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经济报
■贺昊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为了解和掌握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价格及有关情况，及时制定调整药品价格，将对60家国产制药企业和进口药品代理企业开展成本价格调查。业内人士称，此次调查或为未来的药价改革铺路。
可以说，为了能够及时制定并调整药品价格，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2月颁布的《医药价格工作守则（暂行）》中，首次提出了“制定药品价格必须经过成本价格调查”。其后，在2011年11月22日颁布的《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再次确认了上述内容。从国家发改委的角度出发，药品价格的确定依据如下理由和逻辑：一是凡是国家医保目录品种，都由国家发改委确定最高限价；地方增补医保目录品种，由地方物价部门确定限价；企业自主销售的非医保品种，采取市场调节价。二是通过调查清楚药品实际出厂成本，再给予一定合理的利润加成，就可确定相关药品的最高限价。三是各级医院渠道占药品总销售额的85%左右，因此在确定了最高限价后，再卡住医院招标采购这一环节，几乎就能管住高药价。
上述逻辑看似严密，实则存在漏洞。
首先，药品实际成本几乎无法调查准确清楚。数十家药企、成千上万种药品种类，受人员、时间和成本所限，国家发改委几乎不可能对药企上报的财务制度、财务报表、账簿资料以及与调查有关的各种凭证、票据、合同等内容进行审计与现场核查，即便做出了相关安排，也可以说是“走马观花”甚至是“跑马观花”，因此，最后被采信的数据，其真实性是堪虞的，以此确定的最高限价其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其次，药企之间的成本，实质上不具可比性，无法通过成本调查来构建最优成本构成。国家发改委调查药品成本以调控价格，其预设的前提就是各家药企之间成本具有可比性。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说，这是成立的，但从企业的运营实际来说，这又是不成立的。每家药企都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原材料、生产工艺、科研技术与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各具特点，其成本构成也因此而不尽相同，若再考虑药企的研发创新投入各异在成本构成上不能完全得以体现，那么药企之间成本构成的差异，将使得无法仅仅通过成本调查来构建一个最优的成本构成，也就无法据此对药企未来的运营提供标杆，药企达致最优成本从而获取最大利润的可能也就降低。换句话说，若药品定价受药品成本限制而整齐划一的话，药企之间的差异性就会被消除，研发创新也失去了动力，从而影响药企的正常可持续发展。
再则，仅仅依成本定价有失偏颇。药品成产、流通不仅仅是物的转移，还包括服务的价值。服务价值的高低不能仅仅按照所提供的物的成本来核算，它更看重服务对象基于对服务的体验感知从而愿意支付的对价，也就是说，药品定价还应考虑依效用定价这一因素，简单地依成本定价无法全面反映药品的真正内涵。
综上，从发现药品成本来发现药品价格，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无法反映药企生产运营的实际，从过程与结果来说，都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最需要去做的工作应该是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去除掉药品价格形成过程中那些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不利因素，让价格的形成过程更加透明，积极引入并提升社会化管理水平，让“看不见的手”发挥效用，这许是让药企更有效率、药价更加公平、医改回归公益的可行之路。
从发现药品成本来发现药品价格，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无法反映药企生产运营的实际，从过程与结果来说，都不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