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完美夏天

我要死了

我担心还没走到火车站,我的血就已经流光了。

眼泪在脸上纵横。我抬起胳膊用左右上臂各在眼睛上蹭了一把,正好看清自己血迹斑斑的双手。

裹着右手背的纸是灶台上的放的草纸,引火用的,不吸水,也不够大,血一直无视它继续往外渗,从紧攥着它的左手指缝里蜿蜒地爬出来。那张纸本不干净,被我的脏手攥了这么久,已经不成样子。我松开手把它甩掉。一瞬间,失去压力的血从深深的伤口里涌出来,嘀嗒嘀嗒落了两滴在脚下的枕木上。我赶紧向后跳了一步,在枕木上打了趔趄,同时再次死死攥住伤口,嘴里同步地又“哇”地放声哭了出来。

我继续沿着铁道往火车站走。我喜欢走铁道线。枕木的间距比我走步时的步长宽一点点,正合适小跑,跑起来还极有节奏感 。但现在我可没有那闲情逸致,何况我左手攥右手也跑不起来,走的节奏都是乱的。

我想我大概会死吧。而且,没有人能知道。

我想象着自己流尽鲜血之后倒在铁轨上,然后,大姐坐的那趟列车开过来,来不及刹车,甚至根本没有看到瘦小的我,从我身上轧过。接着 ,很快还有一趟反向的列车开过来;再接着,夜里有很多货车来来往往……最后,爸爸妈妈只能通过衣服碎片勉强认出我——就像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许在铁道上玩时常说的那样。

我吓得又不禁嚎哭起来。远处仿佛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我噼哩扑通从铁轨跳到下面的路基。

并没有火车迎面而来。

当我终于走到火车站时,站台上空空荡荡。候车室里也没有人。半张破旧的报纸被过堂风吹着,在地上走走停停。

没有火车,也没有大姐。

手背的血倒是奇迹般地不再流了。还有些疼,但,我应该不会死。

我绕着候车室转了一圈。站长兼售票员兼检票员不见踪影,我只得沿着原路往回走,疑惑那趟火车去了哪里。如果晚点了,站台上和候车室里应该有等车的人。如果没有晚点,我迎着它走怎么会错过它?

太阳已经偏西坠向山顶。我在枕木上跑起来,开始担心回家迟了会挨骂。

好在鸡已经喂过了,烧晚饭要的引柴已经劈好。只是没有完成接大姐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本来也不是妈妈布置的,是我劈最后一根柴时临时想到的。

真的好奇怪,学会劈柴好久了,从来没料到一斧头下去,毛刺会从那个意外的角度扎出来,刺进手背 ,来了一个对穿。血流得好吓人啊,嘀嘀嗒嗒到处都是。

我怎么总是这样笨手笨脚?!难怪爸妈老说我“干点儿活还不够添乱的”。也是邪了门儿了,姐姐们干活就从来没出过这么多的事故,而我每次干活,开始明明好好的,到最后准出岔子,而且还尽是些匪夷所思的岔子。好好地洗着碗,突然就手一滑,碗飞出去好远摔得粉粉碎;好好地看火、摇风箱子,突然风箱子就散了架子;好好地砸贝壳拌鸡食,突然贝壳就蹦起来把我的脸划一道口子……

爸妈说我就是懒,贪玩,不想干活,才搞出这么多花招。可我发誓不是这样的。我的确不喜欢洗碗和摇风箱子,但喂鸡还是挺好玩儿的。

再好比劈引火柴这活儿,本来因为我还小,一直归二姐干,是我主动要求干的。每次爸爸回家,都会把木头劈好成长短粗细都跟我小腿差不多的柴火,整整齐齐地码在前院西墙边。我的工作是每天从里面拿两根,劈成更细的引火柴。我喜欢跟自己比赛,看能不能劈得更细、更直、更长。这是个技术活儿,首先要会挑木头,那些有结子疙瘩的木头,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然后下斧要准,力道要匀,总之,很好玩。但就算我喜欢的活,最终还不是一样出了事故?!

我猜老天造人时,到我这里一定出了毛病。我这么想是有证据的。姐姐弟弟们都是在白天,要么是在医院里出生,要么是安安生生落在接生婆手里,只有我,据说,接生婆还没赶到,甚至热水也还没有烧好,就在大半夜里扯着大嗓门出来了。从那一刻起,老天就决定了让我成为让人头疼的麻烦鬼。

所以,绝不能让人看到我的血手背,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

多亏我机智地想起来今天是大姐回来的日子,而且好像并没有听到那趟火车嗷嗷嗷地跑过去。于是我冲着屋里喊了一声“我劈好柴了,我想去接大姐”,妈妈好像在屋里喊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就假装没听见,捂着手跑掉了。

可为什么大姐的火车没有来呢?所幸手不再流血了,可以少一笔“添乱”记录。

跳下铁轨路基,再爬上最后一道土坡就到村口了。

小军手里拎着鞋子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上来,一看就知道准是又背着他爸妈去河里玩了。他不停气地从我身边奔过,百忙之中还不忘给我下个不成功的脚绊。远远叫到他娘在吆喝他回家吃饭,声音里一团杀气:到家他准又要挨打。

这么一想,我不由得自己也后背一凉,开始发足狂奔。

家门口没有什么异样,一道灰白的烟正从土坯房的烟囱上飘摇直上,饭应该还没有好。我小心地抬着院门推开一道够我钻进来的缝再关上,免得它咿呀乱叫。鸡仍在院子里遛达,没有回笼。房门没有关,传来梆梆梆刀剁菜墩的声音。妈妈正在灶上做饭,大铁锅上的木盖严严实实围着一圈苫布,仍然不能阻止一缕缕水汽升腾,带出土豆熬豆角和玉米饼的味道。

“你还知道回家呀!”妈妈一边切着黄瓜丝一边说。口气并没什么怒气,我放了心。

“我去接大姐没接着。”我说。

“又撒谎,我不是告诉你火车已经过去吗?明明是想出去野!你大姐早到家了。先去外面再抱几根柴火进来。”

我应了一声,返身去抱回几根柴塞进炉膛,然后走进屋。大姐怀里抱着弟弟,正坐在炕沿边看二姐写作业。我爬上炕,趴在她的后背上搂住她的脖子。我每次都很小心不搂得太紧,因为大姐说过不喜欢我勒她的脖子。但不管我搂得多松,她还是会骂我,说我快把她掐死了。

她扒开我的手,正碰到我手背上的伤口,我“啊”地一声松开了她。

到底还是没瞒住。每次撒谎都被识破,每次做坏事都被活捉。“笨得当坏蛋都不及格。”大姐老是这么笑话我。

大姐一转身把弟弟丢到炕上,抓住我一直还没洗的手:“我的小祖宗耶,这又是作啥妖去了?”

我使劲想把手抽回来,但没她劲儿大:“嘘嘘嘘!小点儿声。刚才劈柴火扎的。别跟妈说。”

“这你还想瞒住?!这么大的口子!亚男,快把酒精和红药水给我拿来。”二姐去翻出药水瓶子递给大姐。酒精杀得我跟杀猪般嚎叫起来。

妈妈检查了我的伤口,说没有大碍,只是皮外伤,但这几天尽量不要碰水了。我想,也算因祸得福吧,我最讨厌的家务就是洗碗洗衣服。

晚上我挤进大姐被窝里。每次她回来我都跟她睡,她不愿意也没办法。她逼我保证不会把脚丫子踹她嘴里,否则她就把我踹到炕底下去。我答应了她。其实也就那么一次我把脚踹她脸上了,每次都说每次都说,真没意思。说我睡觉好像转风车,整宿不停,说那么小的一个小人儿,占的地方比谁都大。我注意过,弟弟睡觉也转风车,可没人说他。

火车与镇子

爸爸在镇上工作,大姐在镇上中学读书。妈妈带着二姐、我和弟弟一起住在村里。大姐过一段时间就坐着火车回来看我们。爸爸有时和大姐一起回来,有时不回。

偶尔我也会被带着坐火车去镇上看爸爸。

我特别嫉妒大姐总能坐火车,但我得小心不能说出来。虽然还没有上学,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种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当然,真正的好孩子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念头。幸亏脑袋不是透明的,否则我肯定要挨更多的打。

我喜欢坐火车,无论是坐在绿皮车厢里,还是坐在货车最后那节车厢。

开始,我一直很奇怪,明明是最后一节车厢,为什么叫“首车”,“首”不是第一个的意思吗 ?火车头才应该叫首车啊。或者,不是“首车”,而是“手车”,因为我注意到每次进站、出站,车上那人都要拿着一只已经破烂成黑抹布的小红旗或者一盏灯,站在门边探着身子摇手。这个问题在我的肚子里翻腾了很久,因为我一时拿不准这是不是那种可以问出口的问题。后来是二姐问了爸爸,爸爸说:不是“首先”的“首”,也不是“手掌”的“手”,是“守卫”的“守”,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是给照看货车的守卫坐的。

爸爸夸二姐爱思考,总是问聪明的问题。

二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她学习好,还总是抢着帮妈妈干活,她从来没有打碎过一只碗,弟弟也一直是她照顾着。

我也嫉妒二姐。当然,这种话更加不能说出口,比嫉妒大姐坐火车还坏。但我可以背着爸妈打二姐,只要别太过份,她都会让着我,就算真的过份了她打回来,也不会很用力。最最要紧的,她不会跟爸妈告状。

火车要跑很久才能到镇上。我数过,中间有四站。有一站停得时间特别短,另外三站停得时间比较长。

有时候,我们的车停下来就不走了。爸妈说我们在“会车”,就是等着跟另一趟快车开会。但其实快车从来都不会跟我们的车开会。每次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结果那快车理也不理我们,拉着长长的汽笛呼啸而过。等它尖锐的汽笛声变得平平的,消失了,我们的车才会先叮叮咣咣一阵乱响,接着吭哧吭哧几声,慢慢开始向前挪。

我喜欢看车窗外飞快后退的草甸,时不时地,就有一片花海。那些常见的花没啥稀奇,但有时会看到我没见过大朵的野花,高高地从一大片花海里站出来,有时还更显眼,就是在一整片绿蓬蓬的草甸上孤单单地一朵,骄傲得不得了。我在村前的河边、村后的山上都找遍了,从来没有找到过那样的野花。我想有一朵,哪怕不摘下来,只是认真看一眼也好。可火车开得那么快,很难看得清楚。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爸妈同意我在中途的车站下车,比方说,就趁着“会车”的时候下车。

“太远了。”爸妈说。

“不会啊,就在刚刚看到的,一下子就走到了。”我说。

“火车一下子就走到了,你走可就走半天都到不了。”爸妈说 。

“我才不信呢,你们就是嫌麻烦不想带我去。”但这种话最好也得憋在肚子里。

我喜欢坐火车还有一个原因。每次爸妈都会带点儿吃的,冬天是几把瓜子,夏天可就美了,黄瓜、奶柿子、香瓜……。每次掏出吃的,爸爸总要说:“穷家富路嘛,路上得有些吃的才踏实。”

镇子火车站和我们村的火车站最大的差别就是谁都没办法沿着火车道出入,进出都得走检票口。检票口的栏杆都是大铁管子,又密又结实,还特别高,谁也别想钻过去,也不可能翻过去。两个窄窄的门,穿铁路制服的人站在门边也是用铁栏杆围起来的一个小笼子里,检查每个人的票。没有票的人会被推向旁边的小屋,“去补票”,爸妈解释过。

爸爸抱着我,妈妈抱着弟弟。“抱在怀里的孩子不需要票”,爸妈说过。

但有一次,那个穿制服的检票员还是把我们前面一抱着孩子的人推进了旁边的小屋,边推边叫:“去去去!补票去!你孩子都多大了?啊?脚都当啷到哪儿去了?!”

我猛里缩了一下腿,在爸爸耳边小声地问:“爸,我的脚当啷得厉害吗?”爸爸没出声,把我向上颠了一下。我猜我肯定是又把应该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了。但爸爸没骂我,像往常那样抱着我走出了检票口,一直走到站前广场边上,把我放下来。

站前广场正对着百货商店,是镇上我最喜欢的地方。那是栋两层的大楼,镇上最大的楼——好像也是唯一的。每次上镇上,爸妈都会带我去那里,妈妈会去楼上看花布,我就呆在楼下的文具柜台,永远看不够。

啧啧啧,光铅笔就有十几种,整整齐齐地排在柜子里,黄色的普通铅笔、高贵的墨绿色中华铅笔、印着各种花样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铅笔。村里的供销社常年就有两种铅笔,一种带橡皮头的,一种不带,都是黄色的。

更别说铅笔盒了。供销社可没有铅笔盒卖,而这个柜台里,光普通铁盒的就有好几种。还有一种塑料泡沫的,天蓝色的,比铁盒的宽一倍也厚一倍。为了让人感受它的与众不同,它的吸铁石的盖子是打开的,盖子上有一面小镜子,和一个透明小袋子,是插课程表的,盒子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排整齐的小套套,可以把铅笔一根根插入套套里,下层有专门放橡皮和格尺的格子。那铅笔盒可是特别特别贵,村里的孩子见都没见过,我画给小军他们,他们说我吹牛。他们从来没来过镇上。

我不是说我爱学习,或者期待上学什么的,那是二姐喜欢的。我只是喜欢漂亮的文具。

只是镇子火车站的检票口真的挺像监狱的笼子。

我的三个天敌

“起床!起床!揭老营喽〜〜〜〜”

被子“呼”地一下飞走了。我扑楞一下坐起来,揉揉眼睛。阳光已经照进东窗,是个大晴天,我翻身又倒在枕头上。炕上的被褥都已经收起来了,只剩下我的。

二姐把我的被子叠起来,放进炕梢的炕琴里。又折回来,抓着我褥子的边,往起一站一抖,我就叽哩咕噜从褥子上滚到炕席上,她咯咯咯地笑着,把褥子也叠好,和枕头一起收进炕琴。

那炕琴是妈的嫁妆,姥爷亲手做的。别人家的炕琴拉门会镶块玻璃贴张画,而我家的炕琴拉门却是木板的,上面是姥爷用电焊一笔一笔烫出来的水墨山水画。第一次来我家的人都会惊艳不已,但我看却是平常得很。有一次,趁爸爸焊大洗衣盆的功夫,我偷偷地拿了电焊在最左边那扇拉门上补了个小人儿。那是唯一一次我挨了妈妈的痛打。我的意思是,平时妈妈随手给我屁股上来一巴掌或者一脚不能算挨打。那次妈妈是从扫地的条帚上抽了一根竹蔑子教训我的。

我四仰八叉地躺在炕梢,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炕琴上自己的杰作。那小人儿也是四仰八叉的姿式。弟弟爬过来,“小姐姐,小姐姐”地乱叫,小手乱拍我的脸。有这个小鬼头在,你就没法安生。想想吧,有这么个走路都走不好的小尾巴,玩什么都玩不痛快。好在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二姐带他,不用烦我。

大姐一边放炕桌准备吃饭一边冲外屋说:“妈,那一会儿吃完饭,收拾完,我就带亚男去找秀秀。夜里下了小雨,现在晴了,正好采蘑菇。”

我“呀”的一声,一咕噜从炕上坐起来:“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不行,我才不带你呢,事儿精儿!”

我“嚎”地一声就哭开了。妈端着一盆玉米饼子进来,放在炕桌上:“大清早又惹她嚎!你非逗她嚎才高兴?!你带她俩一起去。我今天有事儿要带弟弟出去一下。”

大姐冲着妈张了一下嘴,又闭上了。回身拧了一把我的胳膊上的肉:“死狗剩子,赶紧穿衣服洗脸去,拖拖拉拉的,要是赶不上别怪我不带你。”

我的大名叫胜男,但惹到大姐二姐时,我就变成狗剩。我讨厌别人叫我狗剩,但如果带我进山,我就不计较了。

妈说,前山是林场,树都是后来种的,后山才是真正的深山老林,不但有蘑菇,还有山丁子、榛子、野葡萄什么的。

最重要的,有狼,村里的大人都听过狼嚎。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等大姐回来带我才能进山。二姐也还不够资格带我进山,二姐只够格带我和弟弟去村前的河边玩。还有人说山里还有熊瞎子,但马上旁边的人就会反驳“瞎扯啥,早没了”。但狼是真的有。我和小军他们讨论过,“撒谎的孩子被狼吃”的故事可能真不是大人编出来吓唬孩子的。

郑老六家的疯狗在院子里上窜下跳地咆哮,好在院门关着的。我躲在大姐身后,死死地揪着她的褂子后襟。

这村子里只有三样是我当真害怕的:郑老六家的疯狗,赵超家的大白鹅,和赵三爷的傻儿子。

如果没人陪着,我可不敢靠近郑老六家,你可保不准他家的院门有没有关严实。虽然我家跟他家拉得上远房亲戚,那狗可是一点儿也不认这门亲,那狗简直就是六亲不认。

去年小军他哥赵爱国被咬了。小军家要把狗打死,但郑老六不让。郑老六说他家的狗不是疯狗,就是凶了点儿,打猎用得上。最后,郑老六家赔了小军他家二十块钱,还按着老方子说的,剃了狗毛烧灰给小军他哥外敷内服。妈说,如果小军他哥有个三长两短,这两家的梁子可就结下了。可我看小军他哥没几天就又下河摸鱼了,一点儿也没有怕水的迹象,应该没事吧。可妈说,疯狗病可能过好几年才发作呢。

我有时觉得,倒是我可能有疯狗病,否则怎么那么讨厌水。嗯,我不讨厌下水摸鱼,我讨厌洗脸、洗碗、洗衣服。我怀疑也许是我小时候被郑老六家的狗舔过或者咬过,但我不记得了。每次听到郑老六家狗狂叫,我就觉得这事不是完全没可能的,说不定哪天我就突然犯病死掉。

说起赵超家的大白鹅,那可是有切身之痛的怕。据爸妈说,我从路还走不稳的时候,就表现出招猫逗狗讨人嫌的个性,所以被大鹅咬也是早晚的事。按他们的说法,肯定是告诉我一万遍,不要去招惹大鹅,而我是这么个越不让干越要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缺德孩子,自然是非要趁着大人不注意的功夫去跟大鹅一较高下,这才酿成惨剧。

但事实才不是那样子的呢。平时,我都离赵超家的几只大鹅远远的。我不过就是淘,又不傻,怎么会没事去招惹挺起脖子快跟我一样高的大鹅?

那天,我赢了小军一粒彩色玻璃球。是他刚得了,还没怎么用过。通体晶亮,没有一点儿磨痕。里面是五彩瓣,颜色鲜亮不说,还没有气泡。绝对是上品。回家路上,我转着玻璃球迎着阳光看。嘿,别提多漂亮了。

突然就听到“嘎”地一声:我无意间撞进了赵超家大白鹅的地盘。那只大公鹅已经张开翅膀挺起脖子摆出战斗姿势。我嗷嗷叫着拧身就逃,但没跑出几步,屁股上就吃了重重的一口。那大坏鹅还不过瘾,又狠狠一拧。

唉呀我的妈呀!害得我好几天坐板凳只能欠着半拉屁股,一不小心坐实了,就疼得“唉呦”蹦起来,招来一片笑声。

我的五彩玻璃球再也没找到。

赵三爷的傻儿子原来并不在排行榜上的。他大部分时候都被关在家里,偶尔出来,也大多是三奶拉着他。就是他那张傻脸在我看来有些吓人,但不看也就是了,不是个问题。

前些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在公社场院上玩过家家,旁边几个奶奶大娘在场院上拆毛衣毛裤扯闲天。一个说,赵三爷的傻儿子想要媳妇呢。趁三爷三奶不注意,自己跑出家门,正巧那天老宋家的外甥女从前屯来送东西,被傻子从后面一把抱住,差点儿把那闺女吓死。

我琢磨着,“傻小子儿,坐门墩,哭哭咧咧要媳妇”,讲的是坐着哭,可没说还带抱的。我一边琢磨一边就哼出了声。被奶奶大娘听到,一起哄笑起来:这小丫头片子是想汉子吗?要不把你说给赵三爷的傻儿子当媳妇吧。

那天夜里,我真的做了个梦,梦里我被赵三爷的傻儿子直追到河里,差点儿被淹死。

采蘑菇的小姑娘

赵秀秀是大姐的好朋友,她妹妹赵丽丽是二姐的好朋友,可惜她家没有小妹妹可以给我当朋友。不过大姐说得也对,就算有个小妹妹,人家也不会像我这么淘,仍然做不成朋友。

赵家在郑老六家隔壁,所以我特别服气赵秀秀和赵丽丽的胆气,两姐妹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怎么竟然不怕郑老六家的疯狗。

“你咋还带她了?”秀秀姐问我大姐。我心里一紧,生怕又被甩掉。

“没招儿,我妈今天有事出去,不放心留她一个人在家,只好我带着了。”大姐把我一直揪着她衣服的手打掉,“别揪了,臭爪子那么埋汰。”

我拧身往后山跑。第一为了赶紧离开郑老六家这是非之地;第二免得慢一步被姐姐们抢先把我甩下。战斗经验我都有,想甩掉我可不是那么容易。

我喜欢后山林深树密的神秘感。

挺拔的松树上指云霄,上面挂着大大小小的棕色松塔,偶尔有一个从高处掉下来,悉悉嗦嗦地穿过枝叶落在不知什么地方。

老榆树和老槐树老粗的腰和疙疙瘩瘩的老树皮,总让我联想到村里的大娘奶奶。

我最喜欢的是白桦,尤其喜欢剥那层薄薄的白树皮。大孩子们说我们的作业纸就是拿它做的。我很怀疑。我试过,第一,根本没法剥出整齐的一张,第二,太脆,很难在上面写字,铅笔一戳就一个洞。但仔细地剥下来一块尽可能大尽可能整齐的白皮,实在是件让人屏气凝神的趣事。

榛子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仍是一团团一簇簇绿色的花,花边皱皱的,特别像去年过新年时大姐带回来的纸花。那是她班级新年联欢会上挂在教室里的用软软皱皱的彩纸扎的。榛子花里面包的就是还没熟的果子,等果子熟了,就会从花里涨出来。大姐说:“傻瓜,那不是花,榛子花早谢了,那是萼片。”

鬼才要信她,听听她编的瞎话。你听听,饿骗!骗谁呢?傻子都知道是故意笑话我总是喊饿。

爸说:“啥时候问大家饿不饿,若男和亚男准说不饿,就胜男,啥时候问都说饿。”都成了全家的经典笑话了。我也不想说饿,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爸爸一问,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耳朵里已经听到自己好大的一声“饿!”

山丁子的花也谢了,可离能吃上酸酸甜甜果子还有好久好久。那果子没熟的时候可吃不得,涩死个人,要熟了才好吃。一想到那红红的小果子,我赶紧把满嘴的口水咽下去,免得流出来。

高枝矮桠间 ,藤缠蔓绕。偶尔能看到一大蓬野葡萄藤。唉,这玩意,只有入冬被霜打了以后才能吃,否则那酸涩味能要人的命——我赶紧又咽下一大口口水——但,真的等到下霜,野葡葡早就被小鸟、松鼠吃得一干二净,根本轮不到人吃的份儿。

头顶上是枝叶藤蔓织出的密不透光的网,身边的蓬蒿杂草比我矮不了多少,四周因此变得幽暗。草叶清新的芬芳,松脂奇特的气味,尤其是地上积着多年的败叶枯枝和死去的老树的腐木味,在鼻子里搅成深山老林独有的气息:带着一星星恐怖却引人入胜的神秘气息。

我们要寻的珍宝就在这密林深处。

我只能准确地认出榛蘑和元蘑。爸妈说,蘑菇不能乱采,只能采认识的,否则万一采到毒蘑菇那可就要命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所以,我只采榛蘑和元蘑。

钻进树底下厚厚腐叶堆里去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时不时被树枝子刮了脸扎了眼睛——我是说扎了眼皮,你知道,眼睛总是能先知道要发生什么,还没扎到它,它就已经闭上了。这真是件神奇的事。

突然,我意识到身边没有了姐姐们的声音。站起来,四下望去,只有密密层层的枝叶,看不到姐姐们的人影。

“不要慌。”我对自己说,“不要叫,否则下次她们可真不带你玩了。”

我想先退回到密林小路上,但完全失了它的方向。我控制自己的声音,叫了声:“大姐!二姐!”没有回应。远处倏倏的声音,是小松鼠窜上了高枝。

“大姐!二姐!你们在哪儿?”我提高了音量,同时在心里大声命令自己:不要哭!不要哭!绝对不许哭!

似乎是回应我,遥远的山坳里,隐隐地传来一声呜咽:喔噢〜〜〜〜〜〜〜〜

狼!

山里果然有狼!!

我扔了篮子,用胳膊掩着脸,不顾一切地在林子里飞奔,边跑边声嘶力竭地哭喊:

“姐!姐!狼来啦!狼来啦!救命啊!救救我!”

死狗剩子又有了新故事:被夜猫子吓掉了魂儿,不但丢了采到的蘑菇,还丢了一只小篮子,罩衫的两粒扣子也刮丢了。再一次完美印证了“干点活儿不够添乱的”定律。

我又差点儿死掉

说来也奇怪,手上那么大的口子,没两天就好了。这意思是,姐姐们去河边洗衣服,我也得去帮忙。

洗衣服不是我爱干的活。但无论是下河摸鱼摸虾打水仗,还是在岸上捉蜻蜓、逮蝴蝶、扑蚂蚱,都是极有诱惑力的。等姐姐们把衣服洗好,铺晒在草丛和矮树枝上,然后每个人摘一片极大极大的蒲叶盖着脸,躺在河岸树荫下睡上一觉,再也没有比这更享受的事了。

河边有四、五块大洗衣石,可不知道是自来就有的,还是有人特意搬来的。几块小一点儿的洗平常的衣服,一块极大极平的,大家轮着用,最合适洗被单子。先把被单子展开,按在河水里,浸饱了水,对折,拖到石头上,打上肥皂,再折两折,拿棒槌顺排锤打过去,翻面,再锤打回来,撩些水上来,继续反复锤打;重新对折,把里面的翻外面来,锤过去锤回去;再翻再锤。

几块洗衣石上此起彼伏乒乒乓乓地捣衣声。脏水顺着石头流进河里,好像滴了一大滩墨。河水不断地把那墨色冲走了,墨色越来越淡,直到看不真切。这是个挺考验耐心的活,而且,如果衣服没有放好,一棒子下去,手震得生疼不算,大姐听到了说不准又要骂我:“你要把棒槌敲断了看我不揍你!”

但今天大姐担心我手上的伤,格外开恩:“胜男,不用你洗衣服,你也别下水,去捉蜻蜓去吧,一会儿帮我和你二姐晒衣服。”

我领了圣旨就往草丛里跑,大姐在后面喊:“别往草深处钻,小心草爬子。”

河边的蜻蜓特别多。每种蜻蜓都有名字,橙色最常见的叫小一般,和小一般身形一样但全身特别红艳的叫红辣椒,尾巴下方发灰的叫灰老头儿,翅膀尖尖上有黑色花边的叫花翅膀;体型小很多细细瘦瘦的叫豆娘,飞得慢,倒像是在风里飘;体型大很多的叫绿豆、蓝豆,可没那么常见,极漂亮,翅膀是金的,在阳光下闪着波光,绿色、蓝色的尾巴也泛着金属光泽。

豆娘虽然好捉,但太娇气,稍不留神就被掐得半死不活,不好玩。

小一般很傻,停在树枝的尖尖上,东张西望一会儿,以为安全了,它两边的翅膀就会向前下方一沉。这时候,轻手轻脚绕到它的后面,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出剪刀的样子,慢慢地,慢慢地伸到它一侧翅膀上下一夹,十次总有一次能夹中。翻开肚子,如果胸下腿间有密密的红点点,妈说过,那是要产卵的,要放掉,否则就没有小蜻蜓吃蚊子了。没有红点的,可以拿来玩。

红辣椒和花翅膀可就机灵多了,就算它们的翅膀沉下去了,也能突然起飞,在手指缝间飞走。灰老头儿的机灵劲在小一般和红辣椒之间,但我不喜欢。

最让人眼馋的当然是绿豆和蓝豆。但它们太精灵了,还没走近,就飞走了;飞得又高,常常停到高高的树枝上,根本够不到。

我一直想有一个捉蜻蜓的网子,长长的杆子,头上用粗铁丝弯一下圈,挂一个纱布兜子。没有那 个网子,几乎捉不到绿豆和蓝豆。跟妈要,妈说:去去去,哪有多余的纱布给你玩。

我追着一只蓝豆。心里知道一定是徒劳,但仍然不能压抑那一点点侥幸的心理。这只异乎寻常地大,异乎寻常地漂亮。整条尾巴亮蓝色和黑色相间,翅膀是金底黑丝网。它在我前面闲闲地飞,似乎故意在挑逗我,总是落在离我不远的草茎上,等我小心地拨开齐腰的草丛,稍一走近,它就腾空而起,稍一盘旋,飞出去几米远,又轻盈地落下。

它和我捉了半天迷藏,大概终于玩够了,凌空飞起,飞过小河,消失在对岸的阳光和树影间。

我一屁股坐在河边,全身都是汗,痒痒地流下来。尤其是胳肢窝下面,痒得厉害。我撩了捧河水,洗了洗脸、胳膊、腿。河水是清凉的,全身都舒爽了。但不知怎么,胳肢窝下仍然热辣辣地痒着。

大姐在叫我去晒衣服。我跑过去,把洗好的衣服搭在草丛上。

“大姐,我胳肢窝好痒,你看看是不是被蚊子叮了?”

大姐抓着我的手举起来一看:“死狗剩子,告诉你别往草棵子里钻你非钻,是草爬子,头已经快钻进去了!赶紧往家跑找妈去。”

我高举着右臂,一路嚎哭着往家跑,几次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草爬子钻进肉里后,会一路沿着血液游到大脑,然后在那里住下来,吃光人的脑子,人慢慢傻掉、死掉了。

我要变成赵三爷家的傻子,然后死掉!

我当然又没死成。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救了我,就是火烤得我胳肢窝好疼。

“幸好还及时,头还没全钻进去,再晚一会儿我可就没招儿了,只能送你去县医院。你呀,像你这么淘的小丫头片子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一个。”

妈妈让我谢她救命之恩,我不愿意。我从来都不喜欢她,每次见她都没好事。

回家后,我被妈妈打了两下屁股。往家跑的路上把塑料凉鞋的扣袢崴断了,这是去年才买的凉鞋。唯一一双好鞋终于也破掉了。妈妈用火钳子把断掉的扣袢烫化重新粘上。原本晶莹透亮的塑料拉带多了一个很丑很丑的黑乎乎大疙瘩。

我很伤心。

大姐在背地里又拧了我的肉。因为草爬子的事,她也被妈妈骂啦。

再见我的童年

家里的几只母鸡比赛着下蛋,没白费我的心思。

几场雨后,院子的栅栏上的木耳大丰收,难得地吃了几次鸡蛋炒木耳。

院角的菇茑长势也超好,每天从早到晚我和两个姐姐嘴里都咕唧咕唧响个不停。我心里暗暗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像姐姐们一样,把绿菇茑稍稍揉几下,轻轻一拔就做成一个完美的菇茑皮儿。

玉米已经抽穗,馋嘴的赶着吃了几穗煮玉米,但香脆好吃的烤玉米还要再等些日子,等玉米老一些才好吃。再过些日子,玉米差不多收完时,就可以吃玉米杆了,虽然赶不上高梁杆甜,但量大,随便吃,只是要小心手和嘴角。当然再怎么小心,肯定还是要被划破的。

仲夏来到最高潮。放露天电影的来啦。就在公社场院上。正中央,支起大大的黑边白布。

饭都顾不上好好吃,我就急着往外跑,但妈妈说急什么,天还没黑呢。天不黑就不会放电影。可天总是不黑。太阳都落下去了,但还不够黑。

“再等等,马上就可以了。”

终于场院上坐满了人,自带的小马扎、小板凳,懒的就直接坐在自己的鞋上。

放映机嗡嗡地转起来,白布上人影憧憧。

演什么电影我可不记得,因为根本不重要嘛。我和小军他们跑前跑后,白布的正面和反面,都是一样的,只是左右相反。

小军高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他总是记不住第二句是“红星灿灿”。他故意满嗓子地高唱,试图盖过屏幕上人的声音。他娘用更高的嗓门儿吼他闭嘴,不想看就滚回家去。

我们就嘻笑着躲到场院边上的草垛里。屏幕一闪一闪的光亮,把草垛变成一个绝好的战场:一亮,是白天,发起冲锋!一暗,是黑天,潜伏。当然也可以偷袭。我喜欢玩打仗的游戏,比电影里好玩,电影里一打仗就死好些好些人,但我们只是玩玩,不会真死人。我一直对那些为拍电影死掉的人又敬又怕又不理解。

第二天,我们骑在村口的歪脖子榆树上,听管草料的赵三爷边打扫我们的战场边高声喝骂“这帮小兔崽子”。

我们并不是专为了听赵三爷骂人。那棵榆树长在村口土坡之上,正对着铁道线。我们等着绿皮客车经过,便一齐冲着车窗里的人喊:

大雨哗哗下,
北京来电话,
叫我去当兵,
我还没长大。

几天之后,爸爸从镇上回来了。全家都忙起来,邻居们也来来往往不断流儿。爸爸妈妈说,我们要搬家了,搬到镇上去。

“这么说,我们全家都去镇上了?再也不用分开了?”我问。

“对呀。而且开学你也该上小学了。”爸爸说。

我想起镇上火车站的检票口,真的好像监狱的笼子。幸好笼子的对面有满满一柜台的漂亮文具。

再见了,我的童年。

我长大了。

2020.8.19
于RH


纪念永不复来的虚幻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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