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我一直忘不掉优的那个笑容。
尽管我忘了那天是早晨还是下午，尽管我忘了下面盯着我的是三十人还是四十人。
那是06年的夏天，七天六夜的火车让母亲的脚肿的穿不上袜子，父亲身上的衣服混和着汗液发酵出了味道，列车上每一个人都缺乏着睡眠，我和两个姐姐却玩的乐此不疲，小孩子是不会累的，困了睡一觉就好。我们全家一路上越过高山、大河、城市、荒漠…… 从中国最东端的沿海地区到了最西端的内陆。
刚到这里的头半年，我们一家五口先后寄住在我的一位伯父和一位堂哥家的仓房里。那时候一家人除了带过去的一些锅碗瓢盆被褥等日常用品之外，只有两千块钱的存款。而那仅有的存款，还被那位年长我二十余岁的堂哥借了去应急。
我与优初次见面是从伯父家的仓房刚搬到堂哥家仓房的那个礼拜。
正午的热浪让人们在屋内酣睡，我独自一个人站在堂哥家门前的杨树林下抬头观看一只从未见过的鸟不停的啄着树干。一颗石子倏地一声击在树干上，不仅吓飞了鸟，还吓到了我。远处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不好意思的冲着我笑，为首的那个手里握着一把用树杈自制的弹弓，显然他就是罪魁祸首。
他说他叫优，另一个是他弟弟远，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射击队伍。
十多年后我再回首，原来那一天我结识了这一生中拥有完整记忆的第一个朋友。在那之前的上一个朋友，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样。
优的家只和我们相隔了两户人，堂哥家种韭菜，优家养羊。
自那天以后的午后时光，我都是和他们两兄弟一起度过的。我跟远同岁，优比我们大一岁，他是我们的头领，每一天我们集合的时间，活动的地点和项目，都是由优来决定。当然优也会征求我们两个的意见，但我们两个总是没有比优更好的主意。优带领着我们用弹弓打鸟，带领我们在水渠里戏水和寻宝，带领我们寻找看守所的士兵拉练后遗留的子弹壳和空包弹，带领我们绕过守园人和狼狗去偷葡萄……当然，我们也会时不时闯下祸，比如偷的葡萄太多吃不了拿不动全都扔在了地里、不小心打死了邻居家养的鸽子等等。但每一次事发，优总是独自一个人承担责任。他会很有礼貌的跟别人道歉，请求原谅。大人们也总是会原谅他，他们说：优是个好孩子。
突然有一天，优跟我说明天下午不用等他们了，他们不能再带我玩。我问为什么，优说他们开学了。
我的两个姐姐和我的两个侄子（我堂哥的两个儿子，只比我小两三岁）和优一样也去上了学，独留我一个小孩在家里。母亲跟我说父亲在想办法让我去市里的小学上学，说那里的老师教的更好。
他们的学校好像很远，每天早晨我的嫂子都会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她的两个儿子和我的两个姐姐去学校，晚上再把他们接回来。优和远也是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出去，晚上再骑车回来，我每个傍晚都会蹲在堂哥家的门前等他们放学。母亲一直以为我是在等我的姐姐和侄子，其实我只是在等优和远。
我的眼神很好，总是在优拐下柏油路时就看见他，优也总是在拐下柏油路开始就从自行车上站起来一路笑着冲到我面前。我很羡慕优和远，羡慕他们能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我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去上学。学校一定很远，走路到不了的地方我不敢去想象。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那个葡萄园，它在柏油路对面那个看守所的后面，要想过去还得经过一条石板桥，桥下是一条排碱渠，除了跟随优一起，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到达过。
后来母亲跟父亲说我每天都蹲在门口等别人放学回来，一个人太过孤单，父亲就抽出空来借了一辆自行车决定带我先去市里的学校看看。父亲骑了很久的车子，我坐在后座上屁股被墩的生疼。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学校，整个校园都被铁栅栏做成的墙围着，我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多栋高大的教学楼，透过那些明亮宽敞的玻璃窗，你就能知道那是一间间的教室。学校里还有一块种满了草的空地，绿油油的就像堂哥家的韭菜地，可是比堂哥还有所有邻居的韭菜地加起来都要大。我问父亲为什么那么大的地不种菜要种草啊，父亲说那是足球场，地上种的是假草。我有些想不通，城市里真是奇怪，学校里有叫足球场的空地，上面不种菜，种草，还是假草。足球场上有一些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他们穿着好看的校服和球鞋，在假草地上追逐着一个皮球。他们很开心，我和父亲也跟着开心。父亲载着我绕着学校骑一圈，除了大门，整个学校都被高高的铁栅栏围着，就好像优家的羊圈。
就这样又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一天晚上父亲从工地回来给我带了一个鸡腿，母亲和姐姐都只咬了一小口，其余的全都是我的。吃完鸡腿后父亲跟我说我可能去不了上次他带我去看的那个学校读书了，问我愿不愿意跟姐姐去上同一个学校。我舔着手上的骨头，问为什么。父亲说我没有户口，他没有出息。我不知道什么是户口，也不知道什么是出息。
最终在其他小孩已经开学半个多月后，我还是上了学。
我不记得去学校报道的那天是早晨还是下午，父亲把我交给我的班主任老师就赶去上工了，老师把我领到办公室后就坐在她的位置上一直低着头批改作业，我站在她的桌前攥着手指不敢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仿佛过了有一个世纪，终于到了上课的时间，老师让我跟着她去了教室。
我不记得班里的同学有三十人还是四十人，他们的目光严肃又好奇，像是在看一只猴子。我有些喘不过气，站在讲台上只敢低头看自己的脚，直到老师让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才偷偷的瞥了一眼讲台下面。
十多年后我仍然会时常想起那个笑容，在一群模糊的面容里，那咧开的嘴和眼角堆积的皱纹是如此的耀眼，像是雾天里第一缕阳光。我有些诧异，紧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喜悦。我甚至不顾那几十双怪异的目光，也跟着咧开了嘴。我不再感到无助，因为那个笑容，是优的笑容。
我从没想到我插的那个班，竟是优所在的班，而且他还是班长。
优走上来从讲台的抽屉里给我拿了一套新书，按照老师的意思把我安排到了一处空位置，我们只简单的说了几句话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那一整节课的时间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起初的陌生和恐惧感也不知在何时褪去，一切都是因为有优在呢。
我打小就内向，不爱说话，再加上刚开始上学的这几年又换了好多地方好多环境，导致我更加的不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进到这所学校也是一样，尽管已经入学很久，除了优之外我没有其他能说得上话的人。两个姐姐不知道在隔着几堵墙的另外的教室里，我从没、也不敢在课间的时候从幽暗且长的走廊里穿过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去找寻她们。
我和优的感情越来越好，上学时我的整个世界都在那个摆满了几十张桌椅的水泥盒子里面，而优就是那个世界里我的全部。
优每一天的作业基本都会在学校里完成，偶尔作业比较多的情况下才会留一些没做完的回家做。而我的作业则要带回家写很久，我是很羡慕优的，以为他平时回家不写作业可以看电视、可以自由的玩耍。直到有一次我早早写完作业去找优玩的时候才知道，优还有很多的活要干。他到家后要先喂好家里的鸡鸭，清理好羊圈里堆积了一天的羊粪，然后就留他弟弟远在家里看家，自己则趁着天黑之前赶着羊去戈壁滩上吃草。近处的草早就被啃的差不多了，羊群要尽量往远了赶才能都吃饱，新疆天黑的晚，但每回优都是摸黑赶着羊回来。最后在院子里等羊饮完了水赶羊进圈，优还要在大人回来之前准备好晚饭。
与老师和其他家长的看法不同，在优父母的眼中，优的好成绩、听话、能干等等仿佛一文不值。回到家优总是有仿佛永远也干不尽的活，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是否还有未完成的作业、是否能一个人完成这些繁重的家务和农活，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还是一个孩子。
优有时会忘了一件家务没做或者是放羊回来的太晚，得到的总是父母的责骂，有时甚至还要挨打。与优不同，他弟弟远很少干活，也很少遭到父母的打骂，优总是把他弟弟保护的很好。优从来不提他们的家事，也很少在他干活的时候叫上我。有一次当他赶着羊出门的时候我跑过去提出要和他一起却被他回绝了。可能他一眼就看穿了我只是因为好奇想跟着去玩耍，而放羊对他来说却是工作。
优每天干那么多粗活还不受父母待见的事整个学校只有我和远知道，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如此优秀的优在家里一定是父母掌心的宝，优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每一个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他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甚至每年秋季勤工俭学下连队拾棉花他都是最能干的那一个。在同龄的孩子里，他确实是一个好领袖，更是一个好朋友。在所有人的眼中，他一直是一个正派、靠谱的人，现在是、未来也一定是。所以当三年后优的事闹得整个学校沸沸扬扬时只有我和远保持着意料之中的淡定。
人们是不是总是以自我那浅薄的认知去评判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毕竟每个人的评价标准都由自我的主观意识出发，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所了解到的那一片面就是全部。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我太粗鄙，这么些年还是经常会用自己那浅薄的认知去随意评判。
世间万物都有两面性，作为优最亲密的朋友，与其他人不同，我见过优的另一面。
如果能知道以后的事，我宁可当初不要那支英雄钢笔。
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找的优，有天上午我弄坏了我的钢笔，那已经是一周内弄坏的第二支了，我很难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于是想问优借一支多余的钢笔。优也没有多余的钢笔，不过他让我不要着急，等中午放学后他给我找一支。我满怀期待的等到中午放学，同学们陆陆续续的回家吃饭，人走的差不多时优叫上我一块儿走出教室，还嘱咐剩下的同学一定要把门锁好。优带我进了厕所，等整栋教学楼变得安静时他领着我又回到了教室门口，掏出了班里的钥匙打开了门，在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优指着那些空无一人的座位对我说：“你去翻他们的文具盒，有多余的你就拿。”
我瞬间反应了过来，这是要偷啊！
整栋教学楼出奇的安静，安静到那一刻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我犹疑不定，生怕在翻开别人的铅笔盒时会有人进来。似乎不满我的墨迹和畏缩，优越过我直接走到一张课桌前从一个文具盒拿出一支英雄牌的钢笔递给我，那是很通用的牌子，班里很多同学都在用，拿了也没人会认出来。
一直到走出学校我都没有说话，优怕我有负担，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那家伙家里有钱，丢一只钢笔也没啥。”
“赃物”是在下午第一节课还没开始之前就被搜了出来，那个丢了笔的同学挨个儿的翻看其他人的铅笔盒，翻到我的时候他拿出那支英雄钢笔趾高气扬的问平时用的都是两块钱一支廉价钢笔的我为何会有一支英雄，并一口咬定哪支钢笔就是他丢的那支。
一些同学围过来看着我，我吓坏了，也不知道该如何辩解，我偷偷的看向优的座位，迫切的希望他能来为我解围，可是他一直低头写着作业，似乎没注意到我这里的情况。那位同学步步紧逼，我憋红了脸，硬着头皮说那是优借给我的。那同学一脸的不相信，大声的叫优的名字，优停下手里的作业转过身来，那同学举起手中的钢笔问他：“这是你借给他的吗？”
那一刻的时间仿佛静止了，我忽略了自身的窘迫，忽略了周围的同学，忽略了那支钢笔。
那一刻我的眼里只有优，他是我仅有的那根稻草，他是我的法官。
我们都在等待他对我的宣判。
“对，是我借给他的。他的钢笔坏了，我先借给他用用。”
优说完就转回身去继续写他的作业，那个同学不情愿的把钢笔还给了我，继续往下翻其他人的铅笔盒，围着的那些同学也都散开，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只有我紧握着那支英雄钢笔，看着优的背影委屈的快要哭出来。
从那之后我和优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微妙，优之后的每一次“劫富济贫”都要叫上我守在教室门口给他放风，表面上我们因为知道并保守了对方的秘密而变得更加亲密，但事实上我却在一点点的和他疏离。我对他偷窃的行为深感不齿，尽管偷来的东西总有我的一份，但我还是以仅仅放风从未“伸手”来欺骗自己并未与他同流合污。
优并未察觉到我迫切的想要摆脱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而我却不是所有事都要对他讲了。
很快我得知家里就要搬家的消息，这让我欣喜若狂，我终于离摆脱优更近了一步。
这个消息我没有告诉优，他是在卡车停在门口时的那个晚上才知道我们要搬家的。那天晚上优赶着羊回来从我堂哥家门口路过，我坐在卡车的车沿上等着我父母和姐姐把屋里的东西行李收拾好。优停在卡车前疑惑的问我这是要干啥，我说要搬家。优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没动，天太黑，我没能看清他的脸。二姐递上来一个脸盆和一摞塑料凳，母亲搬出来一张吃饭的折叠桌，我依次接过来在车上摆好，再回头时优已经不见了。
没一会儿优就又过来了，他进到屋里帮我们搬东西。我父母不停的夸他，我站在外面的卡车上却担心他会不会顺走什么东西。
远是急匆匆的跑来的，那时我们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优跟我在车上固定那些行李和家具，我们不时的聊一些新家的情况。
远跑过来时只是冲着优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了句：“哥，羊死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优已经从卡车上翻下去，远跟在他后面，两兄弟飞奔着跑回家去。我从卡车上跳下来，也跟着跑了过去。
那只羊头朝下栽进水槽里已经没了动静，周围的羊密密麻麻挤在它周围，不时的用嘴把它的脑袋拱开去喝下面的水。
优从羊群中挤进去，叫骂着把它们赶开，环抱着把那只羊拖了出来。优把羊拖到院子里的空地上开始按压它的胸腔，我和远赶紧凑过去一起帮忙。过了很久，优似乎是累了，他跪在地上喘着粗气，羊安静的躺在那里。
那时候刚刚进入冬天，在母亲唤我走之前我只记得院子里用红砖铺的地很冰，身后不时传来羊群的咩咩声，院墙上的白炽灯照过来映黄了优的脸，汗水化成的蒸汽从他的棉衣领子和头发上升腾起来，我唯一一次看到他落了泪。
第二天上学优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伤，我知道那肯定是他父母打的，但是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和老师一样跑过去关心询问，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和优之间开始越来越疏远。
搬去新家后我很快和附近另外几名同学打成了一片，再也没有和优一起单独相处过，班里偶尔还是会有同学丢了东西，但那已与沉默的我没有任何关系。
优是在两年多以后的一天突然消失不见的。
那时我们已经六年级，刚过完最后一个儿童节没多久，优消失的时候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复习准备升学考试。起初我以为他只是生病了请假，但是在优一连消失了几天后整个学校还是炸了锅。优的父母带着警察来到学校，老师专门开班会询问有没有同学知道优的下落。
远是在优消失一个礼拜后来找的我，那天课间操做完后他在厕所门前等到我跟我说他哥想在走之前再见我一面，我怕麻烦，以马上就要考试了学业忙为由拒绝了。
那段时间同学们私底下关于优的谣言四起，有的说优捅了人躲了起来、有的说优为情所困跳了水库、还有的说优被人贩子抓了去……
传的最可信的是优想不开躲起来喝了农药，因为优消失的前一天让一个家里种地的同学给他带了瓶敌敌畏。
人类社会最悲哀的无异于群体记忆的短暂，没过多久就没人去议论优了，相比而言自己的升学考试才最重要，我自此没了优的消息。
升入初中后有时会在出操的时候看到远，但是一个学期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对我来说优仅存的痕迹也从那时候彻底的消失了。进入青春期的我更加的孤僻不爱讲话，时常会去猜优到底是死是活。尽管我已经学会去克制自己不去想这件事，但是在一些梦遗后醒来又昏睡过去的的清早，我总是梦到优失足倒在了水槽里，成群的羊拥挤的从他身上踩过，有些还嫌弃的把他拱到一旁，他的挣扎和哀嚎也不过就是在水面上冒了几个泡。
几年后我又遇到了优，那时候我已经发育成了一个青年。我是在中学后面的那条翻新的柏油路上遇到优的，那条路直通我堂哥和优的家。是优先认出了我，他骑着时下最流行的单车停到我的前面，他穿着双人字拖，黝黑的胳膊上纹了些纹身，一头染黄的长发下依然是那张熟悉的脸。他叫了声我的名字，咧着嘴，露出那幅令我难忘的笑容。我们停在路边聊了一会儿，具体内容已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当我从认出他的惊讶中恢复过来后两个人都很客气，分别前我们两个人匆匆的留下了一句“改天再聊”，以为“改天”很快就会再来到。一直到最后我也没能问出他当年是因为什么突然消失这个困扰了我多年的问题。有的羊会因为难以忍受虐待和毒打而跳出羊圈，可是当它跳出羊圈后才发现羊圈外是主人围起来的更大的农场。
那次过后我去了外地求学和工作，再也没见过优。
半年多以前我回到老家参加婚礼，接亲的当天车队路过儿时的学校时我发现学校已被拆除盖成了高耸入云的商务酒店，朋友说现在的城市规划很好，所有的老房子全都拆掉盖了楼。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我打了辆车沿着我与优最后相遇的那条柏油路一直走，朋友没有骗我，沿途的老旧平房全都变成了商品大楼，我找不到了优和堂哥家原来的确切位置。我与优最后的一丝联系也断了。
老天曾多给了我和优两次机会，然而却终究没能抓住它去好好的说一声再见。
有时我会幻想回到了绵羊溺水的那个夜晚，院子里的砖冰凉，白炽灯闪着昏黄的光，水蒸气从优的棉衣领子和头发上升腾起来，母亲唤我的时候我说了声再见，失去了羊和朋友的优眼里含着泪，我们的友谊永远的停在了那个冬天。
成年以后我常常会想，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慢慢变得冷酷起来。我们拼了命的向前争抢水源，丝毫不关心旁边溺水的同伴，你追我赶的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区，坚定的认为自己不会有溺水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