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过孟先生的《明史讲义》，大约了解了孟先生文章的特点，即史料丰富，长于分析。思想解史。再读《清史讲义》，顺利很多了。择要如下，细细品味。再看当下流行的历史书籍和历史连续剧，高下立判。
写历史的作者，即史家，是描写已经发生的事情。首先是自带观点的，“任何公正之人必带主观”，这个观点必然会带进历史文章中“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待事成之后”。然而我国的历史系统长期形成，从发动开始，事事记录，“一一留蜕化之痕”就算想不公正，不客观，也很难办到。除非作伪。《清史稿》继承了这种正统，可以作为正史。
特别批评当今的浅学人士，觉得历史只是故纸堆，贻笑大方。民国有浅薄人觉得清是仇敌，不需代为修史。明代元，即使厌恶胡人，也修了《元史》，表彰元世祖，可惜后代不能继承。历史的作用就是研究政治得失，“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
由八旗制度谈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联邦制幻想的破产，“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祖的设想是好的，八家可以各自为政，分治其国，没有君长，公推首长，随时更换，有外敌联合，和睦相处。这个制度设想自然是美好的，但是缺点明显，更加难以管理，初期兄弟不争，后期就开始互撕了。可是这是由兵制发展起来的，也可能为了开国稳定的权宜之计。
太宗（皇太极）就是开始运作，或拉拢，或离间，或吞并。在操作和文化两个层面改良八旗制度，削弱旗主权力。把祖训和汉族传统对立，并让后者成为治体。“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最后世宗（雍正）把旗主名分纲常破为朋党，表明这种改良已经完成。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了八旗以外，都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可见明可能非亡于制度，亡于执行人，以及审时度势，与时权变。
圣祖（康熙）尊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文臣熊赐履和李光地，伪道学者，虽也尊儒术，但心术不大正。可能康熙也看出来了，不过尊重他们，给世人标榜自己爱才惜才。真正的人才也愿意为他效命了。跟燕国的郭隗一样。“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也，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槟，则熊、李犹 金台之郭隗。”“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更多的道学者愿意出来为国家做事了。
再评世宗学佛，在禅门和喇嘛门都有成果，但可能只是以学佛功用，为了团结或统治学佛之人罢了。到了高宗（乾隆）即位，就不提了。
雍乾儒学尚十二子，建各省书院，收《四库全书》，文学大备。知文化的威力，所以防备文人也很严厉。“文字狱”非常厉害，造成一代文人只能转而研究经学，朴学大盛。不敢谈国事，政治人才缺失。“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因者也。”
雍正特定之制，定火耗加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 火耗无所避免，不如明文规定加以限制。当今也可借鉴。
综上，八旗制度是为了巩固政权，对喇嘛教的信教也是。同样遗弃他们也是，但侧面为儒道发展提供助力。打压政治义理学说，大搞文字狱使政治军事人才缺失，但也多了考据派，也补全了学术文化。清君王们确实试图效仿历代贤王，文化武治，平衡各方势力，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然而可能还始终没有领悟儒道政治智慧，最后十世而亡，留下了很多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