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二元划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选择之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很明显是属于上层建筑。尽管经济基础可能对人的存在有着必要性、根本性，但在统一的前提下，上层建筑的控制反而是首先要做的。在一个新朝立足未稳、百废待兴的时期内，最重要的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一枝独秀”而不是“百花齐放”。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十七年文学顶着百花齐放的招子却又暗藏着一枝独秀的实质也就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二

“十七年文学”文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的有据可查的当属秦朝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经过多年的征伐飒踏完成了六国的统一，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一统王朝。然而秦始皇所追求的不止是疆域上的大一统。秦朝的立国思想以法家为主导，而法家虽然在历史渊源上从属于儒家，但却不具有儒家的温柔敦厚。韩非在《难一》和《难势》篇中曾以一则寓言故事为例来体现法家思想的霸道。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1]。

这就是韩非子那篇有名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里面就包含了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的原因。关于与法家争秀的其他诸家韩非子大都持这样一种观点，“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孤愤》），“贤与势之不相容”（《难势》），“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至”（《显学》）。总的来说，韩非的观点是坚持“一枝独秀”而反对“百家齐放”，“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五蠹》），“凡物不两胜”（《解老》），“上下调和”（《扬权》）。有矛盾时，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结果是“上下调和”，这种上下调和的方法若是放到政治上和国家上时就成了“在上之君主彻底吃掉、压倒和制服在下的臣民”。也就是说，凡是与国家的政策不利或与之相抵触的思想学说都必须加以禁止灭绝。

“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也，上智之所难知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与智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是智者众则法政，用力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君。”[2]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由此“杂反之学不两立”，故必须“去其身而灭其端”。

到了汉朝，刘邦对儒生是看不上眼的。陆贾等儒生针对刘邦的“马上得天下论”，提出“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由此才引起汉朝统治者不能“马上治之”，并开始引起对上层建筑的重视。然而，除去汉朝前期统治者对“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的偏好，汉朝的“一枝独秀”的年代比秦朝到来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是时，思想领域里各家学派“异道”“殊方”，十分不利于维护国家集中和统一的现状。董仲舒依据自己对“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的体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除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无论是出于学术的动机还是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前者大概出于私心，后者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种统一思想的媒介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最适宜为人们所接受的文学上。其中不仅因为文学具有普及性广且通俗易懂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起源早，以它作为媒介有着很久的历史传统。后者比如周朝就出现的《诗经》。

到了唐宋时期，虽然“一枝独秀”的现象不是那么明显，但若细究起来，其中无不或明或暗地出现过此种现象。比如唐朝统治者姓李，故为了抬高自己的姓氏来源的地位。他们奉老子为祖先，因此老子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统治者所青睐的“一枝”。但唐朝的开放就表现在虽然他青睐老子的思想，却没有对其他家的思想赶紧杀绝。儒释道在唐王朝得到空前的兴盛和融合。但即使如此，为了统治稳定的需要唐太宗于贞观四年“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卷七）。又由于孔颖达采用王弼的《周易》注，《尚书》伪孔安国传，《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杜预注。孔颖达作疏，多根据的是南北朝儒生的义疏，由此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同时，由于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有了文字、音训、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因而，佛僧、道士不敢非议儒经，儒家思想无可争辩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佛、道思想只能处于附属地位”。由此，“一枝独秀”死灰复燃。

元明清时期，主要受宋朝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指出：“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有二。”（《道园学古录》卷三九）一枝独秀的现象更是臻于极致。此时的“一枝独秀”的表现除在形而上的理学外，还表现在形而下的科举考试的办法。八股文成了这个时期最为显著的特色，一时风头无两。清朝学者戴震对宋明“一枝独秀”的理学的揭露尤为具有代表性：“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能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上）。由此可见，理学的理对当时人们的伤害有多大。同时也使得同时代的其他思潮“皆绝其道”。八股文作为一种应试科举的方式对士子的思想束缚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无数士子除了知道四书五经的内容之外，其他概不得知。由此，中国的科技也在这一时期逐步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士子只注重四书五经中取仕，而对自然物理就成了一些“淫技奇巧”。

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建立了无数功勋的明君，在他们所在的朝代往往出现了思想上一枝独秀的现象。而相对来说，在那些动荡不安如先秦和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时期思想却出现了百家齐放的繁荣。于是，从以上事例我们大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共同之处：其一，各个朝代都出现过一枝独秀的思想。其他思想或是退而其次或是皆绝其道。其二，一枝独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王朝的大一统和一个朝代的繁荣。其三，一枝独秀出现的时间大都在一个朝代的开端时期。

三

思想的一枝独秀也好，意识形态的一枝独秀也好。它的出现必定借助一定的媒介。而作为文学这种样式其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从题材的样式来说则显得很单调。比如具有代表性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其成就虽然达到了世界顶尖的成就，但毕竟囿于题材的限制，作为思想的载体很难完全与思想进行契合。而到了20世纪则不同，随着中国在晚清时期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的文学狂潮疯狂涌进国内。各种文学题材纷纷被嫁接到了国内。比如话剧、诗歌、小说文体，除此之外，五四运动的兴起更是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各个文学题材成了一种百花齐放的场面。这种百花齐放指的不是思想而是题材上的百花齐放，这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作为一种载体其功能变得空前强大。所载的内容自然也就变得更为多样。思想与载体的契合度得到提高，载体的普及程度由于白话文的普及而变得更为广泛。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具备了一种宣传的功能。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得到民众的支持，除了该政权的政策的合理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该政策被民众的认可程度。近代史对于戊戌变法和清末几次起义的失败就曾做过类似的总结，即没有充分联系到民众。而文学作为这种由上而下的联系媒介，自然也就得到了一个政权的看重。而十七年作为一个特殊而又敏感的时期，其文学出现以政治为风向标的特点也就显得十分合理了。又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空前交流，文学题材的样式多样化，十七年的文学与历史上的“一枝独秀”相比在题材上也变得十分的奇葩。二者结合自然造就了十七年文学。

四

可以这样评价十七年文学，它是政治思想上的一枝独秀，同时也是文学题材上的百花齐放。其实，从文学本身演变历史来看，文学绝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思想传声筒，它还是自下而上的兴观群怨。《诗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而恰恰是对“一”的否定。

附

从学术视角来看，西方学术很少讲所谓“道统”，即使有也是“反叛”道统。而在中国则往往以接续道统为荣。统即是一，即是“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