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理论，甚是繁杂，儒、墨、道、法，争论不休，然而当时皆是为天下寻求出路，一定角度上看，都是治国、治民之道。
其中，便有对称性的问题。甚至说，诸子治国之道，皆归于此。
先看一张图：
治理社会，终究追求稳定与和谐，道家去追求对称——均等，这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结构是否稳定？我们设想一张渔网，四周用力拉扯，是对称了，也均等了，稳定吗？不稳定，只要剪断一处，便会撕开大口——社会崩塌了，而这「力」，便是人际关系、利益交往。
要对称，就必须去掉这些力，至少，不能太大。
没有人际关系，则庄子有「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没有利益关系，则杨朱有「一毛不拔而救天下」。
而为了维持这种混沌而恬淡的状态，则有「小国寡民」的结构。
因为对称，所以有「齐物论」，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同之世，岂不美哉；小国寡民，恬淡虚无。如今可行吗？难，至少在人口众多的今天，小国寡民只能是一个梦，它终是「先王之治」。而实际上，在「先王」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崩坏了——如庄子所言：
「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人口增加，文化发展，经济增强，「小国寡民」的体系无法保障，对称体系的稳定性便无从谈起，对称性被破坏，「先王之治」，尽矣。
如庄子所说，「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注意到，「儒」在图的正中央——行仁爱，追求对等、与差异。然而儒家似乎不希望秩序，或者说不对称继续发展，甚至到了法、墨的程度。我先前说，对称很美，孔子也这么觉得，他念兹在兹的，也是大同之世：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然而世事终究是「大道既隐」，所以「天下为家」，至少，没有走向「天下为己」的极端。为了维护这个秩序，这个结构，以及这个「中庸」的不对称，便有礼治。
所谓「礼为异，乐为同」，通过礼乐教化，维护这个体系。同时礼乐也是一种「阻力」，来防止对称的再次破缺——倒向法家，事实上儒家后人已经这样倒戈了。维护有机的对等，故有「君子 - 小人」。
图中的另外两个——墨家与法家，他们的结构，都是高度不对称的。
墨家求兼爱，看似高度对称，却不稳定——它是无源之水，比不上儒家的「亲亲之爱」稳定，而对称性，也因为它的高度对称而自发破缺了——兼其爱，然而民必有争，争必求果，又不能来法制，怎么办，听领导的，所谓「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高度的平等崩塌了，对称性也破缺了，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它需要坚定的思想，就像在渔网的每个结上绑上木棍，「兼爱」使得拉力陡增，木棍必须紧紧的扎入土中才可以——这终究是不稳定的，终究是要崩坏的。
而法家，无情，高度不对称，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秩序，结构也早已不是渔网，而是机械，人民就像泥沙，所以无所谓文化，故有焚书坑儒；无所谓民生，故暴政起焉。
诸子之争，就像一群人在争论这几个变量——对于秩序的争论，对于 兼爱 - 仁爱 - 不爱 的 拉扯与争论，这样的争论终究是无果的，因为他们都是自洽的，他们都配套着提出了相应的结构来维护他们的理论，都将社会推向某一个稳态——看，对称性又自发的破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