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冉 文

说到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是不得不提的。明代中期到清朝末年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清代和民国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东北地区，被称作闯关东，今天大部分东北人都是当时移民的后人。明末清初开始的下南洋，在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很多华人迁往东南亚地区。

我出生在内蒙，我的父母一辈都出生在这里，我的祖辈有东北人，也有河北人。走西口的影响，我是有体会的，家乡的本地话和山西话确实很是相近，民间的小调听起来也是一脉相承的。又说闯关东，不免带点近代的沉重感，当时去东北，一是逃荒的，一是开发建设的，都是特殊年月里挣扎的小人物，现在的后人大多也不知道祖辈是谁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人口到城市谋求发展，1954年到1960年是活跃时期，我的祖辈就是那个时候从农村走出来，到内蒙古一个小城市，开始了自己城里人的生活。

奶奶去世很多年了，当初二十岁的爷爷带着她从东北一路到了内蒙，种地的日子不再了，可是农民出身的他们没有多少文化，进了小工厂，当个小工人，卖卖力气，就很知足了，毕竟厂里再辛苦，也不及下地耕田劳累。他们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我的父亲排行老二，上有大姐。父亲是这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了大学的，大学还是在东北念，虽然离老家很近，但是父亲与老家的亲戚也不熟识了。爷爷奶奶的远走，淡去了遥远的记忆，父亲也不是活泼的性格，与老家很少联络。但是，父亲读大学还是一件喜事，家里人都很欢欣，男孩子就要闯荡，才是好样的，所以，他们总希望我是个男孩子，优秀的传承是难得的福气啊。事实上，福气不易求是真的，我偏偏是个女娃，还是个立志四方的姑娘，丝毫没有安于居家、过清闲日子的模样，相夫教子的道理于我就是白讲，我越是攀登，长辈们越是失望，这成了我们之间永远跨不过去的坎儿。除此以外，对于祖辈，我只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总和老家的人通电话，但是电话两边的人都上了年纪，后辈们互相不打交道，才发现，地理上的相距是这般的远，谁也敲不到谁的门，谁也去不到谁面前，只能聊聊电话，听听彼此的声音，回忆那些旧时的日子。奶奶原是个言语多的妇人，奶奶过世，本不爱开口的爷爷说话更少了，跟老家的电话也少了，祖辈不联络，遥远的记忆如游丝飘零，再也寻不到了。

姥爷是东北人，自小家里穷，后来到了内蒙，还是很穷，姥爷过世很早，我都没有见过他，听说姥爷兄弟姐妹不少，多在老家穷苦地过了一生。姥姥是河北人，在来内蒙之前，姥姥去北京找过她的哥哥，我的舅姥爷，但是姥姥没念过几年书，在北京立足太难了。当时的家里都是培养男孩子，舅姥爷在北京发展是他的父母鼎力支持的，姥姥在家不仅要种地，还要帮忙做做饭，带带孩子。后来，姥姥到了内蒙，进厂里当了工人，摆脱了农民的身份。舅姥爷和姥姥的联系勉强频繁些，舅姥爷自小十几岁时候就在北京城里作小学徒，摸爬滚打数十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为人一向严肃谨慎，多年在外经营，他变得老练而心有城府，时至今日，即便他是八十高龄，我也从不觉得他和蔼慈祥，他以冷酷的威严维系着后辈的尊重，丝毫没有宽容、体谅与真诚。无情的人总是能摆出你想看的脸色，而内心实则是另一副样子，是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是姥姥一手带大的，我们感情很深，那些年，姥姥做的饭最好吃，跟姥姥一起出去逛街最有意思。我出生的时候，姥姥五十岁，可能是农民出身的缘故，当时姥姥身体很棒，而妈妈打小就瘦弱，姥姥每天抱着我出去玩，留妈妈在家里休息，我一度觉得姥姥的身影是那么伟岸，有她陪着，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还记得，那年我已经二十多了，要去上钢琴课，姥姥一定要送我去，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忽然下了雨，姥姥让我赶紧进楼里上课去，她说雨小，这雨也下不大，她避一会儿就回家了，让我不要给她操心这没用的，我进了教学楼，回头望去，姥姥不高，胖些，轻薄的衣服上挂着些许的雨滴，她站在屋檐下，静静等着雨停，没有任何的埋怨和不满，她出于本能保护着我，每每想起，我仍旧内心波澜，那时的我看看天，只希望雨快些停。这几年，姥姥真的上了年纪，身体不如往昔硬朗，步履蹒跚，精神上也没有曾经清晰了，老了，越发陷入了对过去痛苦日子无限的回忆与哀伤之中，活在记忆里的人很可怕，因为过去的毕竟过去，再多的慨叹也是徒劳，昨天不能重写，时光不会倒流。姥姥做饭，越来越掂不住火候，也掌握不住调料的量了，可是姥姥做的饭还是最好吃的，那是养大了我的饭啊，我喜欢给姥姥做饭，我做的不是很好，刀功是不过关，姥姥对味道也不很敏感了，总问我是不是忘记放盐了，搞得我都开始自我怀疑，每次要尝尝再告诉姥姥，放过盐了，清淡点好。姥姥走得越来越慢了，我也喜欢替她下楼买东西，没有她陪着，我一个人走也不再怕了。姥姥，用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年壮有力的光阴养育了我，我已长大，她却老了，我的回报只存在于她年迈的思绪里，与她的莫名忧愁相比，显得朦胧而空洞，才是最伤心的结局。

终究，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拼搏在城市，可我的祖辈曾经都是农民，都没有受过几年的教育，祖辈的迁徙，令逝去的岁月神秘而不可知，我感受不到那些遥远的问候，或是苛责，或是赞许。

人口迁徙，常常是大势所趋，农民到城市，其实是几代人的回忆，他们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是，由于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强项，他们所承担的是城市里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作，有时竟都换不来旁人的尊重和体恤。他们的观念相对刻板而古旧，很难跟随时代之变而变，很难高瞻远瞩，他们一生都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国门，甚至其他的大城市也没怎么去过，即便是去了，也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体会不到这世界有多美，有多大，有多新鲜，有多奇妙。他们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年轻时候读书太少，后辈学有所成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所以，是“无知”的人养育了有学识的人，文化缺失让他们不容子孙重蹈覆辙，却拯救不了自身素质与修养的匮乏，这样的两代人，隔阂之深，差异之大，有时血脉相通也难以弥补，价值观、人生观都相去甚远。最绝情莫过于，长辈含辛茹苦，晚辈远走高飞，长辈心里是嘘寒问暖，晚辈看来是画蛇添足，晚辈心里是孝顺体贴，长辈看来是离经叛道，话不投机，半句亦多，相见愁眉，不欢而散，或许相距千万里，还有分毫的思念犹存。说来，谁也没有过错，怪只怪这时代，走得太快，一边是新青年，一边是迟暮人，一边跑得远，一边追不上，再长的桥也有连不起来的对岸，历史蔓延不留情分，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