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随着新闻自由化程度的增高，新闻领域也越发呈现类似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不怕没有夸,就怕每人骂”。有时，越是残忍、或越能激发强烈负面情绪的新闻反而更容易被发布、消费和传布，与之平行的则是新闻的掏粪化、粪青化，乃至于为了恶心而恶心、为了咒骂而咒骂，摆摊赚吆喝。越是对“社会问题”咒骂地激烈，越是对“现实”激烈攻击，情感或观点上越是单向极端化，越易提升自己知名度、广为传播甚至受欢迎。（但冷静思考：这种观点易流于过粗的线条或过于理想化，甚至既抬不起，又放不下：即一方面常是从过分简单、片面的欠逻辑甚至无逻辑的成见起步，另一方面又缺乏周全的和可实际操作的落地性）

那些能引发人们大规模仇恨的新闻（且不论其真实性或夸大程度）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人群间传播，一条短信的流传，一则刺激眼球的微博消息，就可以在一周内引发大规模的游行甚至动乱和死亡（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失业的沦为小贩的大学生引火焚身，不治而亡，这一事件在自媒体时代快速传播，其蝴蝶效应最终引发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与政治海啸。在突尼斯国内，这个事件的强刺激性博得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潜藏的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自焚后的第29天，在国内骚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独裁统治了23年的国家，最终突尼斯弃国出逃，突尼斯恢复了民主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等使得突尼斯的动乱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

传播学的角度谈 新闻对环境的拟态扭曲作用

传播学大家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其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我认为，新闻向我们提供的生活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对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新闻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塑后向人们提示的伪真实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李普曼认为，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直接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和认知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提出的另一重要概念是“刻板成见”。“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刻板成见为人们理解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无形的社会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同样的信息，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会受严重歪曲

即使内容却有其事，在选择报告的视角和撰写新闻所用的参照比较标准[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主观凸出或淡化的内容，以及编造尽可能雷人乃至与内容无关的标题上，无休止地提供刺激神经、令人过目难忘的恶人恶事作为你的精神粮食，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新闻经济”“眼球经济”许多媒体的行业惯性，成为一种带偏向性视角的信息生产、制造、消费、传播系统，无数媒体人依赖或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保卫自己的饭碗。

此外，这种将读者的心作为精神垃圾桶——不断扔下恶人丑事还出于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心态：捍卫自己的以往价值观和自我正确性的潜意识需要，这也使许多新闻记者不愿公开改变自己的观点，相反会无休止地选择符合原先潜在预设的素材来源源不断撰写类似口味、菜品的新闻，这些都反过来使我们观念设定中的“新闻性的社会环境”更容易被标签化、刻板化。

新闻放大了处于社会最顶层或边缘区域这两端的人的实际影响力 ——为什么多看新闻易导致幸福指数暴降

如果你观察一下，且不论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与新闻中的极端事件之间到底有多远，即使某人能想起一堆在生活中所闻所见的善人善行或相关报道（通常我们获取新闻时不会注意他们或将之仅仅视为老套乏味的宣传品），但在一桩令人震惊的恶行事件面前就容易被轻松地“忽略不计”了（且不论这种报道中有多少是记者为吸引眼球或迎合重口味而添枝加叶甚至杜撰的内容）。只要你随便哪一天打开一个新闻网站将内容仔细浏览一遍,即便你之前心态阳光，也可能就会让你第一天憎恨社会、第二天憎恨世界、第三天想和整个世界同归于尽。那种依靠社会金字塔下层多数人心中或多或少存在，但被媒体无休止刺激、扩大、强化的负能量来盈利的所谓“热点新闻”，很可能使你的灵魂所需要的内心希望和温暖越来越少。相反，内心愤懑、憎恨的阴影面积却越来越大，使你花过多的时间用别人的痛苦来徒劳折磨自己。 然而，被社会或家庭的言论氛围培养出的消费新闻的惯性，使受众和媒体人都不自觉地更关注社会阴暗面的信息——媒体也越发倾向于将头条或首页经常提供给最刺激眼球、令人愤懑甚至变态恶人恶事中。

常看现在流行的网络新闻，容易使人的思想不由自主地被社会顶部和底层思想和行为最极端的人（这两种人其实只占总人口中很小比例）所影响甚至控制。由于现代社会新闻舆论借助庞大的流水线般庞大高效的新闻生产机构，外加新兴的自媒体（如公众号）等后起之秀，更使新闻建构的“社会环境”形成的空气般的包围力，使社会上最极端、最反常但也因之在新闻中最能扩大传播率和震撼力的、令人发指的恶人恶事与其实际人口所占比率其实远不成比例。但导致很多人的思想被这些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以及相关新闻的炮制、传播者）在潜移默化中被左右，沉溺于怨天尤人、对世界的仇视憎恨等情绪中。 

另一方面，在通向社会金字塔上层的道路中，当代社会之所以给很多人留下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程式化印象，除了新闻信息的传播特点（如聚焦于最有钱或有权的那些少数极善向上攀爬者之类因素外），权威金字塔型的社会团体的结构性弱点也导致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晋升模式。例如即使在双方工作能力都类似的情况下，那些更渴望逃避内心自卑、更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人总体上会更善于向上攀岩钻赢，其结果是在大量社会单位中，越是令人关注乃至羡慕的高管或各类权力掌握者中，通过各种不见光手段爬到此高位的人所占比例通常越多（超出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问题是这些地位又使他们更易成为媒体和大众瞩目的焦点。在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下，人也愈发将收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焦距调整到这些离金字塔塔顶更近的人身上，由此更易放大、强化这类人的行为和观念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形成一种被其无形左右的、将一部分人作为全社会和自己内外生活环境“客观”参照系的“主观性现实”。需格外指出的是，在此，我无意以偏概全地贬低社会上层人士。虽然媒体上隔三差五就有关于社会精英的负面报道，但从笔者掌握的统计资料上看，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收入、高影响力者将自己的追求和兴趣或多或少转向了精神文化层面和慈善公益事业，虽然其中不乏有宣传考虑，但其中确实有很多人在获得了足够的钱财后，由于心灵的空虚感，或多或少发自内心地转向更高尚的目标，如我在其他文章分析的，人类的欲望是一个极为复杂、不断发展的有机系统。

有句话叫没有比较，也就没有伤害，这句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无数本来比下有余，衣食无忧的人，在与背景成因和事实真相复杂的“新闻名人”的攀比中顿感忿忿不平，似乎一下子自己本来尚可甚至惬意的生活环境就变戏法般地成了地狱，开始常常忿忿不平地请来那些身价千万的人做自己心灵的统治者，或者即使活在无数古代人眼中近似天堂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却依旧不得不为内心自卑或嫉妒情结无休止打工。只要还能听到比自己富得得多的人的消息[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人就有了无休止地向着外边的世界去逃避内在的、令自己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的顽固动力。由此也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和人生价值追求老老实实交给那些依靠刺激人的自卑和嫉妒心、善于在心理上蹂躏他人而大发横财的新闻或影视寡头们制作的思维和生活模式，想他们希望你想的，看他们希望你看到，逐渐失去了自我接纳、知足常乐（这与对人生充满积极态度并不矛盾）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生送给那些通过在精神上伤害你（和社会）来赚钱，却既不了解、更不关爱你的媒体和舆论导向。使人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和其他人的内心世界一样，既无法完全克隆新闻中的人物，也没必要复制他们。那些人之所以能上新闻，恰恰由于他们反常，异于多数人故此才能更吸引眼球——不管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上层精英还是使人极度愤怒乃至对社会绝望的底层罪犯。新闻其诱人、传播的程度常常不在于其普遍代表性，反向，却在于其反常性、甚至有意无意的夸张渲染——以此在信息竞争中博得一种更大的戏剧化效果。

类似的，只要还能听到一个社会的负面新闻，不管相关遭遇者是否远在天涯海角，但又给了我们抱怨社会没好人、生活在“最不幸”时代的机会。只要随便打开一个新闻大站，您就可以方便地增加而非减少自己（甚或）家人的痛苦感的机会。一百件普通人的善人善事，或者是十万个普通人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故事，都未必能抵得上一个变态杀手故事的新闻价值、也远远不能在传播速度甚或深度上望其项背。当然，在选择世界观、人生观的过程中你需要参考信息，但这绝不是把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由思想和人生价值规划和盘托付给负能量媒体或类似观点传播者的理由，尽管你也有选择活在痛苦或虚荣攀比心中的自由。

另外，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越是令人发指绝望的负面新闻，越是耸动人心，流言广被，这也是为什么被恐怖袭击中被杀死的人，尽管其数量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之低和绝对数量至少都远远无法和交通事故相比，但产生的影响却借着国际新闻遍及全球。如果经常耳濡目染这类新闻，“守株待兔”也难得遇到的此类事件反而可能成为当代全球普通人生活的“样板性”事件，反之，恶人们也正是看重了信息化、媒体化时代这种实际伤害与其影响传播不成比例的“一本万利”效果，时不时利用恶性事件与新闻机构“共谋”一曲网络“交谊舞”。

许多新闻不是逻辑有误的，而是反逻辑的 ！

总所周知，严密正确的形式逻辑推理通常是从一般性的大前提推论出特殊的、个别的结论，如典型的三段论式逻辑，大前提是囊括范围大的“凡人皆会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由此推出个别性的结论“苏格拉底会死” ，这种推理被称为必然性推理，或保真性推理。但若我们仔细反思人们对于社会、其他人甚至自我的认识、信条，却不仅常常远离这种经典逻辑，甚至常是反逻辑的。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社会的印象，不仅不是建立在大多数芸芸众生的日常多数时间段生活的概率统计或归纳上（更遑论三段论式严密的演绎推理），相反，却是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所提供的极个别或特殊人物遇到的特殊事件为前提“推理”出来，以个别甚至反常的案例反逻辑地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如整个社会如何如何，现在的人的道德是多么令人绝望之类芸芸，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相反的观点就定是正确的，而是说我们有时对总体性或抽象性概念的判断，如社会、人性之类常常不仅不是有逻辑漏洞的，而是反形式逻辑的——即从特例推出总体，从反常推出普遍，何况这些新闻提供的反常、特例之类本身的真实性也常存在相当问题。

残酷的信息为何广受欢迎

很多人或多或少具有心理自虐兼虐他的施虐兼受虐倾向，这些因素之间既相互刺激，又以各色被置换的方式来表达。

儿童自我意识清晰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对父母权威感和力量的认识，与之相随的情感体验则可能是对自己或多或少的渺小、孤独、愤怒、失望和无用感。

随着幼儿的社会化自我意识逐渐强化，他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望难免受到父母向左欲望的限制，某些幼儿就成了一种 “内在的外物”（作为“他人的自己”，一种内在精神空洞的心理上的“自-他”孪生性自我）：一方面，它体验到自己的自由，感觉自己确实与世界不相同地“在自己之中”。另一方面，他的自由又矛盾地体现在被父母作为物化的、与主宰性的主体相对立的对象而受控制的状态中。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一方面感受到父母不同于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父母是有意志的主体，但在另一方面，儿童自己逐渐产生的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伴随着受到控制产生的强烈憎恨感）又渴望无视父母的主体性，否定父母的意志，渴望把父母下降为受自己控制的物，成为受自己欲望支配的对象，这使其自我意识的发展处于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期间若处理不当自己或父母的关系便可能形成长期性的心理问题。

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自—他（人）”的孪生性自我意识伴随着对自己的隐藏否定、不接受与敌视，由这种对自我的潜在敌视所积攒的、指向自我的攻击欲既难以释放，又不得不释放，它便可能会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以各种社会提供的、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潜藏的虐待倾向指向“他人”（由于人的精神自我是“自-他（人）”孪生体，他便以这种歪曲的方式来释放对“自己/他人”的憎恨、攻击欲）——其在当代社会的表现之一即观看性虐待之类既使当事人——也能使自己虐心的新闻或影像——一种建立在残忍和暴力之上的饮鸩止渴式宣泄，，这类人需要有意无意地与文化中令人痛苦的内容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制度性或反社会制度的暴力事件寻找释放本来指向内在自我的、挥之难去的怒气的转换发泄口：比如在史载中，经常可见古代社会大众如看大戏般地来围观死刑[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甚至是围观分尸、凌迟等酷刑执行的过程。如今，人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现场观摩的“宝贵机会”，好在可以通过各类新旧（自）媒体，得到这类或虐待肉体、或折磨“他人”心灵的“精神营养”——这也导致了那些真真假假地传播性犯罪、严重暴力伤害、报道黑社会[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或者大规模集体死亡事件的新闻总是出镜率极高，这在潜移默化中助长人们有关社会如此黑暗之印象。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志趣相投的读者与媒体人形成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一方越是提供此类新闻：越能是培养出阅读品位越来越残忍的读者和相应的浏览习惯；反过来，某些媒体又必须不论真假或夸张与否，比其他竞争媒体更多更快提供此类报道。

尾声

笔者认为，许多负能量新闻成为类似黑格尔所讲的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恶”。也许，最好的社会新闻就是没有负面新闻，但冷静想来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新闻在客观上部分体现了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程度——虽然没必要，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而且这类新闻也确实能给少数人更快表达自己的不同声音、以及他们不为大数人想到的痛苦或权利、利益、需求受侵害的情况——传统社会中这些人不是不存在，而是更缺乏被关注和表达自己的权利与渠道，新闻的百花齐放也使许多社会边缘化人物的更真实的状态能通过多元化声音被更快更广地、或多或少地理解，或者藉由新闻而从眼球经济中获得人生的转机。新闻使社会负面问题能经常受到公众监督，尽管有时让少数人表达自己的声音必然会导致大多数人共享或分担其不满甚至痛苦，但这既是社会改良所需要的，也是由于人类不可能再倒退到由少数人垄断向社会大幅度传播、甚至颁布信息之专制时代的必然结果，尽管在那种时代，许多人反而因为长时间生活在报喜不报忧的舆论氛围下而感觉社会充满美好。

一社会越倾向于民主，社会描述自身的叙述方式在不同的发言者中就会不断被质疑甚至彼此攻击拆台，由此难免令不少人反而感觉看不到社会的希望。如很多给后来的美国带来重大福利和希望的改革恰恰是在越南战争时期完成的。而当时的美国，是一个让人感到信仰破产、精神危机、“礼崩乐坏”的濒临“绝望”的年代，但仔细查看那个年代的经济数据和政府内政措施，美国政府恰恰在那一时期开始实施规模空前的社会福利计划，而黑人、印第安人等原先受忽视的各类非主流群体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强力表达自己不满声音的机会，以至于沸反盈天。而且那些年美国总的经济发展并不差，使很多（比父辈受过更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更多时间、也有物质生活条件去弄懂或抱怨彼此对社会以及传统单一化价值观的幻灭感。其实，一个能不断进步的社会不是哲学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依靠武力或专制而自诩能毕其功于一役的乌托邦式人间天堂，而是不断能说出自身问题的社会——这又离不开新闻媒体，因为在现代那些多元化的社会中，很难像通讯传播技术、权利和识字率都有限的古代或专制社会那样，由少数统治者或文化知识精英垄断人们五花八门的观点（或更真实体验）的传播甚至制造权，也更难维持表象上的美好。在西方，这种对思想领域的争夺又被政治家或各种宗教组织等利用，政客在竞选中相互设计揭露或放大对方虚伪和可笑之处的新闻，记者也知道很多读者喜欢看揭露或丑化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有钱或有地位的政治家的缺点、笑话，由此新闻也成为一浪接一浪的掏不完大粪与粪青的池子。越是对“现实”激烈攻击，情感或观点上越是极端，该新闻或观点便越是易懂、易记、越传播，外加其强烈的情绪能使人在理性、独立、全面、深入思考前便对其产生情感共鸣甚至崇拜，何况人类喜欢接受非黑即白的求全责备的极端化思维方式，因此这类消息也通常在新闻市场、“世界观市场”乃至“人生观市场”中更为强势——尽管至少从物质上讲，能常年阅读这类消息的人远远超过古代大多数富人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的祖先开口，或许便合不上嘴巴：因为生活在现代“新闻性”世界中的人（至少仅仅从物质上看），其生活条件甚至超过无数古人所能想象的天堂。[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例如在国外，同样一堆政府提供的资金统计数字，官方报纸着眼于报告政府将多么海量的资金用于扶贫，反政府的报道则着眼于将这些数字除以贫困人口总数后所得之商，并以此宣称政府提供的资金刨去运作中的成本，实际能起的作用只是使贫困人口勉强生活下去而不起而造反。[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如，全国那十几亿人中的几十人、或最多不过千百个巨富的新闻，然而，你怎么知道他们能用自己的钱买来自己的幸福呢？他们的财富究竟是与他的幸福感抑或内心潜在的自卑感成正比呢？[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例如，我们至今仍可以在照片中看到美国最后一个被当众处死的死刑犯在行刑前，被数不尽的、恐怕错过最后一次宝贵机会的“粉丝”海啸般围观的盛况。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黑社会题材也是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一个广受欢迎的题材，因为这类故事或多或少满足了许多人内心潜藏的自我冲突与自我憎恨的人格倾向。故事中关于黑社会的主人公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肆意行恶但最终受恶报。其施暴过程中的强大、残忍、公然无忌既满足了人们对内心潜在的（自我化）他人的愤怒与攻击欲，而其最终遭遇恶报，则又或多或少使“自-他”双重化自我对于自我攻击、自我否定之长期性需要能被宣泄。这也反映在更多人对恶人嚣张地行恶再受恶报的故事，比善人行善受善报或恶人行恶反受善报的影视片远为感兴趣这点上，而导演们也知道投大多数人所好不断在故事中创造出这样的社会。此外，对这种故事的喜爱也反映了许多人内心对于权力和权力拥有者的分裂态度——既崇拜、又憎恨。既渴望自我拥有权力，又憎恨自我——之所以憎恨，某种程度讲也是因为内在的精神自我被对权力的内化的崇拜所镇压、掏空。

还有一种受欢迎的黑社会故事类型，主人公要么（曾）参加了的体现强大的暴力组织，或是拥有展示强大或暴力的个人能力，但另一方面，主人公又在特定事件或特定方面体现出某些正派品质的人物，具有正反派双重特性的所谓“敢爱敢恨”的“英雄”。对这种双重属性的需要或许也是人内在深层的矛盾人格（欲求）在影视作品中的投影。

于是乎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香港与美国似乎黑帮遍地横行。但去过美国的许多人明显感到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实情，至少也是将少数恶性的事件、团体或人物的影响成倍放大并渲染后才能如此。类似的，电影中黑道人物满街的香港其实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