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体制内呆久了，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意起名分来，不管你愿不愿承认。

硬核实锤的名分混不到 ，能够被别人“口贿”一回，也是件愉悦的事。

体制内的人打招呼，一张口，不是某长、某书记就是某主任，管你有没干上，先送顶帽子再说。

实在没什么名分，或者不知道对方职务的，一般会被统称为“领导”。

近些日子，我就沉浸于被叫作“领导”的尊崇自乐之中。

疫情以来，单位放出了史上最严的管理大招。每天出入，人测体温，车记牌号。

测体温，得把车停在门口，下车转到旁边传达室，脑袋上才会“滴”地挨上一枪。然后在登记册上写上自己姓名、时间、体温、事由……

测完体温进大门。这时，另一个门卫便走过来，对着车窗一脸正经，“领导，请登记。”

没错，还得登记一遍，不同的是，这里没体温，加了个车牌号。

我就一直没搞啊白，门口不是有摄像头吗，为什么还要登记车牌、时间？至于出入事由，不是上班，谁一大早来这里啊！再说即使登记，为什么不能二合一呢？费时间、费人力不说，还费纸，不利环保啊！

尽管手续繁琐，但规矩既定，别人能遵守，我何德何能，要与众不同？所以每次进出，纵然内心“万马奔腾”，但面上不起微澜。况且每次被人家“领导”长、“领导”短地叫着，内心还蛮受用、挺受鼓舞的。

人一被恭维，就会很大度。

于是，在这样的“领导”待遇中，我已从当初的被动遵守，渐渐形成思想和行动的“高度自觉”。

要不是今早发生的事，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下去。

连日阴雨，仍然毫无转晴迹象。整个城市雨雾笼罩，灰蒙蒙的。

到单位门口，停车测体温，一切皆成习惯。

车刚停好，一辆黑色奥迪也在侧后方停了下来，却没见人下车。我不太在意，也许车里的人行动慢，或者只到这里掉个头，也未可知。我只想赶紧测完体温进单位。

然而，令我诧异的一幕发生了。

等我测完体温出来，那辆黑奥已经行驶在院内那条笔直的大道上，一骑绝尘。

我进了大门。门卫一如往常，抱着本子，来到车前，“领导，请登记。”还是那个语速、那个腔调，这些天来一直没变。而今天，我却听不到一点温度，相反，我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声“领导”里渗出的敷衍、虚假。

看着那辆消失在拐弯处的黑奥，我强压怒火，“刚才进去的车是谁的，怎么不测体温、不登记？”我问门卫。声音很低，说得很慢，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其中透出的愤懑、威厉。

“啊……嗯……哦……”听见质问，他支支吾吾，拎着本子，尴尬地向后退去。

我扭着头，又问了一遍，音量大了一些，我怕他没听清。

“哦……好吧……”他无心回应，继续向原先站着的位置退着。

他不再坚持让我登记，我也没再追问下去。

若依我十年前，不，五年前的脾气，非下车与他理论清楚不可。如今，年纪大了，脾气小了。

我想他肯定不是故意为难我，我也不是故意难为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提醒。他要是坚持，我也不得不照办。

说实话，这些门卫是很辛苦、很负责的。每次看他们一丝不苟地查验登记，被他们十分谦卑地喊着“领导”，我总是向他们投出赞美的眼光，尽管他们不一定能够领会到。

有几回，我还回想起列宁同志与哨兵洛班诺夫的故事，甚至纠结过，是不是应该从车里走出来，像列宁同志那样，握着“洛班诺夫”的手，把他好好表扬一番，“同志，你对工作很负责。谢谢！”然后对内心那个不愿配合门卫工作的另一个我，严肃指出，“革命纪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谁也不能例外。”

看来，当年的我，很单纯。我现在完全有理由腹黑一下。洛班诺夫之所以检查列宁证件，是因为他并不认识列宁。要是之前他们见过面呢，他还会那么较真吗？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眼前这位“洛班洛夫”恐怕不会，因为他没有对那辆黑奥履行任何查验手续。我猜，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车里肯定坐着一位真的“领导”、他所认识的“领导”。

门卫天天喊我“领导”，其实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从没把我当过领导，因为没有哪个人会用“领导”一词来直呼自己的领导。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与我好沟通，便于工作而已。

我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好工作，努力向上，争当一名货真价实的领导。实在不行，与门卫混个脸熟，打打感情牌，也“照”！

古龙讲，“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江湖是什么？大侠义士、正朔旁门，书剑恩仇、铁骨柔肠……到头来，无非是争个你高我低，全是世故人情。

小小门岗，也有江湖。

          （非纯虚构，如有雷同，真是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