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印发《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明确对本市公租房资格实行动态管理、精准保障。而且，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在轮候期间，需每满24个月主动申报家庭情况，进行资格复核。多子女轮候家庭可优先配租。
经统计，目前在北京市公租房轮候家庭中，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近3000户。
这一政策，再配上这两天北京针对课外培训的“双减”政策一起解读，发现国家对提升人口出生数量真的发力了。而北京是个风向标，其他省市也会沿着这个方向走。
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很多人已经根据今年上半年的出生数据，推测出2021年的出生人口可能只有900多万。国家开始陆续出台政策，力图扭转局势。但是到底会有多少用？我国人口出生率为何会低至此？
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大家好，我是妞妞，刚来到这个新世界！”前同事杨哥已经在小美朋友圈里消失一年了，最近忽然爆出这么一条劲爆信息，还附上了几张可爱的新生儿图片。
小美和同事们都哗然，杨哥前年才刚生了个儿子，而在此之前，40多岁的他一直是个不育主义者。生完儿子后，杨哥夫妻在北京生活压力太大，带着儿子回到了媳妇老家山东德州，跟岳父母住在一起。都说山东人爱生娃，在德州呆了两年，杨哥这个不育主义者也生了第二个娃，儿女双全美滋滋，言谈举止也失去了往日愤青的风采，充满了当爹的骄傲。
小美和同事们对此交流了很久，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大学毕业回二三线城市的人更容易生二胎。北京工作压力大、房价高，在北京工作存点钱回二三线城市，买大房子不成问题，工作加班也没那么多了，有条件生二胎。
其实，斜杠青年、人口专家、携程集团的梁建章也不止一次强调，房价是压抑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的第一重要因素。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但是房价高的原因非常多，涉及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国家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让房价迅速回落到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价格，只可能先用增加贷款利率、抑制投机等政策压一压。但是影响生育的第二大要素——育儿费用过高，国家可以做的比较多。
培训班、学区房——育儿费用高昂
林西经常为女儿豆豆周末找不到玩伴发愁。一到周末，豆豆的几乎所有同学都去了各种辅导班，珠心算、奥数、英语、作文……从早到晚排的满满的，回来父母还会给安排作业，为小升初奋斗。
林西比较佛系，加上孩子又不是爱学习的那种，干脆就放养吧。但是这一放养孩子周末却没人玩了。有个邻居女孩豆豆约了她几次都没约出来，最后女孩妈妈为难地对林西说“实在抱歉你们邀请了我们这么多次，但我闺女学习不好，必须多补习才可能选一所好中学。”
海淀妈妈的“鸡娃”已经成了一项庞大的产业。除了有名的“海淀妈妈”，之前网上一则“杭州某小区父母集体鸡娃，用以炒作房价”的文章也传的沸沸扬扬。即使非常普通的家庭，也会为了给孩子补习不遗余力，前段时间一名得了新冠的做保洁的妈妈送孩子去各个培训班的活动轨迹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补习费普遍的高，一线城市每个孩子每年10万左右的补习费用很常见，清北的家教一小时1000块，即使东北鞍山这样房价只有5000块的小城，补习费也要两百一个小时。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这次对培训机构的打击，很多人认为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提高学习校内学习效率，抹平重点校、重点班之间的差距。但是任何事都要一步步来，校外的整顿了，对体制内的调整必然会跟上。
北京已经实行多校划片，深圳也在推行“大学区”概念，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健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大学区招生剑指两个难题：一是为教育做均衡，一是给学区房“降温”。
8月2日，常州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常州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流动范围之内的专任教师每6年须交流轮岗或支教一次，参加交流轮岗的专任教师分别为本次应交流轮岗对象的15%，其中：骨干教师(具有市新秀及以上专业荣誉的专任教师)不低于本次交流轮岗对象总数的20%。如果这种推进公平的举措继续下去，相信学区房会慢慢冷却下来。
婴幼儿托管班奇缺，女性职场发展受阻——生育环境不够友好
现代都市里一边是繁忙的工作节奏，一边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给谁带？怎么带？
长辈介入是中国家庭中较常见的托育方式，但伴随延迟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长辈在子女生育时或者还未退休，或者年岁已高，传统的照护方式难以为继。一些条件允许的家庭则聘请家政人员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场鱼龙混杂，把仍在牙牙学语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看护，许多家长还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国两会上，0—3岁婴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受到多位代表关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接受中青报采访时表示，育龄母亲难以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取得平衡，导致生育意愿无法完全释放。中国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跌，与此不无关系，解决婴幼儿托育难题的任务迫在眉睫。
80、90后独生子女很多都是在父母单位的“托儿所”长大的。1980年出生的郑涛在只有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妈妈送进了单位的托儿所，说是托儿所其实只是两间屋子，雇了几个阿姨给照顾孩子。虽然环境简陋，但是郑涛的妈妈得以安心工作，半晌里还能去给孩子喂奶。
然而随着政策的变革，现在几乎所有单位的托儿所已经消失。郑涛父母去世的早，儿子是让郑涛妻子全职带的，带了三年，儿子读幼儿园妻子才出去工作，为此郑涛妻子的职业生涯受到很大影响。
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但是在执行和促进效果上，很多人并未有明显的感知。
去年年底，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52号），有希望联合今年对教培机构的打击行动一起，能形成一股势能。
另外关于育龄女性的职业发展问题，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更进一步，也激起了关于女性生育压力加重的公众讨论。女性生育压力来源之一是就业市场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虽然性别歧视不会出现在明文规定中，但生育三个孩子的可能性及相应的时间与精力付出会成为女性求职时背负的无形包袱，使用人单位的性别取舍天平更为倾斜。
可惜的是，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解决女性生育和职场矛盾的具体政策。一方面国家经济要发展，需要大家一起奋斗，另一方面生育孩子实实在在会占据女性的精力和时间，如何平衡？只能摸索着前进。
提高人口素质、使用人工智能——能拮抗人口出生数下降？
很多人都考虑过，虽然现在出生的孩子少了，但我们精心养育每个孩子，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是不是就可以对冲掉孩子数量减少的劣势？
北京房山区琨廷幼儿园是一所以“感统训练”为特色的幼儿园，创始人何璐是一名海归心理学博士，她发现中国感统失调孩子比例逐年增长，而感统失调的孩子动作不协调、胆小等症状会明显影响其未来发展潜力。于是在幼儿园的体能课上，他们对感觉统合失调及统合能力较差的学生进行培优拔高，每天坚持一小时，慢慢发展成为了学区特色。今年琨廷幼儿园还获获得了教育部《儿童感觉统合和心理健康》十三五重点课题项目。
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研究的孙彬凯则从事的大学生职业教育培训。孙彬凯曾经做企业人力资源培训，但是后来发现，多年来大学教育始终跟市场需求脱钩，而大部分学校自己却没有能力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于是开始主做入校学生职业培训，半公益形式跟学校合作，同时为企业输送对口人才。
以上两个例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
但在长期的生育限制氛围下，很多人只注重质量，而忽视了数量的基础性意义。天分很大程度是随机分布的，没人知道哪个小孩是下一个乔布斯或任正非。
针对全面放开生育的建议，甚至有人认为这会让贫寒家庭多生，影响未来发展。这种看法难以被实证数据所支持。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寒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未必就小。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不论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多高，往上算几代大都来自农村的贫寒家庭。
航天员的选拔万里挑一，对身体，智力、学识和性格的要求极其严格。中国进入过太空的10名航天员的出身。除了杨利伟和刘洋分别来自普通教师和工人家庭外，其余8人都均来自农民家庭，其中一半家境贫寒。
出生人口数量少了，未来养老是个大问题。多年来智慧养老都是热点，但至今因为技术等原因普及度不高。比如太原森宇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宇研究养老机器人已经十年，研发的机器人不需要联网即可与人交互沟通，已经获得多个创新奖项，但是至今限于种种原因仍未在当地普及。
结语
总的来说，三胎政策的放开只是一个信号和引子，后续能否挽回人口颓势，关键看国家的政策和执行力度能否跟上。我们国家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国家，火神山医院两个星期就能建好，疫情反弹全国统一禁足，很快就能压制下去。人口问题如果国家能够发挥出制度和资源上的优势，有望解决低生育率的世界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