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讲述了杨绛先生的一生，她人生各阶段的经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
本书作者桑妮，本名张广慧，是女性传记文学领域的知名作者。她热爱文字、摄影、电影。代表作有《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下面我们分别从杨绛先生的爱情、苦难、事业三个方面，来看一下杨绛先生是如何优雅生活的。
1、爱情是不需要回报的付出
在说杨绛与钱钟书相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杨绛的家世。
杨绛的家族可谓是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当时的书生，个个酷爱读书，又秉性耿直。
父亲杨荫杭也是刚正耿直的性情。后来做过律师，以刚正不阿扬名于世。父亲学识渊博，先后去过日本、美国留学，并翻译了诸多名著。父亲好读书，这种习惯一直影响了杨绛先生一生。
母亲唐须嫈有知识，长得美，品质内敛。结婚后只是安静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从不抛头露面。将贤良淑德的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
父母相濡以沫，无话不谈，从未吵过架。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典范。也许杨绛先生的爱情观、家庭观，从父母那里就已经定型了。
杨绛与钱钟书缘起于清华，二人相互仰慕已久，相遇便一见钟情。
他们当时在外都有一些传言，说杨绛与费孝通是恋人关系，说钱钟书与叶崇范早已定亲。他们对别人怎么说都毫不关心，但他们相遇时，便急忙向对方解释，各自澄清自己的清白。从此两人毫无顾虑，欣然在一起。
起初，二人不常见面，于是钱钟书写了许多情书，来表达对杨绛的思念之情。
1935年，钱钟书决定出国留学。杨绛听了非常支持，并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钱钟书从小生活富足，处处有人照顾，因此对于日常生活一窍不通。杨绛对其了如指掌，不放心钱钟书自己出国，即使自费也要陪同。
刚到牛津时，他们的一日四餐均由房东提供。后来因为物价原因，伙食渐渐变差。就另寻了一处住所，自己做饭。
杨绛要亲自为丈夫做饭，这对从未接触烹饪的她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这阻挡不了对钱钟书的爱，她一次一次地尝试，不停地吸取教训。在钱钟书不断地鼓励下，她的厨艺越来越棒。每次做出来的菜，钱钟书都吃得意犹未尽。
在这美好的岁月里，他们迎来了女儿钱瑗。钱钟书对其爱意满满，杨绛视其为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谈到还要不要第二个孩子的问题，钱钟书说，如果有了别的孩子，分担给钱瑗的爱就会少一些，会很对不起她。其实他是不想再让妻子经历产子之痛。
在钱钟书创作《围城》期间，杨绛为其做起了“灶下婢”，劈柴、生火、烧饭、洗衣都是她的工作，她是最急于想看到《围城》的人。
在创作《围城》时，钱钟书对杨绛的爱也融入了故事情节中，许多细节都是他俩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爱情，经得起风花雪月，也耐得住柴米油盐。
他们的爱从头至尾，都未曾动摇过。钱钟书晚年得病，杨绛坚持亲自照看，寸步不离。“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大概就是说的他们之间的爱吧。
2、苦难中坚守本心
1938年，正是日军侵略中国的第二年。远在法国巴黎的杨绛得知母亲在逃难时去世的消息，心中非常悲痛。与钱钟书几番思量后，决定带着刚满一岁的钱媛回国。
回国后便面临着与丈夫分离的局面。钱钟书应冯友兰的邀约，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做教授。杨绛则带着女儿去上海，她非常担心失去母亲的父亲。
当时，因为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上海有公共租界，所以上海未被日军完全占领，成了一座“孤岛”。许多人纷纷逃难来到这里，导致房源紧缺，只能忍着拥挤生活。
作为钱家的媳妇，又担心父亲的精神状态。杨绛不得不带着女儿两头辗转，时常在钱家住几天，再回父亲家住几天。如此，父亲的状态逐渐好转，不久还当起了老师。
在担任振华女校的校长期间，除了管理学校的经营，她还有一份家教的工作，来缓冲日常开销。不管多么劳累与辛苦，只要看到女儿的笑脸，以及钱钟书的来信，都感觉身心都已轻松大半。
文化运动开始后，杨绛与钱钟书都被卷入了思想改造的浪潮中。
起初，杨绛被控诉在讲课时不讲其他，专讲谈恋爱。对于他人的评判，杨绛并未太过关注，她以豁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活。
1958年，47岁的杨绛为了避免负面影响，防止被人借题发挥，主动提出下乡改造。在改造期间，她遇到的困难接踵而至。
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被要求农业劳动；住的地方都是土屋茅舍，睡的都是冷炕竹榻；喝的都是稀粥，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量少还难以消化；厕所是在缸上搭个板子，方便非常不方便；水资源紧缺，卫生条件极差。
在此期间，唯一能够抚平她内心苦难的就是钱钟书的来信。这些信件她随身携带，但是多了就容易暴露，最后只能忍痛将它们烧掉。
1966年，两人均遭到监管，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两人还都被剃了头，剃了头表示被打上了标签，人人都不待见。
他们还被安排了体力工作，杨绛打扫厕所，钱钟书打扫大院。一天下来，除了劳动，就是写检查，中间还会被各种挑刺儿。
1969年，因年纪比较大，他俩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地方住。然而，接二连三的不幸发生了，先是女婿王德一被扣上了“过左派”组织者的帽子，含冤自杀。接着，妹妹杨必因病去世，父母和三姑母的墓也被破坏掉，多名好友相继蒙冤去世。
诸多痛苦只能往肚子里咽，然后继续面对现实。她以创作记录一切，但她的文章却掩盖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可见她乐观的态度。
1972年，受到周总理的特殊关照，也因身体和年龄的因素，获得了回京的批准。然而几年的动荡，令钱钟书的哮喘病更加严重，先后多次住进医院。
1994年，钱钟书被检查出了膀胱癌，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令人绝望的是，没过多久，女儿钱媛因肺癌也住进了医院，不久便去世了。两位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就在女儿去世的第二年，钱钟书也撒手人寰，遗言是“好好活”。
逝去的都已逝去，活着的总得好好活着。她没有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而是作为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家中的最后一员，去记录三人的一切。
3、事业是一生的坚持
杨绛与钱钟书一样爱读书，且阅读量不输于丈夫。在伦敦留学期间，他们钟情的地方就是博德利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全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藏书远远超过清华大学的图书馆。
除了上课时间，他们大多都泡在图书馆，读各个领域的书。这段时间，不仅充实了知识涵养，也提高了外语水平。
抗日战争期间，杨绛夫妇带着女儿钱媛返回国内，要为国家付出自己的力量。
彼时，钱钟书应邀去西南联合大学做教授。杨绛则出任了振华女校的校长职位。干一行爱一行，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校的经营上。少了些时间陪伴女儿，她对此非常愧疚。
1942年，话剧盛行。在陈麟瑞的建议下，杨绛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称心如意》。经过反复修正，这部戏剧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戏剧上演后，好评如潮。于是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等。
顿时，杨绛的名声大振。在钱钟书的《围城》问世之前，一提起钱钟书的名字，许多人都会说“哦，是杨绛的丈夫啊”。
70岁时，杨绛创作了18万字的《洗澡》，这是她唯一的长篇小说。著名学者施蛰存评价这部小说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部著作在西方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之前杨绛翻译过《吉尔·布拉斯》，编委会的领导林默涵认为杨绛可堪重任。便决定由她来翻译《堂吉诃德》。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文，就是为了翻译这部作品。
1961年，杨绛开始了正式翻译。因为经历文化运动，在翻译了四分之三的内容时，稿子被没收了。后来失而复得，但是自己又对之前的翻译不满意，于是推翻重新翻译。直到1976年才完成全部的翻译。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随着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国获得了西班牙的友谊，杨绛也因此被西班牙国王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同时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学会的理事。
除了翻译《堂吉诃德》，杨绛还通过论文的形式，阐述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981年，她整理了自己的小说作品《倒影集》，收录了《璐璐，不用愁！》《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
2002年，在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4年后，她将他们三人的往事整理成了《我们仨》，这也是女儿钱媛生前的遗愿。这本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一年便销售了50多万册。
杨绛先生对文字的热爱从未间断，100岁时仍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即使患有心衰也从未间断，直至生命的尽头。
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学习了杨绛先生的爱情观，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好在杨绛与钱钟书都是互相付出，相互扶持。在这一生的陪伴中没有留下任何瑕疵。
其次，我们了解了杨绛先生一生面临的苦难。磨难重重，但是她坚守本心，从未被苦难打倒，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笑对人生。
最后，杨绛先生的创作产出令人惊叹。她将阅读与创作当做一生的事业，她对文字的热爱不分语言与国界，即便是年龄也阻挡不了她对文化求索的脚步。
钱钟书夸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只有钱钟书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也只有杨绛能够担得起这样的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