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跳楼的江大学生袁某，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同班开始 我们认识了九年。
李牧让我谈谈见闻和感受，我从震惊、错愕、惋惜和极度不真实中收拾好自己说 好。
我跟袁同学虽然认识很久，但往来很有限。我只从我的印象中和共友的了解中，讲讲袁同学这个人。
他外形黑黑瘦瘦的，理科成绩一直挺好，经常被老师表扬。
他性格挺开朗，即使被老师批评，也还是笑嘻嘻地接受。
他喜欢玩，对各类游戏如数家珍，爱打乒乓，课间十分钟也要约上同学去打乒乓球。
与同学相处得也很好，即使在高中学业压力大的时候，他也经常在走廊上与同学有说有笑；上一次同学聚会时，他还表现得很开朗，看不出反常的迹象。
从我对袁同学的认知来看，他并不像是会做出自杀这种行为的人；不知道三年的大学生活，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因为学业问题（挂科），袁同学不得不留级；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大二时去学校陪读，这必然在他的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同龄人，留级让他抬不起头；面对母亲的管束，他无法敞开心扉。
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小镇；他出身自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家庭；他也没有什么能增添自己竞争力的特长或爱好。他是“小镇做题家”的典型，他的全部自尊来源于学习、做题。
当他来到大学，他惊异地发现：大学不再是那个只需要埋头做题的地方了，只是会学习会做题也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的认知断裂了。他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当挂科、留级撕碎了最后一层遮羞布时，他的尊严也丧失殆尽。
他是一家人的希望，他背负着重担前行。
从热搜上得到消息后辗转反侧了一夜，我想明白了什么。
| 当高压成为一种常态
在我看来，这些自杀事件中，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上吊自杀事件，更具有代表性。
倘若读过他的遗书，都会疑惑：能写出这样一段诙谐幽默的文字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
而其遗书中的描述，更是令人绝望。
“想当初为了逃避找工作考了研究生，结果刚考上贸易战就开打，就业形势一下严峻了起来。今年又赶上疫情，好想这三年读研期间世界跟闹肚子似的。”
“为了提高使用效率高，我把白天让给了别人，晚上通宵了好几次做实验，期望着赶紧做完，我好专心备考公务员。”
“其实我觉得H老师要求挺合理的，我们组一直要求很宽松，以前连组会都不开，除了每年年末老师请我们吃一顿饭，年中夏天带我们跟当届毕业生一起出去玩一次之外，并不怎么主动跟我们见面。”
……
我们读到了什么呢？
他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他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在就业和学习之间做着权衡。
他努力地进行着实验，也计划着考公务员。
他觉得老师的要求很合理——是的，并没有人直接地逼他。
不想就业，选择考研，认真学业，备战公考……一条如今看来是那么平凡的人生道路，竟然有可以逼死人的力量。
当今社会，高压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以至于放松自我看起来是一种罪过。
从小到大，每个人都教我们如何成功，但却无人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失败，哪怕一次。
我没有说谎：小学的课本就告诉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就是说，失败最终还是为了成功；请问我有资格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开辟一条新路吗？我想放弃，准许吗？
不，人们自己的内心都不会准许。人们执着地追求上进，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只是追求比身边的人好那么一点点；就这样，变成了推着石头上坡的西绪弗斯，再也不得安闲。
为了实现苍白的梦想，为了乞讨生存，人们不得不像机器一样运转。机器高负荷地运转也会坏，何况活生生的人。
于是这位研究生在绝笔信的结尾写道：
“希望能实现我一个愿望，让我下辈子变成某间猫咖里的一只猫吧，野猫也行，毕竟猫的年龄十来年，我活了25年，也没比猫久多少。”
比起人无希望的奔波劳碌，做一只猫会更幸福。不禁低眉，不忍卒读。
| 我们这一代：后现代的儿子
美国曾经有“迷惘的一代”，孕育了菲兹杰拉德与海明威等文学大家。
日本战后价值体系崩溃的时期产生了“无赖派”，其中太宰治的文字在当今青年人中大受欢迎。
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也处在一个混沌迷茫，信仰缺失，看不到方向的年代呢？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从本科到博士，大多是90后到00后。
我们的爷爷奶奶辈，经历了建国与社会主义建设，那个令人精神振奋的红色年代。
我们的父亲母亲辈，经历了改革开放，那个国内市场百废待兴、发展迅猛、只要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的时代。
当我们自以为“未来的希望”，自负地成长起来后，才猛然发现：世界并不是任我们翱翔的天空，而是处处羁绊的樊笼。
上一代人的发展，已经让社会结构定型且日益分明；要想另辟天地，谈何容易。于是我们只能在夹缝中间寻找机会，好尝一点残羹冷炙。
为了避免过早地卷入职场的竞争，越来越多人选择继续深造。然而，一方面是不堪重负的学术独木桥，另一方面是完成任务、冲KPI式的学术过程难以激发学习热情，大学正在变得臃肿不堪：大学生越来越多，但真正经世济民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少，学历贬值得越来越厉害。
于是高学历者不得不认清现实，放低姿态，好在社会上求得生存。当年北大学生毕业后卖猪肉，无数人高呼不解；如今，博士生去街道办，几个研究生争后勤岗位，人们都已见怪不怪。
在这个“读书无用”的世界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听起来都像知识分子无力的狡辩。
我们接受了高等的教育，懂得识别美丑善恶；可是面对资本，面对官僚，我们无能为力。从小听着父母的教诲：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要学会去适应它；可当我们试图把脚伸进污水中时，脑中又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说：不可以。
那位南航的跳楼学生的遗书，令人观之落泪：
“我一直是个很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对人和社会常常有极大的洁癖。在资本盛行的年代，所有的美丽成为利己的粉饰，所有的资源成为剥削的剃刀。”
“上寻下索，都是一张张冷血的脸，精致地把弱肉强食奉为圣经。”
“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串串衡量价值的数字。价值，也多逃不开掌权者的需求，躲不过资本的青睐。几年前我就开始想，为了加大自己的数字而去成为一个奴隶究竟有什么意义。”
……
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殉道。在一个金钱至上功利为王的世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会是怎样的下场？他用生命为我们做了最刿心怵目的解答。
而委曲求全者，也只能在窒息的边缘苦苦支撑。很多时候，他们加入到社会的这场罪恶游戏中，都是明知其不可，却不得不为之。
于是我们迷失了：孰为善，孰为恶？孰为真，孰为假？孰为丑，孰为丑？奋斗的意义在哪儿？个人的价值要如何找寻？
我们不断地试图在分裂的价值与褪色的意义中重新定义自己——自我阐释与阐释世界的过程交织着开始了。
曾经，有所谓的“勃学”——一套蔚然成体系的观点；一句“我没有复读，我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我没有更多的人脉，我不能成为高晓松的校友，我不能和街上的大神们有说有笑，我是傻逼”，至今被勃学信徒们津津乐道。
后来，我们都玩起了梗：吃饭第一名，混吃等死，铁five……这些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谁知道那些对你说“总有人要当five，为什么不能是我呢”的人，有没有背着你偷偷努力呢？
梗文化发展到高潮，孕育了一种被称为“狗粉丝”的群体，肆意地解构一切：解构真理，解构权威，解构名人，解构语言，解构生活的意义。
再到现在，三联周刊的一则篇文章，几张“自行车把上学习”的照片，如此有力地把“内卷”带到了人们的视野。
最近，忽然火起来的一句“早安，打工人”又饱含着无奈的戏谑……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后现代的儿子。
人生的意义，我们难以把握；自我的价值，我们无法定位。
我们习得的价值观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崩塌，曾经立志“治国平天下”，却发现就连“修身齐家”都难以企及。
我们一次次见证着理想与信念惨败给金钱与地位，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历史的教训中在阅读时我们都认识到资本的罪恶，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剥削与压迫在现实中发生。几位伟人的幽灵，在我们头顶游荡。
我们懂得要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道理。可现实看来，这无非是为社会的不合理添砖加瓦。那些发展的神话背后，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牺牲。时代的进步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之间，明显的裂痕难以愈合。深圳的腾飞的表象下，高密度的城市与愈发逼仄的下层生活便是最好的例子。
疲劳感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接踵而至的是无力感。最后，是希望的断绝。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点可怜的娱乐：游戏，电影，动漫，追星……可从中获得的快乐，又是如此的微薄。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活出自己，只能在虚拟的游戏世界杀敌；我们无法冲破那冥冥中的命运，只能借商业电影的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达成想象性的和解……
| 改变命运？
我们不只是自我的个人，还是家庭的个人。
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背负着父辈乃至祖辈的殷切期望。
对于一个平凡的家庭，孩子学业有成事业兴旺，就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
然而？
那是最好的途径，也是最狭窄的途径：好就好在其有效，但这条路上人太多了。
在奋斗的道路上我们开始习惯于相互倾轧，同龄人不再是伙伴，而更像一个个假想敌。我们学会了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讽刺的是，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不会变成那样的人。
如果真的在竞争中拼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呢？
成为体制的新奴隶，成为大公司的一个新社畜，成为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垃圾生产者……
努力已经不再是改变命运的有力手段了。
机遇，运气，资源，人脉，以至于外貌，有时候都比努力来得重要。
但我们还是执着于努力：因为颠扑不破的努力教神话，为了求得失败后的一份心安。
于是，在用努力改变命运的过程中，我们跌入了新命运：仍旧是失败者的命运。
什么样的家庭，最终会走出什么样的孩子。这仿佛是一个魔咒。
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的人，也往往会在政治、文化上据有更高的地位。我们看见资本控制舆论，我们看见学阀重现人间……
“你十年的寒窗苦读，凭什么比得过人家三代人的努力？”这句嘲讽之语，而今正在变成现实；它的最新翻版是，“985毕业的大学生将来都要给大专打工的。”
改变命运？做梦。
| 死亡？
社会的进步，总是自青年始；社会的问题，也总是在青年中首先暴露。
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中，有一些人放弃了。提前地奔向了自己的归宿：死。
叔本华曾经断言：人生是痛苦的，要从这种痛苦中解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死。这唯心论的观点，如今竟在成为现实。
不论是大学生频频自杀的社会现象，还是日常用语中“混吃等死”的语言现象，“死”不再是被避讳的字眼，而更像是坦率的摊牌。
我们无法言说十年后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却能就“我死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场景”“我要如何死去”等问题津津乐道。
我们还年轻，但因为这了无生气的生活，我们是过早思考死亡、过早面对死亡的一代。
当生命的意义变得难以捉摸之时，死亡就变得明媚而清朗。
我很难想象自杀者的勇气。但他们在楼前纵身跃起的那一刻，定会感到自己在真正地飞翔吧。
亡者已矣
去者，便去罢。
来者，应如何？
是蓄势后回敬以奋戈一击？
还是“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
当我们万念俱灰之时，会走向何方呢？
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说这句话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
请各位先救出自己，然后想办法发出更多的光吧。
书给袁的墓志铭。
注：自闭星球公众号及作者本人对文章叙述部分真实性负责
供稿：一个想说点话的人
编辑：不宣
排版/设计：李牧
来源：自闭星球 公众号 关注阅读更多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