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大艺术家在母亲葬礼过后收到昔日“问题班”伙伴带来的曾经学监的日记本，由此展开回忆，将失败音乐家克雷芒.马修的教学生涯展现在观众眼前。温情，细腻的影片曾数度催人泪下。我看完影片也一时感触颇多。
我一直纳闷，我曾经是个记性不错的孩子，好多次学期末的家长通知书里老师对我的评价也基本上都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之类，可是为何却独独不大记得我的小学时光，尤其一二年级时候的事？每次同学聚会大家说起来班级里的趣闻轶事，我总一脸茫然，样子好像穿越而来。我几乎背得出小学里学过的所有的诗，记得大部分课文，甚至记得自己两岁到七岁间很多琐碎的事，却不记得我的小学同桌是谁，不记得班级里好多同学的样子甚至名字，尽管我与那些同学朝夕相处长达六年。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或者就是孩子的记忆力也许本就不那么好，直到后来读了一些心理学著作之后我才知道，世间真的有种病叫“选择性失忆”。这不夸张，也不奇怪，只是个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罢了，就像人趋利避害的本能。简单说，是个体遭遇了外界的积极或者消极虐待之后又无能为力时潜意识做出的选择，将那些不好的回忆屏蔽掉以期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当然，这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回想往事，在恍然大悟中我想起了被小学老师虐待的两年。我在农村长大，读的是县城里的小学，启蒙教育遇到的是一个势利、狭隘又暴戾的女老师。她器重那些为数不多的父母都有体面工作的县城里的孩子，但是不代表她会对他们有耐心，只是相对其他农村来的孩子来说对他们的惩罚要轻得多。对我的惩罚也是随心所欲，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答不出题被打，答得出题被打，什么也没做其他孩子叫家长的时候我也要被打，甚至会因为作业写得好也要挨打，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我一二年级基本上没有多少记忆可以说是在所难免。
但是我始终记得三年级时候的音乐老师，记得她的笑。她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声音有点尖锐，算不得好听，但是很有特点。有次音乐考试，轮到我上场，我一张嘴同学们就哄堂大笑。我窘迫不已，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惶惑不安地绞着双手站在讲台上。她冲我微笑，点点头，示意我继续。在她的鼓励下，我又开唱，但同学们还是笑成一片，音乐老师也忍俊不禁。我不知所措，低着头。老师制止了同学们的喧哗，笑眯眯地过来摸摸我的头，坐在钢琴旁为我伴奏，让我接着唱。我第三次歌唱，但是依旧没能让同学们的笑声停下来，我甚至看到音乐老师自己也笑趴在钢琴上。在我即将崩溃之际，老师出声了，她微笑着说我是个认真又可爱的孩子，只是唱歌有些不着调。她的笑在我的脑中定格，她替我解围时的话就像福音。
好老师是难得的，
尤其是像影片里的马修一样的好老师，更是难得。马修自己也总结，他是一个失败的音乐家，失业的学监，但是他有爱，有宽容，有尊重，所以才让大刺头丹蒙也对他回以善意的微笑。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大教育家也有这样缺乏耐心的时候，更何况到不了孔圣这种境界的广大教育者们？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他的人生极乐，是建立在英才之上，如果你不是英才，你就很可能连他的痛苦也不是了，更别提快乐。由此可见，很多教育者的教育都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比如为了考试排名、为了晋升、为了扬名立万。这无可厚非。但是要知道，教育是一场爱的修行。缺乏爱的教育将是灾难，会将绚丽多彩的花园变为一片荒原，如歌词所唱，“死神也望而却步”。亚里士多德曾说：“教育的根是苦的，其果实是甜的。”想想，如果没有爱，教育的果实还可能是甜的吗？
心理学上有种说法：爱是一种回应，没有回应将会是绝境。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爱的需求？希望被回应，被关注，被理解，被尊重，被宽容等等？有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微笑、安慰、拥抱甚至谎言。在得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幸福指数飙升，爬七十楼也有劲了？得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生无可恋，喘口气也觉得费劲？同样的，所谓的“问题学生”，也许只是得到的关注与理解太少，得到的爱与尊重太少，就像《放牛班的春天》里每个孩子。他们并不是不可救药。当你细心聆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都是那么美好。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与立场要求教育者对每一个学生都能了如指掌，细心负责，因材施教，这不现实。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要求教育者们内心阳光，给孩子们正能量。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我从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的人就得带个头。”是否可以理解为，知识的传承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们的认知能力？但是认知能力不会凭空得来。那么，认知之花是否该用爱与耐心浇灌？
说到底，教育就是良心事业，爱的修行。愿每个孩子都能被马修一样的老师温柔以待，也愿每位教育者都像马修一样美好善良，愿每个放牛班都能有春天！
最后，向默默无闻奋斗终生的马修一样的老师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