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光 同其尘
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
一一甘地
萨特说：“现实从来就不是美的。”
所以，卡夫卡会动用他的“另一副眼光”，去透视、撕开遮蔽在现实之上的“覆盖层”，“在黑暗中的空虚里找到一块有效的阳光。”
这种感觉，无异于灵魂的颤动，它指向的是对生命意义的领悟，是喜悦，是平静，更是超脱现实的美好精神状态。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中国美学家为什么会前赴后继对中国美学进行探索的缘由吧。
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曾说，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应该满足了。
30多年前，潘知常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美学，出于对美学的热爱，只要没课，就去北京图书馆看书，骑车来回30多公里，风雨无阻，凌晨出发，赶在开馆前到达，中午买几个包子，喝一杯白开水，晚上闭馆后再骑车回租住地……近乎疯狂的对美学的痴迷，终让他走到了“中国美学精神”的圣地，但让其感到满足的，不是他对中国美学的探索成果，而是一份对人生的了悟：每日的努力不是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激情，项目、奖励、核心期刊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学术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以及因喜欢而投入的不自觉的“勤奋”与“努力”所带来的生之安实。
这本参考了77本书写就的658页的《中国美学精神》，我“走”了好多天，然并没有“走到”，但因为收获了潘知常先生的了悟而感到“满足”。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时便痛苦，欲望得到满足时便无聊，而人生实在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
既然，“我的灵魂与我之间，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那就继续寻求“美”的濡染，浸润“美的精神”吧，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渡“红尘”的劫。
一、美学的价值取向：“放下”与“提起”
前文说过，中国美学精神诞生于中国最灿烂的日出时代——先秦，它的代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庄子。但在潘知常先生的眼里，庄子发扬的美学精神只停留在本体视界的层面，并没有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具体行动上。在此之后，中国美学徘徊、奔突了半个世纪。当历史急速进入了魏晋，上演的是空前绝后的大悲剧、大苦痛、大混乱，南北朝的分裂，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崩溃……
然，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美学精神却恰恰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碰撞出“旷世不再鸣”的生命最强音。黑暗的时代，历史之恶与心灵之悲，唤醒的是华夏儿女沉寂已久的爱美之心，这爱美之心，最自由，最解放，最纯洁，最鲜艳，最富有热情……
清新、明媚的斑斓色彩使得魏晋的风韵独廪。
魏晋时代，到底是如何觅得中国美学精神的血脉的？它为中国美学精神到底增添了什么呢？
“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美学，都称不上一个贫困时代中真正的美学。”
魏晋美学跨越两汉，直追先秦，其突破并实现的，是中国美学在审美活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纵向发现了诗性的人生；横向发现了自然的境界；垂向发现了为人生的艺术。
真正完成中国美学从本体视界到价值取向、从自然本体到诗性人生转移的集大成者，是陶渊明，陶渊明的美学思考与整个魏晋美学有内在的默契：对生命有限的彻悟，对生命无限的复归。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哀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读陶渊明的文字，你会发现，他早已不再关注东西南北之类生命路向的选择，而是返身内视，关注生命自身的不断提升，关注着诗性人生的实现，关注着生命无限的企达。
魏晋美学在起步时，渴望着以诗性人生来抗击现实的黑暗和人生的苦恼，但对于诗性人生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追问清楚。
直到陶渊明，他开出了“药方”，令千秋万世难置一辞：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
透过陶渊明的诗作，可以窥见他的美学思想，那就是以审美的心胸来面对现实的苟且。这也是中国美学价值取向中一个深层的秘密，也是魏晋美学一直追求的，将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合二为一的境界。如果说庄子实现的是本体视界上的“儒道”融合，陶渊明发现的则是美学价值取向的融合：以道家的精神从事儒家的事业。这体现了中国美学最为纯粹、最为根本、最为华彩、最为深层的精神。
仔细琢磨，这种精神其实并不高深，一方面，它非常普遍，任何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活，都是我们的生活：山中霜露、依依墟烟、带月荷锄、深巷狗吠、鸡鸣桑树、草木飞鸟、微雨好风、邻里对酌……另一方面，它又不普通，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里无不蕴含着诗性、审美的生活态度，全身心地溶解在现实之中，以一份“心远地自偏”悠然，来固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悦之情。
这就是中国美学所瞩目的：“一切放下”与“一切提起”，将自我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去啜饮生命之泉。
清人张大复有言：“世间万法，惟心所造，增一分忧煎，长一分荆棘，拴缚太紧，血脉不得流畅……一切放下！”
当然，这“一切放下”并非一味虚无，它针对的是外在的目标，对内则需要人性的不断生成，实则是一切都需要“提起”。
陶渊明把魏晋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人活着，不再是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不再是理想、目标的实现，而是重视审美体验的增加，让生命力得到正常的发挥，每一个音符都闪耀着一星灼目的生命火花，每一节律都含韵着浓郁的生命情调，每一人生阶段都流淌着灿烂的生命境界。
生命还是原来的生命，但因为“一切放下与提起”，人生则处处闪烁着异彩。
二、美学的心理定位：“妙悟”与“澄明”
中唐之后，中央集权专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在无可挽回的历史沉沦面前，中央集权社会的机制自身再也滋生不出些许的积极因素去力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这一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士的身上，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想方设法把心灵的能量发挥到极限之极限，以于历史的沉沦誓死抗衡。
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美学的历史转进，转进的内在契机可以追溯到中唐突然崛起的禅宗美学。禅宗美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庄子和陶渊明，它体现了道家美学和儒家美学心理层面上的大融合。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派别，它不仅继承了佛教理论的衣钵，还捡拾了道家的一瓣心香，禅宗美学诞生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更高层面上向先秦美学，尤其是庄子美学的复归。
“至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
面对人类的“苦谛”，面对“贪、瞋、痴、慢、疑、见”等大烦恼，同样苦苦思索，如何进入“无余涅槃”“如何得自由分”的大解脱、大超越。
不同的是，禅宗美学既剔除了天之自然的弊端，又发展了人之自然的优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于是，跃身于“空”，“我”即“世界”即“佛”。
一切圆满，一切现成。无世可出，无苦可避，关键看你能否“一朝开悟”。
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禅与生活》中说，禅如果没有悟，就像太阳没有光和热一样。禅可以失去它所有的文献，所有的庙宇以及所有的行头。但是，只要其中有悟，就会永远存在。
何谓“悟”？铃木大拙给出这样的定义：悟，只是把日常事务中的伦理分析的看法，掉过头来重新采用直观的方法，去彻底透视事物的真相。
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但对于开悟的人来说，这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了，虽然水照常流，火照常燃，但早已不是悟之前的流法、燃法了。
“悟”的是全面的生命存在，“悟”的是真实的生命存在。这是万物之本然。青山自青山，绿水自绿水，白云自白云，清风自清风……“荷叶圆圆圆似镜，菱角尖尖尖似锥”，但同时，又各有分别心，青山不自感优越于绿水，白云不自感优越于清风。
一如东坡先生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乃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种“妙悟”，既“涵盖宇宙”，又“随波逐流”，实实在在，毫无做作，一切现成，一切圆满，唯一的要求是人站出来，直接参与进去。倾尽身心去啜饮生命之泉，超越生活的“有无、是非、生灭、得失”，最终抵达“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从而拥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以一种全然澄明的身心和心境，过一种最普遍、最平常，也最圆满的生活，不旁逸斜出，不剥削，不占有。于是：
“终有一日，
这独一的思将静立
宛如静立于宇宙苍穹中的
一颗星体。”
所以说，中国美学的智慧诞生于儒家，成熟于道家，最终让它走向完成的是禅宗。在这里，生命的世界是真正打通、真正共通的，万事万物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在场者与未在场者之间的互补性，缔造了中国美学视野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空间和心理空间。
味外之旨、形上之神、淡远之韵、无我之境……
心灵因澄明而走向自由与纯粹。
三、美学的感性选择：“情境”与“情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明中叶，中国美学步入了尴尬的局面，一个无法自已、进退失据的歧途，一阵阵疏忽来去的疾风，刹那间吸去了中国美学的全部能量、全部光彩和全部激情，诅咒、痛苦、屈辱……蜂拥而至。
潘知常先生指出，中唐之后，士大夫不得不以榨取自身的所有能量为代价去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下的苟延残喘，然而，到了明中叶，面对这样的黑洞，仅有的能量也早已灰飞烟灭，风流云散，再也没有了榨取的可能了，士大夫开始逃遁。
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美学的感性选择——世俗生活。
赫胥黎曾经作过一个比喻：地球上生命的增加，就像往一个大桶里放苹果，苹果放满了，但桶还有空隙，还可以往里面加石子，石子在苹果中间，不会使苹果溢出来，石子加满了，还可以加细沙，细沙加满了，还可以加水……
这一点很像应试教育榨取师生的时间，只要挤压，总还是有的。但当强烈的挤压到一定程度，“赫胥黎之桶”终将会破裂。所以，当中国美学对自身的挖掘达到极限的时候，导致中国美学因无法继续满足需要而顷刻瓦解，山穷水尽之时，中国美学不得不转身，走向从来被拒之门外的“感性”存在，这是一种形而下的求生存维度。
这种求生存的维度，包含着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二是“人与社会”，三是现实的“有何求”与“有何用”，这里既有功利的使然，也有人与意义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让人类活动充满了意义，但遗憾的是，它不是向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作为生存的界定，而是折回头来走向人所自来的母体子宫——生命的本真状态和自然的原始状态，走向虚幻自足的自然感性。
“忧喜不留于意”“是非无措”，生命中的黑暗、丑恶、卑鄙，往往被遮蔽起来了，蒙难的历史，呼救的灵魂，孤苦无告的心灵有时会被视而不见。于是，复古主义美学思潮酝酿并运行起来，但其充其量不过是“无味的挣扎”罢了，徒劳无益。这一社会审美心理的嬗变，给明及后的美学家以启迪：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所以，以归有光居先，以李贽、汤显祖等为代表的美学家勇敢地接受了时代的挑战，一股清新的启蒙美学奔涌而出。
启蒙美学的核心是：“真”。庄子主张的是“天之真”，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美学主张的是“人之真”，“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启蒙美学强化、满足对人的自然需要的重视。
时间的脚步一路向清，美学史上出现了一位思想的巨人，曹雪芹成了审美圆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唱响了中国启蒙美学的最强音，提出了重“情”的思想，他的《石头记》“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写于情；深于情，恋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有不用其情。”书中所有人物，无一例外地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遍地华林”的反抗、冲突中，但最终难逃毁灭的悲剧气氛和崇高情境。曹雪芹深知中国国美学的缺憾所在，遂为中国美学补上“情性”。王国维评价，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灵魂的觉醒与民族灵魂的觉醒。
然，失去了社会的土壤，启蒙美学行至清中叶也猝然夭折。
……
一路梳理中国美学的思想谱系，“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命运”的中国美学，其根本精神的“底细”和“点点碎影”，可以在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中看到。
无论怎样的美学探索，“互生，互惠，互存，互栖，互养”，应该成为大千世界的根本之道，意味着生命之为生命的最大可能，起源于不同物种之间的碰撞、拼贴和对话，寻求的是天地万物的“有机共生”。
纵观今日之地球的“疮孔漏洞”，不能不在人对自然的劫掠上反思，所有的“龙争虎斗”，到最后均没有赢家。
斯宾诺莎说：“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得到就是失去。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才能“阴阳共生”，“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方能“刚柔相济”，“和其光”，方能“同其尘”，这才是生命美学的内在和谐与统一。
接受美学路上一切思想的进进退退与走走停停，正因为“和而不同”，才让中国美学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
无论如何，让我们铭记：“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是伴了所有同来。”
推荐阅读 《中国美学精神》潘知常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