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高中毕业后的学子们纷纷从学校和考场中走出，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考取越来越重要的驾驶证也提上了日程，各地的驾校也进入了一个小旺季。有数量庞大的学生在高考结束之后，直接离开考场进入了另外一个教场。然而与社会上的其他培训机构不同，某些驾校的教练员们的耐心是相当有限的。学员们每天把尊严踩在脚下，整天忍受着训斥。很显然，和风细雨地教学，学员心态从容、动作自如，掌握开车的要领的速度无疑会更快，辱骂人自然是对教学是有害无益的。那么，教练们为什么要骂个不停呢?教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教学的需要么?驾校变“骂校”，这种现象是否是古已有之?
说起驾驶员这个行当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很短的事情。目前可查阅到的中国的最早汽车是1902年开始在上海的街头出现的。那个时候由于车辆数量非常少，因而每一辆汽车想要上路，都需要注册“临时牌照”，随着上海与一系列沿海城市的近代交通发展，越来越多的汽车开上了街头。由于这时期没有成文的驾驶执照，也没有驾驶员的资格审定，因而这个时候在路上行车的驾驶员，都是凭借驾驶经验来开车，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很多严重的交通事故。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了《交通守则》、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了《市街交通管理规则》，一系列的道路交通安全规章开始确立，想要考取驾照，就必须要去参加考核。因而驾驶证在短时间内含金量飞涨。中国的第一批驾校也在此需求之下产生。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之外，还有惠州、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驾校学员还是驾校的教练，都是收入体面，备受尊重的高级技能人才。当时1934年广州的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三十年代的驾校还有很多就直接设立在校园里，例如上海光华大学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开车，每天下午抽出时间练习一小时，在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徽章代表着学校对学员的信任与鼓励，凭借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得到加分。
民国时代，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高收入阶层和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驾照的兴趣更为浓厚。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些驾校凭借着这一系列鼓励措施，为中国培养了非常宝贵的汽车专业人才，无论是驾驶员还是教练员，很多都走上了抗战的烽火之中，从事着非常危险的汽车运输，例如上海的爱国司机胡阿毛，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被日军搜出驾驶执照之后被胁迫运输日军军火，胡阿毛直接将军火汽车开下了黄浦江，与同车的日军同归于尽。极其壮烈。
通过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反思一下当前的驾校培训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现代社会，汽车从传统的高档奢侈品，变成了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工具。而供求矛盾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驾校的教练员的工作负担非常重，在生活与工作的重压之下，教练员群体也是有苦难言，驾校的教练员的工作幸福感自然也是比较低的。此外由于驾校作为露天场地，要面临风吹雨淋的问题，工作条件也难以恭维。另外就是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力。
无论是教练员还是驾校的学员，都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鉴于驾校行业普遍存在的情况，用脚投票的方式的意义不太大，但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明文规定了消费者的受尊重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而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部分教练员素质不高，向学员索要财物的不良风气比较普遍;很多教练员都是老驾驶员出身，从事教练职业之前多为货车、客运司机，文化水平较低，教练员因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和学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对于掌握较慢的学员甚至进行辱骂。而教练员面对工作和日常的不公正待遇时，也可以用相关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只有教练员和驾校双方能够有一个利益的平衡点、社会上有可靠的监管手段，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才会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1.李开周：《1949年前怎样考驾照》，《小康》，2015年刊
2.宗蔚冰：《驾校“骂风”考源》，《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1期
3.石璐璐：《论驾校学员的权利》，《商》，2013年第23期
4.李午子：《汽车驾校里的腐败》，《中国质量万里行》，2014年9月
5.李沛霖：《抗战前南京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7-1937）》，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