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心便是理，理便是心。
作为在本质上便与明朝时最为风靡的朱子理学完全相悖的一种对于道的解释，这样的一种观点似乎很难说得通。在大部分人的观点之中，纵然此“心”所指的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心”，可心与道似乎始终是并不相同的两者。即使道自在心中，可人心何其复杂？孟子说性本善，可是私心私语以及本能层面的生存需求，难道不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吗？在这样混乱而复杂的情况之下，人心又是如何与道化上等号的？更别说这些质疑与问题在本质上还是符合逻辑的。
可是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便很明显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偏差。我们常常认为人心中应该包含着很多东西，毕竟即使人类拥有着高于动物高于其他的万事万物的理性与德性，但是从始至终我们依旧只是高级“动物”而已。人性何其复杂，面对利益面对我们心中的私心，私欲之时，已然难以维持其德性与理性的面貌，更不要说在面对生存这最基本的本能条件时。在大多数的人真正面临有关上热道德的抉择之时，似乎这复杂的人性总是让我们看到其最黑暗的一面，以致使我们对其难抱希望，以至于在“性本善”这个道理上也产生怀疑。人心与人性在最最初始的时候究竟应该是如何的？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真正是“心即理”？是“心如明镜”？其实，心如“明镜”，应当是人心最本源的样子。在对于万事万物从未有过定义，也从未被私心私欲以及灰尘污垢蒙蔽时，那一面镜子是明亮的。这个时候我们所映照出来的万物便是其如其所是的样子，因为“人心”与人心则代表的“德性”本就在我们的精神深处深深的埋藏着，在一开始便存在，只是往往到后来却被我们自己所遗失。于是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去寻找，试图回到那个最纯净的，纯澈的状态。
而阳明所说的“下学与上达”之道，就在其中。其实这样的一种说法仿佛是将“知行合一”中的知行分开进行解释一般，将本文一体的东西又拆分成了两者。但其实在此义理中，尽管听上去这两者并非一体，但若是依照“心即理”去进行推导，便会发现，与知行合一一样，下学与上达同样也为一者。在杨明的论述之中，若是把下学比喻成了对于一株树木的栽培灌溉，则上达就是这棵树枝繁叶茂时。但其意思并不是说只有首先达到了下学才会产生上达。这个道理如果用我们以前所学的心如明镜来解释就很容易了。将心比喻成一面镜子，不管这面镜子是否被尘灰污垢所蒙蔽，是否能够映照出事物原本的样子，能够映照出心中的理，但这面镜子就是我们寻求天理的方式。如果将下学比喻成“磨”，则上达便是“照”。我们在事物中体会道理，在事物中通过克己的方式去打磨自己心中的那面镜子，就是为了能够让这面镜子映照出事物本来的面貌，也就是我们所追寻的天理。为了“照”而“磨”，同时“磨”便能“照”。所以王阳明才会解释说，“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若是心中的镜子足够明了，又何惧于无法映射出事物本来的样子，无法在迷蒙间看见天理与“道”呢？何况正如我上面所讲，人在出生之时，其实心便是一面明镜。下学上达，磨镜，知行合一，致良知，仁心，四端……不过便是我们寻找这一颗被我们所遗失的人心的方式而已。
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从来都是操存舍亡的。若是坚守着便存在，舍去了便遗失。便如大道一般。摸不着看不见，也寻不见踪迹。这么说来好像并没有问题，可若是对于立志而言，若是心一直浮动不定，难寻其踪，难道便正确吗？王阳明曾经也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功夫说闲语，管闲事？”一方面说，对于“志”应该永不改变，并且一心专注。但一方面要说心本来难寻踪迹，出入无时。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但其实并非如此。王阳明所说的“志”，对道的永恒的追求以及对于心和天理的坚守，便是所谓“原则”。是永不能改变的，并且也是一条没有尽头，不以行至终点为目的的路。可同时，我们说“遇事而变”。这也就是其中的一种灵活性，在保持着原则不变的同时，我们又要顺应着一个时代，顺应着我们所处在的境遇，当心如明镜时，便以这面明镜去映照万事万物此时此刻的样子，若能够做得如其所是，自然便是对于天理，对于道的感悟与追求。与原则，其实从未相背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