临终者的,有人听不到,就不要听到了吧。
他们唱完后,一位留着浓密大波浪的女生忽然站了起来,拿起放在中央躺椅上的毛毯,对我说:“你要来躺着试试吗?”
我理解她的意思:他们想让我躺下,模拟一个临终者,他们唱歌给我听,我就能理解病人听歌时的感受了。可我没有动。
我第一反应竟是觉得不太吉利,即便知道他们是好意。小时候,有位残疾的老奶奶常来我们院子里打麻将,空的轮椅放在活动中心门口。
我觉得轮椅很有意思,趁大人们不注意爬上去开心地晃来荡去,家人看见后立刻把我拽下来。我以为要被批评乱动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压着声训斥:“怎么能坐这种东西,不吉利!”
我挣扎着,不想去扮演并体会临终者的感受,这几个美国人却热情地持续邀请我躺下,连毛毯都帮我抖开。“来试试吧,”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试过。”我站了起来,有点嘲讽自己明明已经读到了博士,却还在为“不吉利”这种迷信心理纠结。
毛毯很软很暖,我躺了下来,看不清周边人的脸庞,但能感受到他们的目光投在我身上,我有点慌乱,干脆闭上了眼,企图想象自己正在休息。
“愿安详陪伴着你……” 他们唱,“一路而来,直到未来。”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教堂的唱诗班前,听着高低和音唱诵着致向亡灵的歌曲。
房间里暖洋洋的,窗外的落日仿佛让时间变慢了。
三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上完课,在学校停车场上与团员们汇合,第一次跟着合唱团去唱歌。
作者图 | 学校
我们分头乘了不同的车,我坐在后排,和教授与曼蒂一辆车。她们谈论着今天想要唱的歌曲名单,也问我学会了几成,我拿着歌本继续背歌词。
傍晚时,我们抵达临市最大的一家临终关怀中心。听说这家机构的“等待名单”上排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它价格不菲,但仍有无数临终者难以入住。
曼蒂说,合唱团之前有一个女孩,她父亲得了胃癌,一直排队想进这家我们去唱歌的临终关怀所,可惜没排到。父亲去世后,她再也不来了。
这里装修得像一个豪华版养老社区:沙发上铺着针织毯子,走道边立着木质人偶;玻璃柜里展示人们互相拥抱的照片,被擦得油亮的蜡烛灯台下散落着彩色软糖和巧克力。
进行正式演唱前,我们在休息室里做准备工作。“如果你在唱的过程里觉得想哭,”曼蒂对我说,“你就停下来,调整呼吸,等到可以继续跟着唱了再加入。”
我听了有点疑惑,问她,“为什么想哭?”一直大方的她愣住了,随即有些不好意思:“我有时候会想哭,我是说如果。”
我们各自带着一把圆形的简易椅去敲住户的门。第一扇门虚掩着,房间昏暗,除了呼吸机压泵的运作声外,只有病人因为痛苦而在呼吸间带出的沉重呻吟。
合唱团静悄悄地进入,我走在后面,错过前人的肩膀看到床上的人。他满身插满透明的插管,皮包骨头的身体在一床棉被下干瘪地躺着,只露出一只穿着多层棉袜的脚,又大又笨。当时正值夏末,我们都穿着短袖或短裤。
曼蒂问病床上的老人,“您想听我们唱歌吗?”老人睁着眼,一动不动盯着房顶的角落,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被摆成了这个姿势,脑袋不得不冲着那个方向。
“如果您愿意听我们唱歌,就闭上眼睛好吗?”曼蒂接着说。我正想老人可能无法做出回应,他突然闭上了眼睛。我有点惊讶,看到其他人立刻熟练地放下椅子,我也赶紧跟着坐下。我歌词记得不太熟,好在那人也无法看向我。
他闭着眼睛,脑袋依旧对着房间顶角。在我们唱到第三首时,曼蒂站起来去看了看他。他睡着了。
曼蒂招招手,示意我们离开,并轻轻掩上了他的门。我心里有点感触,却说不上来。感觉我们的歌,就像是摇篮曲,希望临终的人都能缓慢地睡去,短暂地摆脱痛苦。
四
跟在队伍里,我们又去了第二间卧室,门口正站着一位护工,“你们终于来了,她叨叨了一天呢。”护工一边把装着餐盘的小推车推出来一边说,看来和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很熟悉了。
曼蒂带着我们走进房间。房间的边角到处都是植物,花朵簇拥在一起。“你们来啦!”这个病人很年轻。她穿着碎花的外套,剪了一头短发。曼蒂认识她,上前和她拥抱了一下:“你好,罗茜!”
罗茜捻了捻身上盖着的毛毯,热情地说,“我等不及要听今天的歌了!”她的声音朝气十足,只是鼻子下方插着一根导管。坐下时我看到了罗茜被子下面的腿,泛着青黑色,布满了深棕的圆形疤痕。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看不到明年夏天了。
本来以为在合唱团里唱歌算一个浪漫的副业,没想到坐在年轻的临终者手边,才发觉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无论年龄大小。我与大家一同唱起了歌,而她看着我们,嘴角噙着笑。
可没多会儿,她眼中含了泪水。眼神里已经没有不甘,非常坦然,一股酸胀的气息冲上我的胸腔,我急忙避开她的目光,她的泪水令我紧张。
我们结束了四首歌,她在病床上擦了擦眼角,说:“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忙说不用谢。她年轻的眼睛望着我们,问:“你们下一周还来吗?”我们说,当然会来啊。她立刻盈满了笑意,说,“太好了,我希望我能活到下一周。”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这样乐观地谈论死亡。
临终关怀中心的楼道亮堂堂的,时不时有推着轮椅的人从旁边经过。我拎着我的椅子跟着大家,突然理解了为什么这里装饰华丽,或许是在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依然热爱生活。
离开的时候天黑透了。在回家的车上,曼蒂问我:“你以后还来吗?”我说“来!”。那晚回家,我把三十多首歌反复听了一整夜。
五
之后每一个周四,我都跟着合唱团去临终关怀所唱歌,我发现每次去那里,名单上的人都不一样。
有一位临终者,总认为我们是被教义绑架来的,絮叨着问我们为什么愿意给他唱歌。“上帝让你们帮助我们。”那个老人躺在床上,病怏怏地说。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扭转他们对公益的印象。“不是,”我们回答老人家,“是我们自己来帮助你们的。”
作者图 | 唱歌前的准备
这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周四抵达目的地,拿到今天想要听歌的人员名单,便开始依次造访。
这天是探视日,一些家人在关怀中心的走廊上穿梭,我们拎着椅子从他们中穿过时,不断接收到疑惑的眼神。
第一间房子静悄悄的,房间里关着灯、连窗帘都拉得紧紧的,这一般说明病人长期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曼蒂先进了房间,我听见她轻轻地问病人是否想听我们唱歌,但没有回应。门口的护士示意我们,“你们去唱吧,她几乎不会说话。”
我随着其他人一起进了病房。病人仰躺在床上,靠一台有着机械噪音的呼吸机续命。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混合着喉咙口随着吐息传出含糊又粗重的嗡嗡声,听起来憋闷又难受。
当我们聚集在她床边后,曼蒂又一次询问她是否想听我们唱歌,她依然没给出反应。我坐下后狐疑地望了一眼她盯着的方向,眼前是交叉的流管和临终者枯萎的面容。
“开始了。”曼蒂说。我立刻集中精力到歌曲上,房间里并不安静。呼吸机等机器此起彼伏地发出响声。我们似乎要盖过这些维持生命的机械,却又不敢太大声,怕吵到了床上这簇细微摇摆的灵魂。
每一首歌之间基本没有停歇,病人也没有对任何一首歌做出反应。我们结束了四首歌后,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收了椅子,准备离开。
正当此时,床上的人突然动了起来,她挣扎着抬起手,嘴里传出更大声的嘶响,手上还插着点滴的针头。我们吓了一跳,赶忙靠过去,离门最近的人还跑了出去叫护士。
当我们围聚到她身边时,那位病人颤抖着握住了曼蒂的手,用力地、嗡嗡地说:“谢……谢。”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一瞬。而后我们一同轻声地回应:“不用……不用谢的。”我们叽叽喳喳,似乎根本无法好好表达自己的情感。
我觉得她很勇敢。面对死亡需要勇气,这像和死神谈判,是关于尊严的事。合唱团的歌,就像谈判前一支抚慰人心的临终插曲。
六
随后我们又敲响了另一扇门。无论之前经历了什么,每个成员都要调整心情继续去为其他的临终者唱歌。
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女性,房间里两边的沙发和椅子上坐了有七八个人,最小的十岁左右,也有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看来他们正在探望亲人——病床上那位奄奄一息的老奶奶。
他们并不清楚我们要做什么,只像好客的人家一般让我们随意坐。我们和之前一样围坐在病床前,互相看了一眼示意开始,曼蒂张口唱了第一首歌。
我们围着病人,她的家人也围在我们身边,安静的气氛里只有我们高低的和声。我们唱着:“请记住我是夜里的暗色,是月亮的光芒,我永远望着你,望着你走在长长旅途上。”
一首歌还没结束,抽泣声已在四周响起。还不明白生死是何物的小女孩,正倒在她父亲的怀里抽咽。那位中年女性倚在床边,紧紧握着她年迈母亲的手,递到嘴边吻。不同年龄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孩子,互相拥抱,压抑着哭泣。
我也呼吸不稳,陷入了无边的温柔和痛苦里。我不得不像之前曼蒂教我的那样停下唱歌,调整自己呼吸。
合唱团其他人稳稳唱着高低声部,歌声在隐隐的哭泣声里浮动,像安慰,又像发泄。他们终于唱到最后一首:“我不是在走向黑夜,我是在走向星辰。”
走出病房后,我找了个角落擦眼泪。病人的家属追出来和我们拥抱。我才知道,此前从未有家人一起听唱给临终者的歌。
我突然想到,之前问教授合唱团存在的意义时她的回答:“我们让爱意具象化,让安慰可以被听到”。每一位濒临终点的病人,都值得被安慰。
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次永恒,而我逐渐明白,对生活的爱和渴望,不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在死神到来前,请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