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

        闷罐车载着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激动、幻想和希望，一路“哐当”，终于停了下来。我们到了新兵训练地——陕西省西安市西郊阿旁宫。        新兵训练开始了。我当时分在在铁道兵十师五十团队十二连二班，部队番号是89350。        我们连的驻扎地是一个村子，很多的人家。我们班当时被分住在一位老乡的家里，一圈土墙围着的一个院子，右边是一排平房，左边是一块空地，放着一摞稻草推和木材堆，院子中间，房子的那头，又隔了一堵中间断开的土墙，里面就是一块菜地和厕所了。陕西的农村烧炕，对于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是一件新鲜的事。当时大家一进门看到炕就纳闷：这东西怎么烧啊？人要是睡着了把人不烤糊了吗？后来弄明白了，原来如此哦        到新兵连后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吃到那种包谷糊糊。这个名称当然是我们南方人叫的，当地人叫什么“糊糊儿”，似乎北方人叫什么''茬子''.的。有生以来第一回吃那东西，真是又新鲜又好吃，甜甜的，口感也不错。关于吃，一开始，馒头是白的，经常有米饭，有罐头肉，有新鲜的蔬菜，到后来就“九斤老太——一天不如一天”了。馒头也发黑了，米饭也少了，水煮白菜、压缩菜吃了一顿接一顿，到新兵连结束，已经患上了一见压缩菜就犯晕的毛病了。        在新兵连，第一件特别令人难忘和激动的事，是发领章帽徽。那天，班长在院子里要我们集合，然后逐一将一个白色小包包着的领章帽徽交到我们手里。七十年代军队的领章帽徽就是两面红旗一颗红星。只有等你真正地在自己的帽子和衣领上别上了红五星和红领章，你才会有一种自己成了一个真正军人的自觉。领到领章帽徽后，我们仔仔细细地用针将它们订好。红五星是钢质的，外面喷上了一层很光滑的大红漆，摸起来很润滑的，极富质感。领章是用鲜红的厚绒布做成的菱形布块，里面一小块硬布做撑垫，四边又用红钱扎边。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激动的好久没睡着。当时正值文革，样板戏大行其道，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每每在“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一曲中唱到“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时，真的你就觉得自己好高大和英武的，仿佛自己就是杨子荣那样的英雄形象。现在部队的领章帽徽都变化了，弄得好复杂。但我依然还是喜欢我们那个时候的领章帽徽，构图简洁，色彩鲜艳，意蕴丰富，体现了一种朴素和深刻的完美结合。中国的国旗就是五星红旗，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也是鲜红的颜色，人民的军队，党领导的军队，其基本的标志如果也是红旗和五星，多好！可能这是自己的传统和自私吧，谁叫自己是那个时候的兵呢。呵呵！我入伍后的第五年，曾经小心翼翼地珍藏了一副做纪念，但斗转星移，岁月沧桑，不知遗落在何处了，也是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这都是后话了。当时，战友们那个高兴，真的可以用“蹦起来”来形容。因为，这才是一个兵的真正的标志！

        新兵连的训练，基本内容是很简单的，就是队列操练。包括立正稍息、走步、跑步。高级形式应该算是打靶和投掷。除了对打靶和投掷我们曾经很期待和激动外，其他的训练者的是非常的枯燥和无味。但有一个练习我一直都没有忘记，那就是敬礼。敬礼，要求是用右臂，以大臂带小臂，四指并拢伸直，与小臂成一条直线，指尖挨着右边的帽檐。那一向，在训练场上，你给我敬礼，我给你敬礼，走过去，走过来的，大家煞有兴味。那会儿没军衔，区分士兵和干部的标志性特点在服装的上衣：战士两个口袋，干部四个口袋。当了干部就是“四个兜”。战士给军官敬礼，那没得说，清清楚楚，两个兜向四个兜先敬礼。但如果都是军官，下级军官给上级军官要先敬礼，怎么知道呢？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也不知怎么解决的，我直到今天都没弄明白。也许着本身就是个问题。听战友们说，一个师长和干事同时出差，那干事的肚子比师长的肚子大，年纪也差不多，结果，别的部队的人总是先给干事敬礼：首长好！闹得那师长心里直窝火，那干事也别提多不自在了。讲到这一故事，有战友就说：那狗日的干事看来要干事干到头了，哪个叫他那么大肚皮嘛！看来，军队要搞军衔，还是必要的，要不那还不乱套？        新兵连的政治工作，应该说是比军事训练更有更重要的意义事情。一个军人品质、性格、思想观念的养成，主要靠的就是它。而且，新兵连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也远比军事训练来得更丰富和更有吸引力。内容有学军事条例、统一上政治课、忆苦思甜、听老同志讲革命历史、看教育题材的电影、谈心等等。而正是这个方面的一些活动，我记忆犹新。我们团曾举行过一次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团宣传科的一名胖乎乎的好像是姓于的干事，长的慈眉善目的，像菩萨，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我这个所谓的高中生，将我叫到团部，让我写了“忆苦思甜大会”的会幅。那天，全团聚合，我做在下面，看到自己到部队的第一个杰作，心里别提多满足，虽然别的战友不知道。至于大会的内容，我却忘了个一干二净。当然，革命传统教育是一定要搞的，这是部队的老传统。我们连请来当年攻克华山的司令员来给我们讲那段经历。恰好，这个老革命的孩子那年也参军正好在我们连，是后来分过来的。这位兄弟五大三粗的，说话傻乎乎的样。恰好，和我一起来部队的同学刘建，也是老红军的后代，长着一副长长的马脸，额头还往前微微突出，大家都叫他“马脑壳”，他也欣然答应，而且，他也显得有点反应迟钝。两人一起，就是活脱脱的一对活宝。“他那点破事，老说老说，有啥听头嘛！”司令的儿子说。“就是就是。我那老头也是喜欢作报告，有瘾呢”马脑壳回答到。刘建和我的关系很好，有时也邀邀我，到外面去玩，弄点东西吃。        新兵连的蔡指导员对我依然很关心，照他的话说，他喜欢有文化的年轻人。当时，我也算的上是部队的文化人，高中生不是很多的。我也很乐意和他交流，私底下还有一个原因，我特别喜欢听他说的普通话。我们那一年的兵，是年底到新兵连的，不久就过年了。虽然离家时间不是很长，但中国人对过年的那种特殊的情感，还是很浓。吃过年饭时，许多战友都显得心事重重的，还有个别的偷偷地哭了。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又从一同来部队的洪振军那里听到了一个令我极其悲痛的消息：我的小妹妹得脑膜炎去了。我哭了好几顿，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在家的时候，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弟妹们都是我具体招呼的，和弟妹们的感情比一般的家庭来的更深。蔡指导员知道后，专门安排炊事班给我做了面条，在我的床前陪我一起说话，安慰我，使我挺过了一次情感的难关。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连长是一个长着一张圆乎乎、黑熏熏脸膛、身子骨显得非常结实的山东汉子，还镶了一颗金牙，尤其是喊起集合口令来，那声音尖啸高亢，富有金属的质感。他说爱人到新兵连来了一回，还把他的一个几岁的女孩也带来了。连队因此增加了几分生气。那小女孩讲山东话，你惹她生气的时候，她会冲着你叫一句：“娘的桨。”啥意思？今天也没弄懂。        派到我们班的班长是个70年的老兵，广东英德的，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声音！像没贴紧笛膜的笛子吹出来的那种声音，又高又沙的。他人很活跃，特别喜欢唱歌，也很愿意和我们交谈。当他知道我是这个班的唯一的高中生，对我就更关照了一些，后来班里的一些重活和累活，一般都没有安排我。他很会来事，一天开完班会后，他和我们聊天，鼓动大家逼我们的副班长（是和我们一起入伍的新兵）介绍他的新婚之夜的情况。当时全班只有他结过婚，我们个个都是“童伢子”，对夫妻之间的事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一哄而上，围着副班长要他“老实交代”。副班长的确是个老实人，想跑又跑不掉，被几个战友牢牢地拽着按在椅子上，憋的慢脸通红。最后，帽子被我们扯了，鞋被我们脱了，照片也搜出来了，看到我们那幅他不交代势不罢休的状况，他涨着一张关公脸，轻轻的像蚊子一样的说：“一吹了灯，还不及那么回事。”“哈哈哈......！”大家一哄而散。今天看来，班长的人际关系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不仅和我们这些新战士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和当地的老百姓也很快混的很熟。一天夜里，连里搞活动，他没去，和房东的那个胖女孩躲在家里搞他俩的亲热活动。可他的保密工作没做到家，不知怎么被人发现了，反映到连里去了。结果，蔡指导员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我们一些人不注意影响啊，损害军民关系。虽然我们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但不能和人家大姑娘搞到一个炕上去嘛”。班长什么时候和房东姑娘建立了亲切关系，究竟亲热到什么程度，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把我们蒙的死死的。那时连首长还是很讲人性化的，好像也没给他什么处分一类的。后来我分到老部队后，随演出队下连队演出，匆匆之间，还见过一面，我们都很激动。他问了我很多的话，再后来就没有他的信息了。像他这样的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应的游泳健将吧。        新兵连的文娱活动，总的说的是少的。无非是看看电影，看看节目，吹吹牛。正因为少，所以记得很清楚。一次是去西安兰空司令部看当时非常著名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那天，搞完训练，通知说看电影，还是到西安城里，甭提多高兴了。我们是走着去的，好多好多的人，全是兵。看电影时，好些人还哭了。回来的路上，我真是困极了，于是，就将手放到前面班里一位老兄的腰间，两支腿做着机械运动，一边走，一边睡了起来。我还做了个梦，梦到在一个农村的屋子里吃大饼，饼子里放了好多的葱花，香喷喷的。到连队驻地一停下来，梦醒了！我给前面的那位说起，他说“那我真的佩服你哦，走路还做梦。”我们所属的50团队演出队也到我们驻地做个一回演出。大操坪上，部队、老百姓，黑压压的人，弥漫的欢声笑语，此刻似乎还在眼前和耳边。演出完毕，蔡指导员将我叫住，在台的一角，介绍和一个胖胖的演出队的战士认识。原来这个战士是他在老连队的兵，他告诉他我是高中生，在学校是宣传队的，希望他关注我呢。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人叫罗水清。我也没有想到，冥冥之中，我会和这个演出队结下不解之缘，到那里度过我最长的部队岁月。        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他们的生活，也是我们民间的娱乐活动之一。陕西话很有点意思。比如锤子，我们就叫锤子，也叫榔头。但陕西话的'"锤子”可是我们男性特征的特指，随便不能说的，说了就有骂人之嫌。听说有个我们常德老兄，就到商店的柜台上，向人家小姑娘买“锤子”，被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有些话又特别的有地方特色，像“油泼辣子碧昂碧昂面”、什么的。有一段时间，我们争着学陕西话，结果有的伙计还真的说的像那么回事，而我，则毫无收获，看来是我的语言能力过差的缘故吧。另外，我们无意中还知晓了一个当地人的“秘密”——解手不用纸用土疙瘩。一天中饭后，班里的一个姓黄的战友向大伙儿宣布他的“惊人”发现：村里的老乡大便擦屁股用的是土块。我们不相信，就偷偷的观察。我们等一个村民到后院去蹲“厕所”时，就在外面等，等他出来后我们跑过去一看，真的，没纸呢。我们哈哈大笑地议论:那不他们的屁股都不那么干净？当然是关着门，要不影响军民关系呢。时代变迁，沧海桑田，2019年和战友们重返此处访问，这里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了，高楼林立，，一片繁荣，人们的生活已经步入新的层次，这个用土疙瘩解决大便问题的习惯，必已经不存在了。        军训结束的阶段，连队组织了打靶和投弹的训练。成天爬地上，翻来覆去的做姿势，弄到人灰头灰脸的，但依然很高兴，因为打真枪和投真弹，都是我们人生第一回体验。说起来惭愧，我在部队六年，整个就打了两回靶。新兵连的这个打把，我得了个“良”。我们班的一个战友，在实弹投掷时还出了点意外。由于他太紧张，投弹姿势变形，将手榴弹扔到十多米远的地方，值班的排长一下就把他扑在土堆下，好半天才敢抬起头，有惊无险！        新兵训练结束的时间转眼间到了，离开的那几天，是段充满情感的日子。几个月的相处，大家都有了感情，也知道这回分开要各自分到不同的连队，一时半会不能见面，依依不舍的，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 最后大家约定，分到连队后互相通气联络，只要有机会就见见面。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铁道兵的连队之间，互相离的很远，有时团里集中，时间短促，见一面还真的很难。新兵连和班里的战友们一别，同班的好像我只和一个黄姓战友见过两次面，那是他知道了我在团里的演出队来看我，而且还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我没有随大家一起分回老部队50团，而是通知我留下来，等待分配。旋即我知道了去向：师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