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陆机传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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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0岁的陆机不得不面对国破家亡的人生惨境。

曾经繁华的江东大地满目萧条，陆机选择了“闭门勤学”。与其说，陆机在动荡的局势里选择了退守，我认为更准确的说，谨慎保守的陆家人是在观望局势，等待再一次的起势。

稳中求进向来是陆家人的传统。

陆机的爷爷当年在著名的夷陵之战中，作为吴军主帅的陆逊统观两军主客观态势，确定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刘备十万之众来势凶猛。陆逊不顾手下的非议，主动放弃大片土地和战略要地，把五、六百里的山区让给蜀军。待蜀军锐气顿减之时，陆逊最终巧用火攻大获胜利。由此看来，陆家人在大局面前向来沉得住气。

朝局动荡，陆家人更需要小心谋划。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陆家早已如参天大树一般深深扎根于江东这片土地。即便如此，面对狂风暴雨，百年大族也要稳妥经营，一个不小心，再巨大的树也会被飓风连根拔起。谋篡上位的司马家族对待异己从来都是残忍的，对于亡国之臣，主政者的猜忌和防备可想而知。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末主孙皓自缚双手打开城门之时，他就已经将江东500万民众送到了司马家族的利刃之下。同舟共济的江东士族们只能被迫下船，各奔前程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陆家选择蛰伏华亭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其一，司马家初统天下，对于吴人士族的态度还不明朗，所谓日久见人心，是否需要加入新主阵营还是偏安江东，勉力自保，事关一大家族上下几百口的前程和命运，不得不慎重以待。

其二，在对晋战斗中，陆家的顶梁柱或者说当家人为国捐躯，陆机和陆云两兄弟弱冠之年，无论还是政治阅历和处世经验都不足以扛起家族振兴的大旗，兄弟两还需要多多历练。

其三，与孙吴政权盘根错节的百年大族，随着孙吴王朝的倒塌，陆家势必也是元气大伤，伤痕累累的大家族也需要疗伤、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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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既亡，三哥陆玄作为陆氏家族的代表早早的被关押在洛阳，扛起家族的责任毫无疑问就落在了陆机和陆云两兄弟肩上。虽然陆机父祖两代均以战功彪炳江东，但世家大族的底蕴向来要求子弟文治武略。陆机和弟弟陆云年少时都以奇才闻名，文章盖世，倾心儒术。

出身钟鼎之家，兄弟俩遍历繁华，即便退守华亭，想来也是可以煮酒焚琴，自创一段闲云野鹤的悠闲。只不过现实总是残酷，太康元年五月，晋王朝下诏“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这一严厉措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切断这一帮危险人物与其故土的联系。陆云就被迫迁居寿阳，处于西晋朝廷的严密监控之下。

好在陆云口才好，性格清正，态度温和，后得到扬州刺史周浚的赏识，任命为从事，比哥哥陆机早几年进入晋王朝的官场。陆云一路跟随周浚，自从事到主簿再到太子舍人，从这一方面来说，陆云似乎比他哥哥陆机更适合从政。

陆云一步一步的走向西晋王朝的权力中心，陆机却在华亭守着父兄的坟墓和残破的故园。家族责任感极强的陆机就把重振家声的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

3

赋闲在家的陆士衡最不缺的就是大把的时间和满腹的才情。他曾经给弟弟陆士龙写过十首诗，其中满是愧语和对弟弟的赞扬和期望。他说“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明确表示重新光复家族的重担自己是挑不动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墉。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

同胞兄弟6个，2个战死，1个在洛阳当人质，1个被控于寿阳，小6还不堪事，这样惨烈的局面，岂是一句悲怆所能形容的。

国和家的颠覆，早已为陆机的人生画上了悲凉的基调。

对于一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机会总是比别人来得容易一些。公元284年，陆机的从父既前孙吴吏部尚书陆喜，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他是第一批被西晋朝廷征召的前吴官员。这显然是陆氏家族时隔五年以后的一个重大机遇，可是陆氏家族似乎在前一百年里把好运气都用光了。

陆喜到了洛阳不久就去世了，陆喜的身后事只能由陆机办理。这是陆机第一次入洛，这一年他24岁。

只不过，这一次，他只是家族的扶棺人。

这一年，陆机在洛阳短暂停留后，为叔父扶棺再次返回家乡华亭。时光飞逝，不知不觉又是三、四年的时间，陆机潜心治学，宁静的岁月里，陆氏老宅的白鹤陪他度过了一载又一载。如果没有这十年的苦修和进益，想必也就没有陆机后来的文华辞茂，也便没有李世民口中的一代文宗了。

4

公元288年，或许是闻到了朝廷征辟的风声，又或许是亡国之痛渐渐平息，陆机开始审视这一段历史，总结父祖的功绩，反思孙吴的失败，写成《辩亡论》上下两篇。

他自述是“以孙氏在吴，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两篇”，后南朝梁·萧统将其收录于《文选·卷五十三》论一类。

《辨亡论》从孙坚时代写起，以简洁明朗的笔调细数孙吴五代的起落，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互为表里，形制极似贾谊《过秦论》。“上篇主颂诸主，下篇扬其先功，而且致暗咎归命（孙皓）之意”。而陆机之“先功”与孙吴之“帝业”密不可分，无先功难成帝业，无帝业无以显先功。

因为陆机对吴国的深厚感情，《辨亡论》虽受贾谊《过秦论》的影响，却不能如贾谊那样客观地、冷静地论兴述亡，总结教训，其对孙皓的批判，亦不如贾谊批判暴秦那般直接、尖锐。对于此，《文选学》就有中肯的评价“无深责归命（孙皓降晋封归命侯）之辞，文辞特厚，盖士衡为吴世臣，立言之体当如是也”。

在文章中，陆机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有三而兴，而人和尤为紧要。

在他的观点里，吴主孙权胸怀博大，礼贤下士，善于识别人才，敢于使用人才，真诚信人，虚心纳谏，不听谗言，恤民如子，既是人君不可缺少的政治品格，又是东吴兴旺发达的基本。他的这一政治主张肯定深得太宗之心，被李世民誉为“百代文宗”，其中定有太宗心有戚戚的缘由。

《辩亡论》可以说是陆机十年蛰伏之后的崭露头角之作。

都说文如其人，《辩亡论》虽然是言语犀利的政论檄文，但我们依然可以窥见陆士衡的谦谦君子之风，也可以察觉他的优柔心肠。他这一生的悲剧或许在《辩亡论》里即可略见端倪。

僻居乡野十年，陆机嗅到了自洛阳而来的那股东风，深埋心底的野心开始萌芽，于是便有了这一阙《辩亡论》。它是新生之前的挽歌，是陆氏百年名门的功德碑，也是孙吴50载的墓志铭，更是献予司马家族的投名状。

名门高士，终究不甘沉沦。

未完待续……