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软着陆的时候，每个行业都像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常听见身边的广告狗们互相抱怨：躺着赚钱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被惯坏了的甲方大爷们不再豪气，那种动不动全媒体投放，预算无上限的风光也就遥想当年了吧！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甲方都成爸爸了，乙方都成狗了，想要那点有限的预算，行，订个KPI指标吧，投多少广告，能产生XX转化吗？能达到这KPI，广告预算全是你的，反过来叫你爷爷也行。
面对近乎疯狂的KPI指标，除了搏一把的冲动，冷静想想，要能做到，还当啥广告狗啊！直接做销售代理得了。但这话是打死不能对甲方爸爸说的。
也有直接从乙方跳到甲方的广告狗们，本想着翻身农奴把歌唱，也体验一把大爷的风光，谁曾想，甲方内部的KPI更加刺激肾上腺素，业绩不好的锅总得找个人来背，乙方不背谁背？
当然，被KPI快逼疯了的不仅仅是甲方乙方，也不仅仅是现代人，你以为KPI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产物，那你大错特错。明帝国的公务员们有段时间也被头痛的KPI指标折磨得飘飘欲仙，所以后来在清算KPI考核制定实施总设计师张居正同志的时候，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公元1573年冬，明帝国万历二年，蛰伏多年终于登上首辅宝座的张居正向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了自己这一届政府的施政方针：考成法。
本来依照明朝的制度，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大计”一次，但是明代的吏治不严，基本上都变成了走形式，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点破谁，大家当官都是求财，官员何苦为难官员。
到张居正当政时，他发现财政窟窿太大，官员也不办实事，再不改革明帝国很快就没治了。
考成法其实就是现代的KPI考核指标。每个官员要对今年应该办那些事做出远景规划，税收要完成多少？同比去年增加多少？环比增加多少？去年的犯罪率是多少？逃犯有多少已经缉拿归案？没有抓捕到的罪犯要在几个月内抓到？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年初做年度规划，年末就要年终总结了。要是没完成，对不起，没法再互相遮掩了，年度规划和硬指标要分别由六部和都察院记录，并且分成三本账本，除了这两个部门分别留底，还有一本直接送到内阁和皇帝手里。三本账在三个不同的部门手里，有效防止了串供的行为。
这个做法确实收到了成效，张居正在位期间，国家的税收得到了很大的增长，冗余的官员也被裁撤了不少。
但是，自古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地方富裕，有些地方贫困，但人口相差不多，计算考核硬指标，才不管你贫富，收不起税来的地方就会出现种种官府逼迫导致民怨沸腾的现象。再加上逃犯又不是木桩，会站在那等你抓，业绩汇报上说要一个月内抓到，抓不到怎么办？老百姓再次遭殃，屈打成招的现象频出。
所以，到公元1584年张居正被清算的时候，不难想象为何这么多人旗帜鲜明的跳出来落井下石。
公元1585年，实施了12个年头的考成法被正式废除，松了一口气的明朝公务员们似乎又开始过上幸福日子了，然而明帝国却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后市史学家评论说，张居正的改革至少延长了明王朝40年的寿命。
以史为鉴，考成法有其先进性和卓越的成效，但KPI指标的不合理处也显而易见，如今各行业造假成风，多少也有不科学的KPI考核一份原因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