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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小说可以缩短飞机行程，或者暂时让人忘了头疼和不快，就足够了。”
——劳伦斯·布洛克
至今还记得看到劳伦斯·布洛克《八百万种死法》深红色封面刻印字时的惊诧，“纽约，有八百万人口，有八百万个故事，有八百万种死法”，一句话将不可预知性的悲剧和死亡表述地绝望而简单。他在采访中说，当时每天都会在纽约买一份报纸，每天都看见不同的死亡事故，有些很是离奇古怪，于是激发了他写此本小说的冲动。
这仍是受众人喜爱的“马修”系列之一，结尾通常离不开“戒酒会”。
轮到我发言了。“我的名字叫马修。”我说，然后顿一下，从头开始。“我的名字叫马修。”我说，“我是酒鬼。”然后最他妈的要命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哭起来。
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叫马修的私人侦探，当警官时因误伤一个小女孩而被取消执照。他有他的弱点，嗜酒，甚至差点因此丧命，在清醒和迷糊间游荡的他，不得不寄托于戒酒例会，从他人的经验和自我解说中缓解。
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马修，敢说敢做，有时机敏过人，是个典型的细节控，有时脾性也有犹豫徘徊，至少从他对喝酒这件事的态度可以看出。真性情的马修，有那么多读者喜欢他，等待着他在下一本的离奇经历。
多年前，劳伦斯·布洛克来北京接受采访，并在北京大学演讲。演讲中，他说，4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人生接下来的40年都要帮一个他不认识的，甚至不存在的人物写传记，他有可能会非常惊讶。
“以前有一个美国的爵士乐手活到了100岁，他过100岁生日的时候说：‘如果我早知道我会活100岁，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好一点了。’”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怅惘，“是的，如果我知道我要写这么长时间的马修，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对他好一点。”
布洛克很认同弗兰妮·奥康纳说过的一句话：“任何从童年一路走来的人，都有足够的素材写作。”
为了什么写作呢？布洛克的回答是“如果我的小说可以缩短飞机行程，或者暂时让人忘了头疼和不快，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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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读到一句话，“写作是一种飞翔”。它的意思是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说得真好，这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无法体会的。
联想到自己，大学念编辑出版专业，进而去报社、杂志做记者写稿，再到如今的编书，业余的撰稿写文，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与形形色色所遇之人的故事相伴。
时间相对自由，却也不像外人以为的带个笔记本边度假玩耍边敲几行字就成，而是几乎不分白天晚上（更无关周末）地盯在电脑前看稿、收集资料、琢磨字词，分析结构，提出建议，看着空白文档一点点地填满。旁边是一摞一摞的参考书籍。一个闭关完，透口气，又是数多天的闭关。忍不了寂寞的人，注定是跟这行无缘，也永无法深入它的内髓。
时间看似绵长，又总在月末到来时恍惚。可一旦疲倦时，偶尔泛起一丝放弃念头，记忆里那无数次被某一行文字击中的感觉便齐哄哄地唤醒我。还有从这里、那里读到的故事，没有它们，也没有现在的我。
在纸媒工作，我也恰好有幸在做这件事，一次次坐在访谈对象的前面，好奇心与我为伴，静静地探头探脑了解对方和他的世界，听他谈所做工作的热情、困惑，以及偶发的体悟。把满满的录音和收获带回，打开电脑，自然地，就会想把这些珍贵的、不记录就永久遗失的“表达”，认真梳理好，连上线索和背景资料，给看杂志的读者，令他们受用，哪怕只提供了一点慰籍，疏解了一点孤独，得到了一点启发。
这么多年来，只和文字打交道，只喜欢这一行，并不偏离半步，也算是我最固执的坚持了。杂志关门前的最后一期，和Joanna去艺术家马良的工作室采访，他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仍时不时在我耳边持续回响，“职业文艺青年是搏命的”。
“我们这种文艺中年，是从文艺青年过来的。职业文艺青年是搏命的，真正搞摇滚的人，是不管穷到哪种程度都还要继续，这是褒义的文艺青年。还有一批人，只是喜欢文艺青年的感觉，其实自己完全不能身体力行，吃不了苦。”
花了心血的创作背后，是无数个在台灯下用功的夜晚，任何一行都一样。而热爱就是，忙碌且幸福着的感觉。
还在路上，一步步走得踏实，莫问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