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助理，果然不是盖的，那是相当的关火。
某天，朝廷有个姓韦的大领导搞了一座小别墅，顺带还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农耕田园文化风景区。很像《红楼梦》大观园中“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的稻香村，既高雅端庄，又自然情趣。老远一看，可能门票必须四位数那种。
然鹅，这么爽的地方，当然不是为普通群众开放的，给钱也不行，必须有地位，而且只能刷脸卡。皇帝乃至丞相等大领导经常去那搞活动，喝茶打牌，吹牛唠嗑，体验农村生活，顺便商量国家大事（如果你以为集团公司的所有大事都是开会研究决定的，那就证明你这人太实诚了）。
某天，皇帝很开心，说：“我们在这隆重集会，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值得纪念。你下来后，梳理一个文集，整理一下，把这段历史写下来，认真写，写好。”
王维表面不敢怠慢，实则内心狂喜。文稿整理校对完毕之后，立即文不加点，写了一篇《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全文六百零九字，文采飞扬。
在文中，他自谦：
仰谢右军，忽序兰亭之事。
平心而论，他实在是想写成另一篇《兰亭序》，论才情，他是毫无压力的。这聚会和兰亭之会太相似了。时间上，都是暮春之初。阵容上，都是群贤毕至。但不同的是，这里全是大官，一堆人都是正三品以上，标题写了太师、左丞相、右丞相，无法一一点名，没写上的只能写个“诸公”，整得很冗长。
他在文中描写出游的排场、宴会的热闹、宾主的尽兴，就花了大量笔墨。其中他还将志在林泉、心存魏阙有机融合，所谓：
衮旒松风，珠翠烟露。
骖御延伫于丛薄，佩玉升降于苍翠。
当然，只是写情景，写思想，肯定是不行的。在文章末尾，他还是记得必须要传递正能量：
且三代之后，而其君帝舜；
九服之内，而其俗华胥。
必须表扬一下皇帝英明，政治清明。马屁不拍一通，这文章是发表不出来的。
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百三十七年，初夏。这一天来得很突然，一道圣旨，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个职务是正八品，权力大了很多，算是升级，要求他出使凉州劳军（代表朝廷去边疆慰问部队）。
关于王维的这次职务变动，官方记载的原因相当正面，是由于三月份崔希逸与吐蕃交战大捷。《旧唐书•玄宗纪》记载：
三月己卯（初五），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二十五），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部队取得胜利，朝廷确实该嘉奖。
出使塞外，也好。朝廷的八品和地方的八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王维甚至还有点感恩。
这次劳军，让王维眼界大开。他第一次来到塞外，第一次感受到大漠奇异的风光，他用生花妙笔，描述了这次北上大漠的奇特感受，也表达了对崔希逸取得战功的无限敬仰以及对唐王朝取得军事胜利的无比自豪，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吏，都护在燕然。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王维这样想。
命运却说：“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你看见的，你得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
这次职务的变动，其实还有个真实背景。
完全不谙，大唐太平久了，唐玄宗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逐渐由励精图治转为骄纵腐化。思想变了的皇帝，是听不进去忠言的。张九龄执政三年，经常说些老实话，直接批评皇帝“不作为”“慢作为”。
皇帝很郁闷：“你这么不上道，天天叫我认真上班，我是皇帝啊，该我说了算啊，你这种搞法，我怎么过上好日子呢？”很生气，找了个理由，把他贬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被降级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总揽了朝廷大权。王维不是李林甫的人，当然不能继续在帝都工作了。总不能直接撵走吧？这也太特么明目张胆了。如何既要让对方高兴，又要达到自己的愿望呢？思来想去，计划有了。
没过几天，以皇帝名义签字盖章的一道谕旨下来，任命王维为监察御史，要求其出塞，宣慰河西军。
卧槽，原来是被赶出朝廷了！狗日的，千算万算，小人算不了。知道事情真相后，王维大呼上当。
李林甫总揽朝廷大权后，奸臣当道，政治日趋黑暗，朝廷上的文武百官，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有误，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再也无一人敢向皇帝直言进谏了。
这种工作环境，搞起来还有啥意思？面对冷酷的现实，正常文化人的良知令王维的心情异常黯淡，刚刚重新点燃起来的政治热情，被冰雪般的政治现实熄灭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复值接舆醉”、“人情翻覆似波澜”的黑暗年代，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也害怕卷进官场倾轧的漩涡中去，他想到了归隐，在《早秋山中作》中初步表达了意思：
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
但他想了很久，终究没有挂冠而去，为什么不辞职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怕穷。
纵观历史长河，没有一个文化大师能超越自己身处的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大师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还需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生存，而衣、食、住、行，那一样没有钱财能行？而哪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师，大多数不事稼穑，不懂商贾，手无缚鸡之力，像王维这样，真正断了朝廷的俸银，如何维护妻儿老小的生计。
说白了，工作就是工资，工资就是生活。自古以来，钱才是硬道理。
王维记得，当年东晋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潜，因为不肯屈腰见督邮，解下印绶弃官而去。气算是出了，结果沦落到沿街要饭的地步。
为了气节，不至于吧自己整上绝路吧？想想太特么恐怖了。前车之鉴，后车之辙，陶潜的这种事情，肯定是不能再发生了。
思前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人生哲学，专门写了一篇《与魏居士书》：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而何往而不适？
最后决定，要走一条心在山野，身在朝廷，身心相离、对政治敷衍塞责的半仕半隐的道路。
简单地说，大约是以下几个字：
不主张，不反对，不拒绝，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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