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九岁的时候，也是父亲刚离世的那年，《排球女将》热播，家里没有电视，就端着小凳子去邻居家看。
父亲的抚恤金发下来后，母亲用其中的一部分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家里有个高低柜，电视端放在高的那侧的柜子上，无论我是在沙发上，还是小凳子上，都要仰头观看。
母亲还给电视机买了个粉红色的罩，上面印着一个跳芭蕾舞的女人。母亲觉得尚可再装扮一下，就用医用针头给她刺绣了一遍，她变得毛绒绒而且模糊，但也是好的，我们的日子，需要这样的刻意装扮，显得热闹而温暖。
我常在放学后扯下粉红的电视机罩，偷看一会儿电视，听到哥哥上楼的声音就赶紧关掉，套上罩子，由于慌乱，罩得歪歪扯扯。
那时的哥哥由于接父亲的班，被迫中断了重点高中的学业。一个骄傲的高中生沦落在电工车间，又是无法违拗的长辈们的主意。这个17岁的男孩不甘心，又无从发泄，他的脾气异常暴戾，时常以揍我解恨。
他看我伏在桌子上分外认真写作业的样子，立刻走到电视跟前，伸手摸一下电视的后面，不愧是电工，很专业，电视后面热乎乎的，他回头就把我拎起来，扬手就是一巴掌。
从那个阶段开始，我的快乐就来得艰难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会拼命吸收，反复咀嚼，千般咂摸。
《排球女将》中的小鹿纯子就像一束光，让我小小的心胸豁然洞开，每个晚上仰着头坐在小凳子上，从片头曲《燃烧，攻击》看到片尾曲《你好吗？爸爸》。
不屈不挠的小鹿纯子支撑了我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在我还不懂得什么是信念的时候，她让我看见了信念的模样。
如同歌里唱的“痛苦和悲伤，就像球一样向我袭来，但是现在，青春投入了激烈的球场，嗨，接球，扣杀……”
在那个暑假，我把自己打扮成小鹿纯子，解开马尾辫子，在发鬓编两条细细的麻花辫，露出宽宽的额头。找出唯一一条已经小了的运动短裤，紧绷绷地套在身上。
我偷拿出哥哥的篮球，在楼下院子里和邻居小娜隔着晾衣服的铁丝，一会“晴空霹雳”，一会“流星赶月”。我深深记得篮球打在手臂上的疼痛，有时也会硬邦邦地撞在脸上，但都比哥哥打我要好受得多。
我跑到灯光球场背着手学蛙跳，那儿有很多级台阶。我喜欢看自己的影子，头发飞扬，身姿雀跃，就是我心中小鹿纯子的样子。
但是从来没有坚持跳到最高处，我总是停在半截腰，瘫坐在台阶上。唉，小鹿纯子又一下子成了遥不可及的幻影，我充满了沮丧和不甘心。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路途，我刚刚踏上，仅仅用篮球和蛙跳留下了一些尘土飞扬的可笑痕迹。我不晓得路有多远，多艰难。还好我不晓得。
哥哥的篮球总是要在他下班前拂拭干净尘土，悄悄放回到他堆满杂物的上铺。还要在他回来前，洗干净脸，擦干净地板，老老实实找个地方坐好。可是散乱的头发和胳膊上的红印子还是把我出卖了。
篮球不可以再用，蛙跳也坚持不下来，我在船厂办公楼前漫无目的地晃荡。
这是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里面一趟走廊的倒数第二间就是他的办公室。我曾无数次跑来找他，把头埋在他的大茶缸里喝茉莉花茶，翻他的抽屉。现在，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来这里。
办公楼旁边是自行车棚，那天，我瞥见一辆锈迹斑斑没上锁的自行车，试着推出来，踩着脚踏板溜一溜，它竟然被我溜得很平稳，甚至因为它不够灵光，有些迟钝，而叫我更加放心。
小鹿纯子骑着单车的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里飞扬了。船厂的职工一下班，我就跑来到这里，一圈又一圈，终于学会了骑行在这个破旧却很稳妥的自行车上。我可以飞驰到任何地方了，比方说，渔民村，望海寺，马仗房。
当然，哪也没有去，除了办公楼前的院子。
我不知道这辆旧自行车属于谁，谁给它充气，每次看见它都是我前晚摆好的样子。它让我学会了骑行，当我真的开始飞驰在马路上，把铁轨，柳条沟，海龟山拼命往身后甩的时候，骑的却不是它。
我没有成为小鹿纯子，甚至，我都还没有成为自己。
磕磕绊绊的征程还在继续，这一会，我停下了脚步，回望了一下初始的时光。他们都还在，年少的我，破旧的自行车，心中的小鹿纯子，和楼前院子里的斜阳。
我冲他们挥挥手，大声地说，我很好！
我看见那个小女孩奋力地蹬着不灵活的踏板，仰着头，面对着天边剩下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