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承认这是彻头彻尾的标题党。
“郭敬明”这三个字，似乎就是“真实”的对立面。他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扁平的icon，身上贴满 “身残志坚”、“抄袭”、“拜金”、“最佳PPT制作者”这样的标签，像一张莫比乌斯旗子，尽管总是花枝招展地扭动在人们视线里，却永远只显露脸谱化的一面。
恰在一个星期前，某曾签约郭敬明公司的作家发微博爆料自己曾被郭敬明性骚扰，迅速打爆当晚的热门话题。无论实情如何，也无论郭敬明本人愿意与否，他这面旗子上，似乎又要结结实实地订上“同性恋”、“性骚扰”这样的标签。
这里我不想讨论少数性向，甚至不想讨论男性被性骚扰（尚且不管其真实与否）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有多大。毕竟在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连女性、儿童被侵犯而寻求帮助的道路都因教育缺失而满布荆棘。我们能做的，就是大声地讨论，持久地讨论，广泛地讨论，直到这些本来羞于被讨论的话题，因关注而从社会层面开始，试探着走出一条符合政治正确、也被大众接受的道路。
我想聊一聊最初的郭敬明。
对于93年生的我来说，郭敬明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在高中时代。那时班级里总会有几个男生女生，买各种杂志读物，在课上课下、抽屉与抽屉间传阅。如果那时有现在所谓的逼格鄙视链，那一定是《英语周报》＞《独唱团》（貌似只出了一期）＞《萌芽》＞《最小说》＞《读者》＞《意林》＞《故事会》＞《知音》。你看，那时郭敬明的好感度还没有如今这么差，《最小说》也能力压凤姐最爱的读物成为同学们手中争相传阅的抢手货。
那时的郭敬明已经在《最小说》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炫富倾向。但对于贫穷的高中生来说，这种堆砌奢侈品牌的文字的杀伤力显然还不成气候，毕竟那些英文名字不仅拗口难记，而且更让没怎么做《英语周报》的同学们发音不能。那时郭敬明身上的标签是：“青春”，“疼痛”，“矫情”。两次当时最负盛名的新概念文学大赛一等奖仿佛是郭敬明文字水平的金字招牌，令囿于每周一篇周记和800字考试作文的我信服不已。惯性动作的形成来源于最初拙劣的模仿。现在看来明明是无病呻吟的文字，言之无物而只能堆砌看似华丽又狗屁不通的辞藻，竟偶尔也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赏识。几次月考随意发挥的“青春的忧伤”、“孤单的疼痛”竟然也拿了几次高分。这让寻到捷径的我立马放下低阶的《好词好句好段》，捧起《最小说》认真地学起了英文单词。
确实还能回想起几篇很好的文章，出自现在已经想不起名字的所谓签约作者。描写的总是关于青春悸动的故事，让当时的我脸红心跳又回味无穷，不是像看完《读者》时满嘴的鸡精味，也不同于做完《英语周报》完型填空发现全对的喜悦，只是单纯地觉得，写得真好。
后来再也不会阅读郭敬明了。大概是遇到了更好的文学，又或许是不再阅读了。是郭敬明老师跟不上潮流了吗？或许是我们终于过了45度角仰望天空的年纪，还有大批情窦初开的00后少男少女正赶着躺地继续追捧属于郭敬明的明媚忧伤。但看一眼四周，明明彼此都横着手机狂搓屏幕喊着“全军出击”大骂队友是坑比，又让我觉得年龄的鸿沟带来的差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郭敬明确实不是一个好的作家，更不是好的导演。即使真金白银的销量或票房像增高鞋垫一样烘托着郭敬明的成功，但台前却鲜有掌声。他更像一个嗅觉灵敏又妄自尊大的狂热淘金者，身怀利斧，暴力地开垦着他眼中肥美的处女地：电影，综艺，真人秀，号称“最好”的CG电影……令人更不愉快的是，郭敬明总是自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面对所有的质疑都有一套“存在即是合理”、“弱肉强食”的逻辑，并毫不在意地宣扬着他的成功学，和金钱观。
老道的文字工作者或意见领袖会头头是道地分析郭敬明小时候因身体缺陷而遭受不公对待、家里贫穷甚至需要凑钱买相机、来自小城镇又向往大城市的繁华等等种种所谓伏笔，平铺直叙又逻辑严谨地解释郭敬明现在的“拜金”、“炫富”、对上海近乎痴迷的“地域认同”。但我总觉得这样的方式太简单粗暴。无论一个人是如何像纸片一样被曝光，他仍应该是一个饱满、多面的存在。并不是为郭老师找补，只是想在被媒体纷扰、扑朔迷离的今天，佯作一回上帝视角。
也许还在念小学时他的人生理想还是做一个冷吃兔小贩。也许当他拒绝为自己的抄袭行为道歉时，背地里也感激这宝贵的灵感来源；也许当决定把《小时代》搬上大荧幕，他在大刀阔斧的同时，脑海中也闪过对小说情节破碎、价值观不当的担忧；也许当《爵迹》上映的前一晚，他一面对着媒体夸夸其谈，也自知CG效果甚至达不到差强人意而辗转反侧；也许当热门头条被“性侵”丑闻刷爆时，他一面镇定自若地指挥公关团队如何操作，也忍不住循着回忆想起那间孤单的双人房。
也许。也许是也许不是。
在最初的2002年，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与期许，把啼血准备的千字稿件携着认真填写的报名表四折折好塞进信封。那时还没有用限量版的钢笔，信封不是烫金，邮票也是临时从邮局买到的普通80分。他在四川自贡小镇上唯一的邮筒前投放了一份希冀，他知道这可能是一枚开启大门的钥匙，却没有想到大门背后是怎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