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纯粹是个农民，而且大字不识一个，所以在旧社会很是受了些欺负，于是下决心要供出个读书人来，于是我祖父就非常幸运的进了私塾，读过了几年书，他生于1911年，所以也就没有了考秀才作状元的机会，于是到县城一家日本人叫松山的中医大夫开的医馆里当了学徒，想着学一门手艺，糊口度日而已。

后来不知怎地，他又当了几年私塾先生，不过为孩子启蒙而已，但是他有了个尊贵的称呼“先生”，至于后来他当了大夫，还是被人称为“先生”，等我父亲考了大学，伯父读了中专，大姑当了老师，二姑也读书后分配了工作，我又上了大学，我们家被人冠以“书香门第”的称呼，实在是我曾祖父始料未及的。

祖父四十岁时候，因为迎来了解放，于是被政府送到当时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去接受正规的中医培训，两年后回来分配到一个乡卫生院当医生，除了在卫生院坐诊，更多的是背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走街串巷的给人看病。

我记忆中的他一直都是身材高大的，有点肥肥的、壮壮的，满头银发，面目慈祥且有时又而严肃得令人生畏的，早些年的时候因为坐车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摔坏了一条腿，所以他一直拄着拐，走路是慢慢的，身体却永远挺拔。

他年轻的时候是以“孝”闻名乡里的，因为要照顾母亲，他十九岁才结婚，在当时已经是相当晚婚的了。结婚以后，他每次下班回来，首先都是到我曾祖母的房里请安，奉上买给曾祖母的礼物，陪她老人家好好地说上一阵子话，然后才会回到自己的房中，长时间外出回来或者年节时候，庄重地磕头请安也是必有的礼节。

对儿孙他也是严格要求，他毕竟是读过私塾的，所以有些规矩是要讲的，吃饭谁坐在哪个位置都是有讲究的。我隐约记得，小时候，我吃饭时候是绝对不能掉一个饭粒的，夹菜的筷子绝对不能在菜碗里夹来夹去的，我是小孩子，并且是男丁，所以可以受点优戴，可以挨着他坐着，母亲只能在炕沿边斜坐着，不时的拿这个递那个，父亲在他身前也并不敢高声说话。大伯父也和我讲过，他少年时候过年去他姥姥家串门，在街上先看祖父，祖父以为他贪玩还没去姥姥家请安拜年，很是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大伯父唯唯诺诺，一声也不敢分辨。

但他并不少仁爱，据大姑说，她中学读书时候，早上很早从家出来，走十几里路，到县城读书，晚上回家，中午只能饿着，祖父如果在卫生院坐诊没有下乡的话，中午就会拄着拐，走上3、4里路到学校去，顺便给她买点吃的果腹。

他退休后，许多人到家里来找他看病，他都是非常热情，还要家里管饭，对生活困难的人，并不收诊金，其实所谓诊金，也不过是有的人来的时候给带了两瓶酒或者一包果子，对远道来的或者还要留住，并没有怨言。他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存款，办丧事都是很拮据，母亲也抱怨他把钱花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

我的印象里他是经常出门的，而且每次出门都要好几天，那时候交通不便利，我家门口经常停着马车，上面铺着铺盖，一定是接他去给看病的，他也从没拒绝过，拿好自己看病的东西，坐车就走了。我很是盼望他回来时候，或许会给我带点东西。那一年，他去哪回来忘记了，带回来一瓶鱼肝油给我，说是对眼睛好，开始真觉得味道很难吃，但后来在他的注视下也喝了，然后就看见他笑了。

有一年到了年根他终于回来了，我在院子里听见他在外面和别人寒暄，一溜烟跑出去，他背个黄兜子，他比划了我的头，似乎说我长个子了，到屋里打开兜子，有一块过年的羊肉，还有两本小人书，有妹妹的红绫子，他左翻右翻，就是没找到给我的鞭炮，于是很懊恼，说这是丢哪了呢？我于是非常失望，伤心的哭，父亲管教我，他又跟我许诺要父亲明天一定给买来，我这才作罢。

到今年，他去了有32年了吧，留下什么了呢？原来家里最多的就是奖镜，每块上面都用红字写着奖给某某某，记得最清楚的有一面镜子上面写着：银针除病患，丹心为人民。至今还有两块镜子在老家放着。

2001吧，我去同学那参加他的婚礼，他把我介绍给他一个姐夫的时候，他那姐夫很激动，说你家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是你祖父把我二姐治好的，现在我二姐参加工作，已经结婚生子了，握着我的手，很是激动。而我对他是陌生的，我的记忆中去我家的那些马车、那些人、那些场景早都已经模糊了，而突然跳出来的感激使我受宠若惊。

家里人年节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免不了提起他，都说他规矩大，都有些畏惧他，但是也都感叹，后人没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否则哪会看病这么难，而且，现在当医生赚钱多容易啊等等。我想他们肯定不敢当着祖父的面说赚钱的事，他似乎从没想过凭借他的医术名声赚钱，我更多的是看到是他给人看好病，病人诚心感谢他时候，他乐呵呵的模样。

小时候他会经常问我，长大了买酒给谁喝，我总是说给他，他就哈哈大笑，抱我亲我，而最终也没有等到我买来的酒，今年清明，我备了酒、肉等祭品，去给他老人家上了坟，扫了墓，添了土。

2016年4月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