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论语集注》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君言矣。
《论语或问》
问：“‘夏礼吾能言之’，所谓礼，是说制度文章，不是说三纲、五常，如前答子张所问者否？”曰：“这也只是说三纲、五常。”问：“‘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圣人也只说得大纲，须是有所证，方端的。‘足则吾欲证之’。证之，须是杞宋文献足，方可证。然又须是圣人，方能取之以证其言。古礼今不复存。如周礼，自是纪载许多事。当时别自有个礼书，如云‘宗伯掌邦礼’，这分明自有礼书、乐书，今亦不可见。”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或问：“孔子能言夏殷之礼而无其证。是时文献不足，孔子何从知得？”曰：“圣人自是生知聪明，无所不通。然亦是当时‘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孔子广询博问，所以知得。杞国最小，所以文献不足。观春秋所书，杞初称侯，已而称伯，已而称子。盖其土地极小，财赋不多，故宁甘心自降为子、男之国，而其朝觐贡赋，率以子、男之礼从事。圣人因其实书之，非贬之也。”
《论语新解》
杞不足征：杞，周之封国，乃夏代之后。征，证成证明义。
宋不足征：宋，亦周之封国，乃殷代之后。周之封建，兴灭国，继绝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后于杞、宋。
文献：文指典籍，献指贤人。
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然孔子生周室东迁之后，既是文献无征，又何从上明夏、殷两代已往之礼?盖夏、殷两代之典籍传述，当孔子时，非全无存。孔子所遇当世贤者，亦非全不能讲夏、殷之往事。孔子予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文献之不足。即在自然科学中，亦时有不能遽获证明之发见。何况人文学科之渊深繁赜。则无怪孔子有虽能言之而证成不足之叹。学者当知学问上有此一境界，惟不可急求而至。又本章可与为政篇殷因于夏礼章参互并读。
先生说：“我能说夏代之礼，惜乎杞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我能说殷代之礼，惜乎宋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这因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之故。否则我准能把来证成我说了。”
《论语注疏》
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郑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疏]“子曰”至“徵之矣”。
正义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礼也。“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国，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礼，吾能说之，但以杞、宋之君暗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献，贤也。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注“包曰”至“成也”。
正义曰：“徵，成”，《释诂》文。云“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者，《乐记》云：“武王克殷，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孔德
于2018年8月4日
若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