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浙江自驾游。
接上期游记，我们继续分享新昌大佛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经历，还有寺院里的传奇故事。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现存的文字记录也未必准确。
有一种说法是，佛教的传教士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但是被秦始皇当异族“坏分子”给灭掉了（这事儿嬴政绝对做得出来）。到了汉朝的时候，有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中见有金佛闪现，并绕来绕去地围着自己魔力转圈圈，于是“佛”这个字第一次被记入中国的古籍。后人也就普遍认为，汉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
我们来看佛教和旅游相关的这一部分：
早期中国和西域文化的传播融合，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修行者的力量。古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苦行者们就已经（作为传教师傅）在满世界奔波了（估摸着其中就有被秦始皇“咔嚓”了的那一波）。不过那会儿没有什么高级的交通工具，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个事儿从西到东再到西，眼一闭一睁，100年，没了。
到了一世纪、二世纪，行走在路上的人，除了商旅、使者，再就是多了好些个云游的僧。
说话间就到了晋朝，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乱八七糟”的朝代，皇帝啥啥事儿都没干成，四处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佛教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日趋兴盛。
都说江南好，千里莺啼，水秀山清，于是江浙沪皖一带的游僧多了起来。公元345年，有一个年少修行的禅师走遍了半个中国，60岁时云游到江左一带的石城山，见此地人烟稀少、满目葱茏，便定居了下来。他一边修行，一边宣讲佛道，身边的追随者越聚越多，茅舍四起。后来禅师给这个“村落”起了个名字，叫做隐岳寺。
这隐岳寺就是新昌大佛寺的前身，“隐岳”是这位禅师的号。他在这里修行了50年，至110岁离世，人称“开山祖师昙光”。昙光禅师初习禅道之时，佛教在中国生根不过百余年，根基未稳，没什么“体统”。而隐岳寺的建立，是新昌大佛寺在“佛教中国化”之路上提供的最初的一份推动力和影响力。
此后，华夏大地上的佛寺越来越多。佛教为儒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与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甚至有很多成语都是佛教故事演化而来。比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从词面上就能看出，在中国，信佛的人内心向往美好的事物、绝伦的风景，追求安稳、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很多寺院让人觉得清雅宜人的原因之一，和其他国家的佛教“气质”大相径庭。
比方说我此前去东南亚旅行的时候，发现当地的佛寺们和中国的寺院“气场”完全不同。这么说吧：一些发展程度较低或中等的国家，小城屋矮房破、一马平川，但如果你走着走着，突然一座富丽堂皇、金光耀眼的建筑映入眼帘，那一定是寺院。
它们特别地宏伟、华丽、贵重，远离“贫苦”，不可企及。不像在中国（尤其江南），佛寺是平易近人的——比如这新昌大佛寺，是一座佛家思想与江南味道并存且融洽的园林式景区，平和、中庸，待着舒服。
从稳定到兴盛，“佛教中国化”用了500年的时间，历经两晋和唐代。在这个过程中，新昌大佛初具规模，隔壁的天台山上衍生出了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并远渡东瀛；李白、孟浩然、颜真卿等大批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还有夫子朱熹，干脆就在这边办起了“补习班”，顺便写完了《四书集注》。在新昌大佛寺，至今留还存着大量的吟诗题词、墨宝真迹。石城古刹（的大佛），在1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石窟寺佛教文化东南传播的路上，是终点，也是“奇迹”。
如今，新昌大佛寺是一个占地25 km²的综合文化旅游区，营造着独属于中国文化的佛教氛围，并将禅意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包括浙江的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等众多的著名（寺院）景区在内，如今的佛寺不仅是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的地方，更是休闲养心、体验风俗、观光赏景的游玩之地。也许过个几百年我们再回来看，把佛寺“改良”成为景区的这一做法，也是“佛教中国化”之路的一个重要蜕变和发展经历。
我是大红姐姐，有声电台旅游频道主播，职业旅行玩家，专注小众玩法，分享冷门目的地。旅行不是一种态度，而是生活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