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相信，好的生活是享有最多独立性的生活，而这正是疗养院拒绝给予的。他说，目标是抗击他所谓的养老院的三大瘟疫：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每个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习惯和期望的总和。"托马斯告诉作者。在他看来，习惯和期望已经使得机构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为比好生活更优先的考量。
想一想这样一个事实吧：我们都深切地关心我们死后世界会发生什么。如果自我利益是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那么，死后一个小时，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将被从地球上抹去，我们应该觉得无所谓。然而，这对很多人来说都很要紧，因为我们会觉得若真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生命将毫无意义。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不这么想，就不是。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学会从简单的愉悦中寻求慰藉——友情、日常的例行公事、好食物的味道，以及阳光照在脸上的那种温暖。我们对于实现和积累的奖赏兴趣变小了，对于仅仅活着的奖赏兴趣加大了。然而，一方面我们没那么雄心勃勃了，同时，我们对于我们的遗产又更加关心了。我们深深感到一种需要，必须确认外在于我们，使我们觉得活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目标。
医学及其产生的照顾病人和老人的机构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于使得生命有意义的事物有认识错误，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医学的重心很狭窄。医学专业人士专注于修复健康，而不是心灵滋养。然而，我们认定主要应该由医生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生命的衰退期，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验作为医学问题对待。这是一项社会工程实验，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那些以技术威力见长，而不是重视和理解人类需求的人。
问题不再是因为身体技能衰退而被迫依赖他人的人们是否还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显然是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幸福的晚年生活需要哪些基本要素？全世界的疗养也专业人士都在寻找答案。先驱者们认识到，人类既需要隐私也需要共同体，需要灵活的日常节奏和模式，还需要与周围的人形成互相关心的关系。但先驱者都致力于一个同样的目标，他们都相信无需因为生活需要帮助就牺牲自己的自主性。
什么是自主？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自主就是自由行动——完全独立生活，免于强迫和限制。这种自由是常见的战斗口号。但是，这只是一种幻想。而且，终有一天，疾病、老年或者其他某种事故会使得他也需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天生互相依赖，受制于远远超出我们自身控制力的力量和情形。无疑，更多的自由好过更少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目的是什么？自我生活中拥有自由的多少并不是生命价值的衡量尺度。正如将安全作为生活目标是空洞的，甚至会弄巧成拙一样，自主性最终也会如此。
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限和阵痛，我们都希望保留我们作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者自由。这是人之为人的精髓。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可以做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故事总在改变。在生命历程中，我们会遭遇无法想象的困难。我们的关切和愿望可能会改变。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想要保持按照与自己个性和忠诚一致的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威胁到我们个性和记忆的身与心的背叛是对我们最可怕的折磨。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求助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不应该使之更加艰难。我们终于迈进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过有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对疾病和老年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对对孤独的恐惧。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力。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做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衰弱和依赖排除了这种自主性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