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理论一般包括：公设、定义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推理论证体系。当科学理论因新的实验事实而陷入困境时，意味着此时用于解释实验的推理论证陷入了某种逻辑上的困难。通过修正理论，即修正概念（往往就是公设、定义）可使逻辑上的困难在新理论下不再出现。
当旧理论陷入困境，但新理论尚未建立之时，对困境的揭示是重要的。玻尔所强调的互补性概念，其实就是对困境的明白的揭示，是对旧理论体系下存在逻辑上困难的坦诚承认。但当新的替代性理论建立之后，困境即告解除，此时互补性概念就在新理论框架内失去了意义。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也暗含着类似科学理论式的结构，即也有一个包括：公设、定义和推理体系的模糊结构，这个结构我们不一定明确地意识到，但当别人追问时我们就会遵循这个结构进行某种辩护。日常语言中暗含的这种结构要接受对话的考验，它比科学理论更富有弹性，当我们在和别人讨论问题时，我们发现我们随时都可能在对话中修正自己的“公设、定义和推理体系”，以应对在对话中出现的困境。但与科学理论不同的是，在日常语言中谁也不会把这种模糊的理论体系太当真，我们很可能在今天的对话中就对昨天刚讨论过的一个概念做完全不同的定义，以应对今天的对话。
在相同理论框架下，关于意义的讨论是不言而喻的，当（A的）词能达（B的）意的时候，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只有当不同的理论体系相遇时，翻译和视域融合才显得重要。当我们把A体系中的一段论证映射到B体系中的一段论证时，意义就显现了。意义是以这种相似结构，可以用来映射的关系为基础的。有效的对话意味着存在某种翻译机制或映射机制，使对话双方词能达意。为了了达到这种词能达意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双方有可能调整各自的理论框架（公设、定义和推理体系），以达到视域的融合，使不理解变为可理解。
日常语言的特征是充满弹性的，潜在地允许调整无数概念和定义，而不致破坏日常语言本身。但科学理论则不具备这种特征，科学理论的推理体系相对是非常刚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比如：我们可对正义做多种定义，甚至包括那些看上去是矛盾的定义，而不致日常语言无法使用，但在物理学中我们对电子的定义则要刚性得多，是粒子、是波、还是象波一样的粒子，这意味着整个理论结构的改变。
当我们在追求理解、追求意义的时候，就是在追求“在不同视域下话语的通达”。从层次的角度说，有些是从上到下的，有些是从下到上的，这些都是理解，都是指向通达的途径和努力。就像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如果不用数学的方式对他们说话，他们就不予接受。另一些人则要求举例说明。还有些人要求援引诗人的话为证。（形而上学，995a）
如同在相同理论框架内，谈不上理解和意义，只有推理，自然通达。直至推理陷入困境时，我们需要追寻新的理论框架，此时理解和意义的问题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