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一个晚上，收拾完一切后还有心思赖在沙发看看书，喝喝茶，吹吹风，似乎夏天更适合安逸。
早上进入园区上班，一阵阵蝉鸣提醒着夏天的脚步愈来愈近。广州最近终于告别了连日的暴雨天雾霾天，天空难得澄净清澈，蔚蓝的蓝底趁着层层叠叠的白云，阳光穿透并不雪白的云层，游弋于重重树荫，留下地上的片片斑驳。
每周一次的例会在昏昏欲睡的午后开始，聊及过去一周做的专题，精神病调查的题目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
也一样是这样开始炎热的夏天，四年前还是实习生的我，接到的采访任务是前往海珠区某帮扶家庭采访，之后将呼吁社会对他们进行救助。已经习惯了这些帮扶活动的我，独自启程前往海珠，这次要拜访的家庭有四个。
依旧是破旧的矮楼房，依旧是昏暗的楼道，辗转敲开了门，一个黑瘦男子看了门。一阵寒暄后，男人点了根烟，往这个家唯一一个房间看了一眼，深叹一口气。
“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儿子找一个去处。”我这才开始环视这个家，十来平方的“客厅”放着一张茶几，一张小圆桌，客厅的另一端就是不大的阳台与厕所，他们和邻居共用一个公共厨房。而唯一的房间，房门微微掩着。小圆桌上放满了电饭锅、汤锅，而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正猫在小圆桌上写写画画，妈妈在一边看着。
我有点疑惑：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送走？
男人继续说着，这是我的小儿子，我想送走我的大儿子。
“孩子的妈妈呢？”
男人似乎早也知道我的疑惑，继续说道。原来，大儿子的妈妈，和他结婚前并无异样，却在婚后开始发病，精神病，一发作家里的东西都会被打砸，包括自己，还有年迈的母亲。生了孩子后，症状更加严重，之后妻子的家人就把她带走了，一去不回，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留下了一个同样遗传了精神病的儿子。
“哐！”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突然跑出来，在地上疯狂打滚，手中一直抱着一个不锈钢杯，之后这个杯又被他不断地砸墙，发出让人揪心的声响。之后他慢慢朝我的方向爬来。我本能地想逃开，但他却堵住大门，男人跟我说别怕，他不会伤到我。而这时一直在远方看着的女人说，你快拍下来，快，报道出去。
我想起自己的任务，这种报道，如果没有真实照片，无法让读者信服，但是摄影记者并不是经常有那么多时间陪着跑那么多个家庭，所以一般都是记者自己带着相机拍摄。所以我赶紧掏出包中的相机，对着他咔咔咔拍了几张，却无比担心激怒了他。
他之后自己安静了下来，倚靠在门边，呆呆看着我们。女人说话了，说他一发病，连奶奶都打，弟弟也打。我才知道，她是男人的第二任妻子，写字的小孩是她的。我也懂了，他们如此迫切想把大儿子送走的原因。
可是周边学校都不愿接受这样一个情绪如此暴躁的学生，街道也无能为力。但随着男人新家庭的组成，奶奶愈加年迈，对这个儿子的照顾便更为吃力，他们希望有好心人、或者好心机构能收留这个孩子，照顾起居饮食。
“为什么不去精神病院呢？”
“太贵啊，去不起，送他去，他不就真的是神经病了吗？”
那时的我太过稚嫩，无法对这样的话提出反驳，只好依次记下，回去成稿发布。
时隔多年，我再想起这么一件事，却也只是这些模糊的记忆，甚至想不起最后帮扶他们的读者，都做了些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精神病人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社会突发事件，我们彼之不及，甚至恨之入骨，因为他们开始触犯了每个人的安全保护问题。当然，精神病人的管理本身是个大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回到今天开会的时候，记者说，要去做这么一个专题很难，因为你要如何去跟一个精神病人谈精神病的问题呢？从小，家庭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这个人有危险，你不要靠近。我们对这样的人也知之甚少，我们能做什么，应该为他们做什么，却从来无从知晓。
也许，再过一个四年，今天的问题将会有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