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不管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一般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背着书包上学了。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而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出生于一九五九年，第一次跨入校门时，已是一九七O年。上学后我才发现，在我们班四十多名学生中，我同六队的李延贵同学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两个学生。

那时，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要比我小四岁，也就跟我六弟同岁。

在那个年代，每家每户至少要有三四个孩子，五六个六七个实属正常。

由于农村的父母基本都不重视教育，特别是当母亲的，基本都是文盲，每年在开班前都是由班主任到每家每户去摸底，去动员。上学的早晚，完全由家长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统筹而定。

在我们家，父亲主外，母亲主内，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由我的母亲来定夺，因此，我们兄弟上学的事，都是由我母亲决定的。

从现在来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五六岁孩子的智商高，更不要提什么幼儿园和学前班了，就连每年都看不到几次汽车，就别提火车是个什么样子了。

春种秋收，夏绿秋黄，我家的两棵大梨树下面是我和两个弟弟夏季最好的纳凉解暑的好去处。

我从八岁开始，我家上院的于老师就开始到我家做我母亲的工作，争取让我去上学。

从六七年的三月份，盼到六八年的三月份，又从六八年的三月份，盼到六九年的三月份，我站在于老师和我母亲的面前，听着老师的诚恳的话语，听着母亲那无奈的解释，我成为了她们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对象，我那双渴望母亲答应我上学的双眼，在她们俩你来我往的博奕中，一次又一次模糊，希望一次次在我的心中消失。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上学前的头两天，母亲专程到我们村商店买了二尺白布，特地为我赶制了一个新书包。我在三月份正式开学的第一天，一大早挎上它，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学校。

学校离我家只有不到五百米的距离，跟所有同班同学虽说不是最近的，但起码走上五六分钟就能抵达。

当我来到学校，班级的房门还紧锁着。

当我得知钥匙串放在老师办公室时，我就独自拿回，把门打开。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整整齐齐的书桌和板凳，西墙上是一块长方形的水泥黑板，在黑板的上方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醒目的大字，在教室的西北墙角处，堆放一些木材和煤炭，一包条帚和撮子也进入了我的视野。

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把铁炉子立于教室中央，被所有的桌椅围得团团转，分明成了这个教室的宠儿。圆圆的铁皮烟筒一节套一节，从蓬下伸出窗外，它们告诉我，冬天还没有结束，还将继续为我们任劳任怨地服务。

是啊，东北的三月正值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时节，别说在当时的农村，就连现在的城里，老天爷始终都不会有一点儿改变，反复无常地甩出冰冷棒硬的脸色。

也许是懂事早的缘故，我从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提前十分二十分钟到校，早早把炉子点着，先加木材，后加煤炭，等到路途远的同学到校以后，教室就会暖和很多，每当我看到同学们围着炉子，伸出一双双被冻的又青又紫的小手，脸蛋儿渐渐泛起红晕时，我从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久而久之，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

我上学的第二年，我的六弟也上学了。从此，我把对他的照护，从家里又转移到了学校。

六弟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属兔。他可比我幸运多了。

我刚出生那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候”。

我老弟是在“文_化大_革命”第二年出生的，小我八岁。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物质极度匮乏，大宗日常生活用品，一切凭票供应，就连口粮，也完全靠吃返销粮。

在农村，农忙时，农民每天都要集中到生产队劳动，按工计分，年终一次结算。每家每户的自留地，只有在空闲时间进行打理。

那时，由于我家人口多，劳动力少，一向勤劳能干的母亲，在抖理完家务之外，还要经常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

六弟上学后，小弟弟也已有四岁了。从此，母亲要想离开家干点农活，就再也没有我没上学时那么方便了，刚开始，母亲确实有些不适应。

还好，我读小学时，每周除了星期天休息外，每到期三和星期六都是上午学习，下午放假，这也或多或少地缓解了母亲的一些压力。

话说到此，读者也会得出个公正的结论，我上学一波三折的经历，绝对不是我母亲故意造成的，而是家庭和社会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

我承认，我既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又是个十分让母亲放心的孩子，母亲正因为我具备了这两个优点，所以，才有了我这种特殊的经历。

去年，我在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时，有的管我叫老班长，也有的管我叫五哥，不管叫什么，都是一片往事记心头，亲情，同学情溢于言表。

正如有的同学所说的那样，“上学晚有上学晚的好处，我们学校有什么好事都落不下你。如果我们早懂事几年，也不致于没有走出农村。”

同学的话音刚落，大家都把羨慕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这算不算是对我当年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回报呢？

我斗胆地猜想，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

确实，从我上学那天起，我把在家里对待两个弟弟的做法，巧妙地应用到了管理班级的事务上，同学们都把我当作哥哥看，大家有什么需要都会找我帮助，就连同学的哥哥挨欺负，也来向我求援。

因此，在我村七年下来，我也深得我的各年级班主和学校校长的特别关注和关爱，学校颁发的所有荣誉，从未在我身上旁落过。

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过早的智力发育在后来考入周家中学后，渐渐失去了优势。

以前的学校宠儿，也陆陆续续有些力不从心了。特别是在记忆力方面，觉得大不如从前了。

我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次考高中时，我们周家中学一共四个毕业班级，约一百六十多人，只考上了五名同学，我班竟没有一人能考上，被撸了个秃。

由于不甘心，我决定再试一年，又是名落孙山。

怎么办？

可望走出农村的我，十分清楚，只有搭上高中这班车，才有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母亲见我整天闷闷不乐，忧心忡忡的样子，觉得我从小的付出，理应得到理想的回报，于是，母亲再一次鼓励和支持我复读。母亲的决定得到了父亲的默认，几个哥哥满肚子的怨言只好埋在心里，真是敢怒不敢言，就这样，我于第三年才考上了高中。

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已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农村娃，也能有机会同大学教授坐在一起，探讨相关一些感兴趣的专题，我的名字也渐渐地出现在省级和国家级的中文核心期刊上，并出版了个人一本个专著和一本合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